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红色家风的接力
焦裕禄因患肝癌不幸病逝，年仅42岁。在焦裕禄葬礼上，他的妻子徐俊雅手牵着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几个孩子低声悲泣的情景令人心碎。 焦裕禄的事迹广为人们传颂。如今，他的后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严于律己，一步一个脚印地书写着人生，将“不搞特殊”的家风代代相传……
1964年2月7日，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决定让他换件新棉袄。他们怕焦裕禄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焦裕禄知道这件事后，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常常对家属说：“现在兰考遭灾，群众生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的就不错了。比我要饭时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会儿强多啦!”焦裕禄去世后，他的妻子徐俊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很拮据。徐俊雅始终记着焦裕禄临终前的遗言：“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日子过得清苦艰难，孩子多，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就顾不得许多了。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徐俊雅就流着泪把焦裕禄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个作业本，正、反两面都用完，才会换新的。
那个时候，焦家最怕过春节。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回忆说：“我爸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我妈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但包了饺子以后，第二天大家欢天喜地放鞭炮的时候，她就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一整天不吃不喝。我们心里清楚，我妈是在想念我爸!我们家离我爸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我爸的墓地上走一走。她和我爸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后来，6个儿女一个个走出兰考，在外地工作。离休后的徐俊雅仍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仍然保留着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与他聊天的习惯。
焦守凤是焦裕禄的大女儿，1945年出生，小名“小梅”。在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他晚上有时在家办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让孩子们用，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孩子们拿。
焦守凤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她在副食品加工厂做酱油醋和腌成菜，洗萝卜、切萝卜、做成菜，啥都干。那时候，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还要切几百斤辣椒，双手经常被烧得火辣辣地疼。她几次哭着埋怨父亲对自己太狠心。
有一年父亲祭日，焦守凤来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树下缅怀父亲，无意间听到旁边一位老太太说：“焦书记可真是个好人，也不知他家的孩儿们现今都干啥哩，过得好不好？”那一刻，焦守凤泪流满面，也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作为红色后代，焦守凤说：“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工作，按我爸的要求，不向组织张嘴提要求，不向组织伸手要这要那。我们要求孩子在工作上也一定要努力，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要因为你姥爷在全国有名望，就借他名望做事，姥爷是姥爷，你是你。”
二女儿焦守云接受采访时说：“1966年被毛泽东主席接见，1973年成为‘十大’代表，又被几代国家领导人接见，2008年当上了奥运火炬手。我承认我非常幸运。”1978年，焦守云从部队转业到郑州科技局下属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退休后在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焦裕禄干部学院等单位任职，并被聘为淄博市博山区焦裕禄纪念馆名誉馆长。她说：“为传承父亲的精神做点事儿，每当做成一件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从小受父亲宠爱。9岁的一天，兰考县委一位叔叔带她去了郑州的一家医院。当时，焦裕禄病得很重，很瘦，很憔悴。焦裕禄看女儿来了，非常高兴，一遍遍嘱咐她：“要好好学习!照顾好妈妈!”焦守军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17岁那年，高中毕业的焦守军到昆明某部队当兵。在连队，她当过炊事员、饲养员、报务员;养猪、喂牛、种水稻、进坑道。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生活多么紧张，焦守军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和好评。1987年，焦守军到成都军区档案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档案助理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受到各级嘉奖。
焦跃进排行老五，是焦家后人后来“官”做得最大的一个。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5岁。母亲徐俊雅跟焦跃进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能搞特殊，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焦跃进像父亲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他当过知青，当过教师，出任过共青团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垌阳乡乡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后来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开封市计委副主任，1999年1月任杞县县长，2002年9月任杞县县委书记。后来，焦跃进成为开封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开封汴西新区党工委书记，2014年2月任开封市政协主席。焦跃进在日常的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父亲那句“不能搞特殊”的含义。他从政期间，为官严谨，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我是焦裕禄的血脉传人，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
焦保钢是焦裕禄最小的儿子，18岁参加工作到兰考县公安局刑警队。由于办案骁勇且干练，不法分子闻焦保钢之名而胆寒。他多次立功受奖。圈内人一提起他的名字，都会自豪地说：“保钢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块好钢!”焦保钢后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世。
受父亲影响，焦家几个孩子为人处世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么多年来，那个终日忙碌、身影高大的父亲，在焦裕禄后人心里并没有走远。“不准搞特殊”的家风，焦家上下恪守不怠。焦守云说，作为焦裕禄的子女，目标只有一个，做好传承父亲精神的工作。 (志玮)
1964年2月7日，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决定让他换件新棉袄。他们怕焦裕禄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焦裕禄知道这件事后，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常常对家属说：“现在兰考遭灾，群众生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的就不错了。比我要饭时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会儿强多啦!”焦裕禄去世后，他的妻子徐俊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很拮据。徐俊雅始终记着焦裕禄临终前的遗言：“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日子过得清苦艰难，孩子多，吃饭是头等大事，穿衣就顾不得许多了。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徐俊雅就流着泪把焦裕禄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然后再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个作业本，正、反两面都用完，才会换新的。
那个时候，焦家最怕过春节。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回忆说：“我爸去世后，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那几年，每年的除夕夜，我妈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但包了饺子以后，第二天大家欢天喜地放鞭炮的时候，她就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一整天不吃不喝。我们心里清楚，我妈是在想念我爸!我们家离我爸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总是到我爸的墓地上走一走。她和我爸有很多的话要说，要倾诉。”
后来，6个儿女一个个走出兰考，在外地工作。离休后的徐俊雅仍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仍然保留着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与他聊天的习惯。
焦守凤是焦裕禄的大女儿，1945年出生，小名“小梅”。在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他晚上有时在家办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让孩子们用，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孩子们拿。
焦守凤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她在副食品加工厂做酱油醋和腌成菜，洗萝卜、切萝卜、做成菜，啥都干。那时候，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还要切几百斤辣椒，双手经常被烧得火辣辣地疼。她几次哭着埋怨父亲对自己太狠心。
有一年父亲祭日，焦守凤来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树下缅怀父亲，无意间听到旁边一位老太太说：“焦书记可真是个好人，也不知他家的孩儿们现今都干啥哩，过得好不好？”那一刻，焦守凤泪流满面，也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作为红色后代，焦守凤说：“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工作，按我爸的要求，不向组织张嘴提要求，不向组织伸手要这要那。我们要求孩子在工作上也一定要努力，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要因为你姥爷在全国有名望，就借他名望做事，姥爷是姥爷，你是你。”
二女儿焦守云接受采访时说：“1966年被毛泽东主席接见，1973年成为‘十大’代表，又被几代国家领导人接见，2008年当上了奥运火炬手。我承认我非常幸运。”1978年，焦守云从部队转业到郑州科技局下属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退休后在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焦裕禄干部学院等单位任职，并被聘为淄博市博山区焦裕禄纪念馆名誉馆长。她说：“为传承父亲的精神做点事儿，每当做成一件事，我就感到非常快乐。”
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从小受父亲宠爱。9岁的一天，兰考县委一位叔叔带她去了郑州的一家医院。当时，焦裕禄病得很重，很瘦，很憔悴。焦裕禄看女儿来了，非常高兴，一遍遍嘱咐她：“要好好学习!照顾好妈妈!”焦守军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17岁那年，高中毕业的焦守军到昆明某部队当兵。在连队，她当过炊事员、饲养员、报务员;养猪、喂牛、种水稻、进坑道。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生活多么紧张，焦守军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和好评。1987年，焦守军到成都军区档案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档案助理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受到各级嘉奖。
焦跃进排行老五，是焦家后人后来“官”做得最大的一个。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5岁。母亲徐俊雅跟焦跃进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能搞特殊，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焦跃进像父亲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他当过知青，当过教师，出任过共青团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垌阳乡乡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后来任过兰考县副县长、开封市计委副主任，1999年1月任杞县县长，2002年9月任杞县县委书记。后来，焦跃进成为开封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开封汴西新区党工委书记，2014年2月任开封市政协主席。焦跃进在日常的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父亲那句“不能搞特殊”的含义。他从政期间，为官严谨，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我是焦裕禄的血脉传人，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
焦保钢是焦裕禄最小的儿子，18岁参加工作到兰考县公安局刑警队。由于办案骁勇且干练，不法分子闻焦保钢之名而胆寒。他多次立功受奖。圈内人一提起他的名字，都会自豪地说：“保钢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块好钢!”焦保钢后在河南省公安厅督察处和经济侦查处工作过，2013年因脑出血不幸去世。
受父亲影响，焦家几个孩子为人处世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么多年来，那个终日忙碌、身影高大的父亲，在焦裕禄后人心里并没有走远。“不准搞特殊”的家风，焦家上下恪守不怠。焦守云说，作为焦裕禄的子女，目标只有一个，做好传承父亲精神的工作。 (志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