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名额是如何分配的？(1)
科举制度发轫于隋朝。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废黜了魏晋以来由世家大族荐举选士的“九品中正制”，改以考试铨选官吏。至清末，开科取士成为定例，是朝廷招贤揽才的主要方式，历时长达千余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为中下阶层民众向上流动提供了阶梯，促进了中国的大一统。缘于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文化与教育水平千差万别，科举名额分配制度由来已久，延宕不息。
隋唐时期的科举名额分配
中国科举博物馆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为后世奠定了许多典章制度，树立了治国典范。以唐代为例。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两级，一是州试，又名解试;一是省试，规定凡州试合格之后，方能参加中央一级的省试。科举考试的科目也名目繁多，但最受重视的还是明经(“明经”是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进士(“进士”最早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代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宋以后，贡生需经殿试后，及第者赐以“进士”出身)两科。在有唐一代的宰相中，多半是进士出身。进士科最难考，一百人中不过取一两名，倘若中举，便可“鲤鱼跃龙门”，登科为士。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据《文献通考》记载，有唐一代289年间，共录取进士6427名;实际的数量远不止于此，应在万名左右。
科举匾额博物馆
囿于各州人口数量与赋税征收标准不同，为了便于管理，初唐将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后归并为“上州、中州、下州”三等;其中，上州109个，中州29个，下州189个;唐中后期，州的数量略有变化。按照建置州的级别高下，政府对每州贡生的解额数量进行了周详的规定，“凡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异等，亦不抑以常数”。除进士科解额外，对明经科的解额也予以限制，如规定国子监明经解额人数不应超过300人，畿辅州解额人数不应超过50人。
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三类：一是各地学馆的学生，又名“生徒”，每年经学馆考核通过后，便可直接送尚书省参加省试;二是社会考生，他们或就读于私塾，或自学成才，每逢科举考试，便可向所在州县报考，名为“乡贡”，考中后，再前往尚书省参加省试;三是皇帝特别下诏征集某类名士所举行的科举考试，名为“制科”。除制科为临时举行的考试外，其他两科均为常科，即在固定时间内举行。无论是常科还是制科，唐代均按照人数多寡选拔贡生名额，即上州岁贡3人，中州岁贡2人，下州岁贡1人。在会试的录取中，并无固定的名额分配。
考生使用的考篮和考箱
虽然只要符合条件，不同地域的人均可参加科考，但在实际的拔擢中，还是存在地域倾向的。以宰相为例，有唐一代共有宰相369人，主要分布全国9个道(道，相当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在史书有传的143人中，隶属北方的宰相多达121人，隶属南方的宰相仅有22人。其中，隶属畿辅之地的关内道，所出宰相最多，高达44人;其次是出自河北道的宰相，共计31人，两者占总数的近一半以上;在隶属南方的宰相中，最多的江南道仅有10人，尚不足总数的7%。
事实上，唐代的宰相多出自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尤以畿辅周遭的关内道、河北道、河南道为主。倘若具体到州而言，则以京兆府、相州、郑州、洛州等地偏多，以至于唐代文豪柳宗元也坦言“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唐代的上层统治阶级大多出自关陇一带，关中地区是其统治根基所在，为了更好的拱卫中央，朝廷在拔擢人才方面，偏向于招揽关中名士;二是“安史之乱”以前，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南方，南北文化与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南北录取名额数量的不同。
科举考试的复制场所
两宋时期的科举名额分配
北宋以降，科举成为朝廷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布衣者入仕，肇始于北宋。为了杜绝徇私舞弊，更加公平地选拔真正的人才，朝廷在科举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禁止考生与主考官私相授受、考卷需弥录滕封等。
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戊子科(1888)
北宋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即发解试、省试和殿试。无论参加考试的人数，还是录取的名额，均远甚于唐代。因此，解额的多寡，成为各地录取比例的关键所在。北宋初年，朝廷对发解试尚无固定解额，一切以考生成绩优劣论定，即“合格者即得解送”。随着人口的增加，各地解送的贡生越来越多，以致贡院人满为患。为此，朝廷开始制定章程，控制解额数量。至道三年(997)，宋太祖命翰林院拟定发解条制，规定“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经》以下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阙”;大中祥符三年(1009)，宋真宗更是将比例解额制改为固定解额制。为了彰显皇恩，对于常年遭受辽军袭扰的边疆地区，宋廷格外优待，不仅增加录取解额数量，甚至还有“免解恩例”。 (董强)
隋唐时期的科举名额分配
中国科举博物馆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为后世奠定了许多典章制度，树立了治国典范。以唐代为例。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两级，一是州试，又名解试;一是省试，规定凡州试合格之后，方能参加中央一级的省试。科举考试的科目也名目繁多，但最受重视的还是明经(“明经”是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进士(“进士”最早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代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宋以后，贡生需经殿试后，及第者赐以“进士”出身)两科。在有唐一代的宰相中，多半是进士出身。进士科最难考，一百人中不过取一两名，倘若中举，便可“鲤鱼跃龙门”，登科为士。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据《文献通考》记载，有唐一代289年间，共录取进士6427名;实际的数量远不止于此，应在万名左右。
科举匾额博物馆囿于各州人口数量与赋税征收标准不同，为了便于管理，初唐将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后归并为“上州、中州、下州”三等;其中，上州109个，中州29个，下州189个;唐中后期，州的数量略有变化。按照建置州的级别高下，政府对每州贡生的解额数量进行了周详的规定，“凡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异等，亦不抑以常数”。除进士科解额外，对明经科的解额也予以限制，如规定国子监明经解额人数不应超过300人，畿辅州解额人数不应超过50人。
唐代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有三类：一是各地学馆的学生，又名“生徒”，每年经学馆考核通过后，便可直接送尚书省参加省试;二是社会考生，他们或就读于私塾，或自学成才，每逢科举考试，便可向所在州县报考，名为“乡贡”，考中后，再前往尚书省参加省试;三是皇帝特别下诏征集某类名士所举行的科举考试，名为“制科”。除制科为临时举行的考试外，其他两科均为常科，即在固定时间内举行。无论是常科还是制科，唐代均按照人数多寡选拔贡生名额，即上州岁贡3人，中州岁贡2人，下州岁贡1人。在会试的录取中，并无固定的名额分配。
考生使用的考篮和考箱虽然只要符合条件，不同地域的人均可参加科考，但在实际的拔擢中，还是存在地域倾向的。以宰相为例，有唐一代共有宰相369人，主要分布全国9个道(道，相当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在史书有传的143人中，隶属北方的宰相多达121人，隶属南方的宰相仅有22人。其中，隶属畿辅之地的关内道，所出宰相最多，高达44人;其次是出自河北道的宰相，共计31人，两者占总数的近一半以上;在隶属南方的宰相中，最多的江南道仅有10人，尚不足总数的7%。
事实上，唐代的宰相多出自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尤以畿辅周遭的关内道、河北道、河南道为主。倘若具体到州而言，则以京兆府、相州、郑州、洛州等地偏多，以至于唐代文豪柳宗元也坦言“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唐代的上层统治阶级大多出自关陇一带，关中地区是其统治根基所在，为了更好的拱卫中央，朝廷在拔擢人才方面，偏向于招揽关中名士;二是“安史之乱”以前，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南方，南北文化与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南北录取名额数量的不同。
科举考试的复制场所两宋时期的科举名额分配
北宋以降，科举成为朝廷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布衣者入仕，肇始于北宋。为了杜绝徇私舞弊，更加公平地选拔真正的人才，朝廷在科举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禁止考生与主考官私相授受、考卷需弥录滕封等。
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戊子科(1888)北宋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即发解试、省试和殿试。无论参加考试的人数，还是录取的名额，均远甚于唐代。因此，解额的多寡，成为各地录取比例的关键所在。北宋初年，朝廷对发解试尚无固定解额，一切以考生成绩优劣论定，即“合格者即得解送”。随着人口的增加，各地解送的贡生越来越多，以致贡院人满为患。为此，朝廷开始制定章程，控制解额数量。至道三年(997)，宋太祖命翰林院拟定发解条制，规定“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经》以下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阙”;大中祥符三年(1009)，宋真宗更是将比例解额制改为固定解额制。为了彰显皇恩，对于常年遭受辽军袭扰的边疆地区，宋廷格外优待，不仅增加录取解额数量，甚至还有“免解恩例”。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