我是一名中学教师，70年代初，我喉咙突然嘶哑，月余未见好转。后经医院诊断为喉癌(I。鳞状细胞癌)。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真是太沉重了我刚过不惑，有未竟的事业；两个孩子还小，今后怎么办……焦虑、痛苦交织在心际。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驱使下，我终于在生命与功能间作出了抉择——全喉切除。

    术后，生命是保住了，功能却失去了；一个好端端的能说会道的人成了“哑巴”，不会讲话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这比天生的“哑巴”更痛苦，因为我成了能听不能说，受了委曲只能忍气吞声的“哑巴”。失去了语言功能，在工作与生活上带来的麻烦更是难以言状。有一次我叫爱人拿几颗钉子(当时发音仅靠极其低微的辱齿音，要在极静的环境中，聚精会神地听，才能偶尔听清一些)，结果我爱人拿了一只凳子给我。我摇摇头再说，爱人又拿了一面镜子给我。我火了，一下子把镜子摔个粉碎。唉，一向温和的我。因为不能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