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交易

    [美]斯科特·卡尼 著

    姚怡平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献给我的父母

    Linda Haas Carney和Wilfred Ignatius Carney Jr.前言 死路

    副督察手上的香烟逐渐变短，他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弹到窗外，烟屁股落

    在邻国的土壤上。他负责的这个警察局，是一栋外观矮宽的混凝土建筑，恰巧位于

    国界之上，甚至只要穿越房间，就有可能身处邻国的管辖范围内。他花时间阅读报

    纸，计算着自己和德里之间那段超现实的距离。他在衬衫口袋里找烟，但烟盒已

    空。他皱眉，望向桌子对面，思索着我的要求。

    “所以，你想看骨骼啊。”

    我不确定他究竟是在问我，还是在陈述事实。坐在木头凳子上的我移动了身体

    的重心，凳子一往前倾就嘎吱作响。我点了点头。

    这两周以来，我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境内仔细搜索，有人通报

    了“人骨工厂”的消息，因此我立刻前往调查。一百多年来，印度乡间的坟墓陆续

    被人盗空，尸骸被卖到国外，作为解剖示范用的骨骼使用。最近，存在人骨贸易的

    地方大为增加，美国境内的每一间教室里，那些人骨必定是来自印度的。虽然在

    1985年时，印度政府禁止人体器官出口，许多人骨贩子因而被迫歇业。不过，仍有

    若干人骨贩子存在至今，他们被迫转到地下。而且，正如人体市场的其他生意一

    样，人骨贸易欣欣向荣。

    我好不容易来到印度和不丹的国界，将某位特别令人不快的解剖专家的供应链

    记录下来，据说对方与西方国家的公司仍有联系。虽然做这行的利润很高，但是实

    际处理人骨的地方却没什么好看的。那些位于隐秘地点的人骨工厂，其实只不过是

    河岸边用防水帆布搭建的小棚屋，源源不断的无数尸体就在此处缩减到只剩下最基

    本的部位。人骨贩子雇用了盗墓人和自学成才的解剖专家，除去人骨上的肉，把人

    骨抛光得洁白发光，然后包装出货。当然，这门恐怖的生意并不受当地人与警察的欢迎，因此人骨贩子都在大家看

    不到的地方工作，我花了整整三个礼拜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一条线索。

    当时某报纸刊登了一则短篇报道，说某个警察哨所在一次幸运的搜捕行动中，查获了私藏的颅骨和骨头。我心想，机会终于来了。于是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

    了印度边境的贾尔冈过境处。虽然贾尔冈每天有数千名旅客过境，但这里并不以好

    客闻名。

    “所以，你想看颅骨啊。”副督察假笑着，“没问题。”

    他从办公桌后起身，示意我随他走到窗户旁。玻璃窗上满是尘垢，窗外可俯瞰

    印度这边的国界。他指向隔壁那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筑。“他们就在那里设立工

    厂，三个房间里都装满了骨头。”在这个地点，交易商不用应付边境警察，只要把

    一袋袋的走私品从墙上抛过去，就能丢到邻国去了。不过，把工厂设立在警察局旁

    边，仍然是个拙劣的做法。

    “老实说，”他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原本还担心那些人骨可能是谋

    杀案的受害者，因为印度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法律禁止盗墓，最后他们有可能会无

    罪释放。”就算要以盗窃罪起诉他们，也会是个问题，毕竟那些骨头的原拥有人现

    在都已经死了。

    逮捕行动过后，警方将那些骨头登记为证据，以免届时法院决定起诉审理。副

    督察的助理带我来到一间遍布污痕的牢房，那间牢房兼作侦讯室与赃物库使用。他

    拉出六个尼龙编织而成的老旧水泥袋，其中一袋落在地板上，袋内的枯骨碰撞，发

    出响亮的声音。他摸索了一会儿才打开结，拉出一层透明塑料布。

    第一个水泥袋里装满腿骨，有泥土的味道。从腿骨上粘附的土块可看出，它们

    已经被埋在地底下好长一段时间了。少数一些胫骨带有锯痕，工人切除了球形端，现在外观好像长笛的吹口。接着副督察的助理把绑紧第二个袋子的那条棕色麻绳猛

    然一拉，一整袋颅骨露了出来。每一个颅骨被锯成了好几片，头顶底下的部位已被

    去除并丢弃，只剩下一百片左右的头盖骨。

    我仔细查看这些颅骨，不由地皱眉。这些不是我要找的颅骨，它们太过老旧，处理得也太过精心。符合标准的解剖示范用骨骼必须在短时间内制备完成，而且会

    以系统的方式，将骨头清洁到实用的程度。骨骼一旦在土壤里待得太久，有经验的

    医生就不可能会用它们作研究。此外，哪个医生会不想目睹骨骼的其余部分呢？看

    来我是找错了人骨贩子，偷窃这些骨头的人规划的生意路线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营

    销对象不是医生，而是僧侣。

    不丹佛教的某些教派之所以独具特色，就是因为其教义言明，要了解生命之有

    限，唯一之道就是在遗体旁长时间凝神沉思。因此，每一个家庭和虔诚的佛教徒都

    需要精心制备的人骨法器。最常见的，就是把胫骨雕刻成长笛，颅骨的头盖部分切

    割成法钵，所以才会有这几袋胫骨和颅骨。

    又是一条死路，我已经习以为常，却仍旧不由心生讶异，我从来没想过，遭窃

    的人骨会有这么多条贩卖管道。我拍了几张相片，感谢那些警察为我花费时间。我

    在路上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来到此地，最终却是白忙一场。

    我的司机发动引擎，驶离警察局的车道，车后扬起一团褐色尘土。我准备好面

    对漫长颠簸的回程之路，还准备要体验差点与对面车流迎头相撞的惊险。在如此贴

    近死亡之后，我突然有了一些想法。印度乡间竟有两组窃骨人马争夺尸体，实在令

    人难以置信。人体器官市场是否只存在于国际贸易的边陲地带？究竟有多少种贩卖

    人体的方法？

    如果在世界上如此偏远的角落里，都有人竞相争夺尸体，出口死人遗体，那么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或许也会有人从遗体中获利。也许，人体的每一个部位：小

    至骨头、韧带、角膜、心脏、血液，大至整具遗体，每天都有人拿来进行交易。

    我还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这只是我研究调查全球人体交易的开端。我计划要

    踏遍印度、欧洲、非洲、美国各地，寻找合法与非法的人体部位交易产业。人肉市

    场，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简介 人与肉

    我的体重接近200磅，棕色头发，蓝色眼睛，牙齿齐全。就我所知，我的甲状腺

    会输送适当的荷尔蒙到全身总计约5600毫升的血液里(包括动脉和静脉)。我身高2

    米左右，所以有很长的股骨和胫骨，以及牢固的结缔组织。我的两个肾脏功能正

    常，心脏也以每分钟87次的速度稳定跳动着。从上述因素算来，我大约价值25万美

    元。

    我的血液可分离成血浆、红细胞、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以拯救手术台上患者的

    性命，或者阻止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不受控制地流出；我那些连接关节的韧带，可以

    从骨头上刮下，移植到奥林匹克运动员受伤的膝盖里；我脑袋上的头发可制成假

    发，或可还原成氨基酸，作为烘焙食品的发酵剂使用；我的骨骼可作为生物教室里

    最引人注目的存在；我的主要器官，如心脏、肝脏、肾脏等，可以让器官衰竭患者

    延长性命；我的角膜可切下，让盲人恢复视力。而即使是在我死亡后，病理学医生

    也可以取出我的精子，帮助妇女受孕，产下的婴儿同样有其价值。

    我是美国人，肉体可以高价卖出，但假使我出生在其他国家，价格可就低多

    了。医生与掮客——无论是哪个国家——通过市场运送我的身体部位，光是提供这

    样的服务，就能赚上一大笔钱，而且收入的金额远超过身为卖家的我。原来，无论

    是在器官市场里，还是在鞋子和电子产品市场里，全球供需法则都有亘古不变的原

    则。

    技工能够把老旧的汽车零件换成新品，替嘎吱作响的接合点上油，让引擎再度

    运作；同样的，外科医生也可以把坏掉的器官换成新的，延长患者的生命。年复一

    年，技术藩篱愈来愈低，流程也愈来愈简便。不过，人体跟机器有别，不会有一堆

    高质量的二手人体零件供人取用。于是，近年来有许多人尝试制造人工心脏、肾脏

    和血液，但是跟真品比起来，实在没什么吸引力。人体实在是太过复杂精密，目前

    工厂或实验室都还没有能力克隆人体。这就表示，想要满足人体部位需求，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活人和刚去世的死者当中，寻找原料来源。

    我们需要大量尸体，提供人体原料给医学院，让那些未来的医生们能够充分认

    识人体解剖学；领养机构把第三世界的数千名儿童送到第一世界，填补美国家庭里

    的断裂；制药公司需要活人来测试下一代的超级药物；美容产业每年要处理数百万

    磅的人发，以应付消费者对新发型永不休止的渴望。说什么热带岛屿穿草裙的食人

    族时代？不提也罢，当今人类对人肉的欲望程度才是史上最高的。

    但是，若决定人体可以在开放的市场上交易，就会产生奇怪的魔力。多数人直

    觉知道，人类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有肉体存在(小至赋予质量的原子和夸克，大至维

    系生存的复杂生理结构)，还有那种只有伴随生命而来的存在感。在本书中，为了

    让读者理解我的文字，我假定人体是有灵魂的。灵魂离开后，人体就会变成一堆物

    质。

    虽然我们情愿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神圣的，不是市场上可以随意翻找的货品，但

    是人体部位的销售活动其实很热络，每年器官交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全球人口将

    近60亿，供应量可说是相当充沛。就全球的供应量而言，有将近60亿个备用肾脏

    (要是够冷血无情的话，也可以说有120亿个)，还有将近600亿公升的血液，角膜

    的数量也足以填满一整座足球场。唯有一点会妨碍交易者赚取如此庞大的潜在利润

    ——交易者无权开采资源。

    以儿童领养市场为例，目前，若某个家庭决定要将国外的贫困儿童带回国内养

    育，他们对孩子的身份其实只有模糊的概念，因此在寻找心目中理想的婴儿时，只

    会根据可用的婴儿市场，缩小期望范围。他们会浏览国际领养机构发布的在线选

    单，阅读报纸上对育幼院里身心匮乏的儿童所作的报道，然后费尽心力决定哪些具

    体的特质会让自己起了领养的念头。

    当然了，那孩子将来某一刻就会成为家里的一分子，不过实际上，要领养到孩

    子，就得涉及由中间人和腐败的政府官僚所操控，且又往往黑幕重重的供应链。许

    多中间人和官僚看待儿童的态度，也只比看待尸体要好上一些而已。唯有等到那个

    家庭把孩子带入家里后，那孩子才能从抽象的概念变成真正的人。不过，我们对这一主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并不重要，因为人体毋庸置疑就是一

    种商品，令人不安的商品。人体作为产品时，并不是在工厂里由穿着无菌衣的劳工

    组装成的新品，而是像废料市场里的二手汽车那样取得的。在你开支票取得人体组

    织以前，某个人必须把人体组织从一小个带有人性的东西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

    品。废料的价值是以金钱计算，但人体不仅是以金钱计算，还要根据血统，根据获

    救与失去的生命所具有的无可言喻的价值来计算其价格。购买人体就等于是担负了

    人体来源的责任——在伦理道德方面要承担，在前任拥有者的生理史与基因史方面

    也要承担。这是一桩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交易。

    在法律上或者经济上，有三种市场：白市、灰市、黑市。黑市所交易的是非法

    的商品和服务，例如走私枪械和毒品；而非法制造的DVD和未交税的所得则属于合法

    的灰色区域；白市就是每一样合法与台面上的东西所隶属的领域，例如从街角的杂

    货店所购买的食品杂货，每年要尽职送交的所得税等。这三种市场有一个共通点：

    交易品都有真实世界的价值，可轻松换算成金钱，金钱一经易手，交易就结束了。

    可是，人体市场却不一样，因为顾客能重获生命与家庭关系，都要归功于供应链。

    欢迎来到人体市场。

    人体市场所推出的是充满矛盾的产品，社会对人体的忌讳，跟个人想要活得长

    久幸福的渴望是互相抵触的。假使商品市场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来计算，那么人体市

    场就是用微积分计算的，每一个等式都含有零和无穷大的数字。人体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供应者和买家都发生了可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无论买家承不承认，接受了

    别人的肉体，归根结底就等于是一生都对供应者有所亏欠。

    由于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上人们在处理人体时不喜欢采用营利主义的用语，因

    此所有的人体市场在交易期间都采用奇特的利他式语汇。人们不是卖出肾脏、血

    液、卵子，而是“捐赠”出去的。养父母不是在扩大家中人口，而是领养贫困的孩

    童。

    然而，尽管有这些联结，人体和人体部位的金钱价值依旧非常牢固，而且赤贫

    地区成长迅速的人口，也是供应量接近无限的一部分原因。在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一整个村落都在卖器官、租子宫、签字出

    让死后的身体处置权的情形并不少见，当中包含被胁迫的交易，也有双方都同意的

    交易。交易人体部位的中间人——通常是医院与政府机构，但有时是最没有道德的

    罪犯——会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买进，同时还向买家保证人体部位来源合乎道德。

    虽然采购过程有时令人厌恶，但是最终的销售往往是合法的，而且其拯救人命的含

    蓄“道德”用途，往往也会让这类交易获得认可。至于犯罪行为，则用“利他主

    义”的理想掩盖过去。

    在人体市场产生交易行为，使我们得要感激人体部位来源与最终结果之间的所

    有联结，这点和我们人生中所从事的其他交易行为并不相同，其他交易很少会像购

    买他人身体部位那样，立即会有道德示警红旗举起。至于要如何才算是“合乎道德

    的来源”，这是人体市场中每一位潜在受益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自己的身体方能存活，那么身体的部位怎么可以给别人呢？以活

    人捐赠器官为例，患者怎么会有权获得健康者的器官呢？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

    把第三世界的孩童送到第一世界呢？人体交易无可避免有令人厌恶的社会副作用，亦即社会阶层高的人可以取得阶层低的人的人体部位，从来不是反过来。即使没有

    犯罪因素在内，未受限制的利伯维尔场会有如吸血鬼，夺取贫民区里穷困捐赠者的

    健康和气力，把他们的人体部位送到有钱人那里。

    支持人体交易不设限的人往往会说，愿意贩卖自身组织的人可以从交易中获

    利，那笔钱应当能够让他们从贫困的深渊跃升，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毕竟，我们

    难道不是都能对自己的身体遭遇做出决定的吗？其中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人体组

    织是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贩卖人体组织可以当成是救生索，让人脱离绝望

    的情境。可是，现实在于，贩卖人体与人体部位的人很少能目睹自己的生活获得改

    善，而且社会学家很早就知道改善生活不过是幻想。贩卖身体部位无法获得长期利

    益，只会招来风险。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社会地位的窜升速度才会跟人体部位一样快，那就是一次

    卖出整个身体的时候，也就是婴儿进入国际领养市场的时候。

    全球的孤儿多达数百万，表面上看来，领养可有限地解决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儿童一律从危险的社会边缘，进入经济稳定且充满关爱的家庭里。然而，领养

    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也面临着短缺的压力。西方国家——占了大多数的国际领养案

    ——想要肤色较浅的婴儿，这使得孤儿院偏心于某些种族。在美国国内，孤儿院成

    了一种不幸的透视镜，可观察到美国的种族政治现象。白人孤儿往往没多久就会被

    热切的家长领养，黑人孤儿则往往是在寄养家庭里长大。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而衡量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并非种族地

    位，而是儿童的健康问题。因为在印度、萨摩亚、赞比亚、危地马拉、罗马尼亚、韩国等国，资源不足的孤儿院会令儿童的发育受到阻碍。在这些国家以及多数的第

    三世界国家，领养的经营模式跟香蕉市场很类似，这点听来实在令人不快。如果儿

    童或香蕉存放得太久，在市场上的价值就不会太高。儿童在机构里待的时间愈短，就愈有可能进入领养家庭，而孤儿院往往能从每一件国际领养案中，收取相当数额

    的领养费。当儿童通过领养来提高社会地位时，若库存量与转让契据有过大的差

    异，就表示领养机构需要提高周转率，或采用创新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儿

    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有合法和非法的方式。

    截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各地都在尝试人体部位的开放贸易。大家最先争论的

    就是人体部位买卖是否合法，而最没有争论价值的就是血液的买卖。1901年，维也

    纳科学家卡尔·兰茨泰纳(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四种血型的存在，终于开启

    了安全输血的时代。在那之前，接受输血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有时会活下来，有时则会痛苦地死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搔着脑袋，既困惑又挫折，他们不知道不

    兼容的血型会凝结，导致患者死亡。兰茨泰纳发现血型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人对人的直接输血进行了数十万次之多，战场上的士兵得以幸存下来。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液银行的贮藏量已经足以让血液成为一大战争武器，让士兵活下来打仗。抽血诊所提供现金给愿意提供血液的人，用来满足激增的需

    求。血液随时可用，有一个好处——医生能够施行比以前更大面积的手术，失血不

    再是手术过程的阻碍。这样的发展更带领了整个医学领域往前大步迈进。

    此外，这也表示献血中心成了一门大生意。截止1956年，美国境内诊所每年购

    买的血液量超过236500万毫升；10年后，贮藏量达到283800万毫升。献血商店在各

    大城市外围的贫民窟里迅速窜起，普遍得就像是今日贫民窟里的支票兑现商店和当铺。在印度，多个全国工会联盟与政府协商血液价格，不久之后，职业捐血人在印

    度次大陆各大城市的贸易量骤然增加。

    当时，血液的供应可救人性命，很少人会为了供应链的道德与否感到困扰。直

    到1970年，情况才有了变化。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担心人体市场会导致大家无法平等获得先进的医疗，而蒂特马斯对此议

    题所抱持的道德立场，则是受到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影响。英国在“二

    战”期间发起捐血活动，数百万人无偿捐赠自己的血液，为战争尽一份心力。即使

    是战后，英国医院所取得的血液也几乎不用买，英国人认为捐血是爱国的表现，是

    应尽的义务。蒂特马斯在《赠与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曾比

    较美国的商业体系与英国的利他体系，并提出两大论点。

    第一，蒂特马斯证明了购买血液会导致血液供给里的肝炎案例增加，导致医院

    与血液银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胁迫手段，来增加人类血液的贮存量。购买血液不仅

    是危险的行为，也是剥削的行为。商业采血会导致国家寻求尽可能便宜的血液来

    源，开始要求囚犯捐赠血液，蒂特马斯把这种情况比作蓄奴制的现代版。蒂特马斯

    说，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也有可能会迅速出现同样的剥削现象。

    第二，蒂特马斯主张，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出完全以利他捐赠为基础

    的体制。他认为，血液捐赠体制不仅能拯救生命，还能为医院创造利润，此外，更

    可以营造共同体。他写道：“作为社会一分子，为陌生人付出的人，自身(或其家

    庭)最终都能作为社会一分子获益。”对蒂特马斯而言，人体与人体部位应该仅能

    作为交换的礼物，你可以直接把它想成是血液社会主义。

    尽管有主张血液商业化的游说团体极力反对，但是显然，大家采纳了蒂特马斯

    的意见。于是美国通过法律，让自愿捐赠成为常规。付钱购买任何种类的血液，会

    被视为胁迫行为，且要被处以高额罚款(不过，应注意一点，并非所有血液都是生

    来平等的，血浆就是当中的例外，血浆比较容易在人体里再生，一直以来也是美国

    境内许多人经常用来赚外快的方法)，而这种趋势扩及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

    1984年，艾伯特·戈尔(Al Gore)呼吁禁止付钱购买任一种人体部位，并进一

    步推动相关法律的通过。在美国参议院的议员席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其中引用了蒂特马斯的这句话：“人体不应该只是备用零件的集合体。”之后，参议院经

    过表决，通过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明令禁止贩卖人类器官与组织。此后，世界各国纷起效仿。到现在，除了少数几个

    特别的国家外，贩卖血液、购买肾脏、为领养而购买儿童，或死前贩卖自己的骨骼

    等行为，在各国一律属于非法行为。另外，世界各国还针对自愿捐赠一事，设立了

    复杂的制度。人们在血液银行捐血，签署器官捐赠卡，在死后将身体遗赠给科学机

    构，这些全是免费的。理论上，以金钱交换人体部位的人，最终可能会落得坐牢的

    下场。法律规定得一清二楚，购买人体是错误的行为。

    只可惜，在人体生意的利润公平方面，法律有其不足之处。这个由蒂特马斯所

    勾勒且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纳的体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个人无法直接买卖

    人体，但医生、护士、救护车司机、律师、管理人员等，全都能为自己提供的服务

    开出市场价格。患者或许没有付钱买心脏，却肯定支付了心脏移植的费用。实际

    上，心脏的成本转移到了取得心脏的服务成本上。医院与医疗机构更加倾向于从器

    官移植手术中获利，有的甚至将收益分给股东。供应链里的每一个人都赚了钱，只

    有实际的捐赠者一毛钱也没拿到。在明文禁止购买人体部位后，医院基本上可以免

    费取得人体部位。

    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器官移植生意与刮胡刀制造商吉列公司有名的经

    营模式很相似。吉列公司实际的剃刀把手费用微乎其微，但购买刀片的费用却很昂

    贵。肾脏移植的情况也是如此。患者自然不能购买肾脏，但一个经过认证的二手肾

    脏，其移植费用却将近50万美元。

    在所有经济体系中，免费供应原料只会引诱人找到新的方法来加以利用。在美

    国，发生几种绝对紧急情况时，就会需要可移植的人体部位，例如肾脏衰竭。这是

    一成不变的做法，一般也都不会有人对此产生质疑。有的候补期竟然长达五年，再

    次证明了器官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四十年来，美国的联邦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Organ Sharing Network)一

    直都在提升可用的尸体捐赠者的数量，但却始终赶不上患者对新器官的需求，候补

    名单只能变得愈来愈长。因为当有更多的器官可用之后，医生会把那些新进且先前

    认为不符资格的患者加入移植名单里。随着移植技术和医疗成效获得持续改善，外科医生跟着也发现捐赠者捐出的人类材料可帮助更多的患者。

    事实上，器官的需求量并非固定不变，只是移植名单掩盖了这个事实。名单的

    长度其实是受到可用器官整体供应量的影响，而需求量则是受到供应量的影响。好

    消息是，这种方式让许多人得以延长生命。但是，扩张的潜力却也是无限的，这表

    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器官可能所具备的有益用途，也务必要了解一点，即器官摘取体

    制有可能会变得规模很大，且更倾向于采取胁迫手段。

    打个比方，这就像世界各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石油能源的创新，使

    得经济、科技、社会方面都突飞猛进，车辆的运用使得距离大幅缩短，夜晚有灯

    光，冬天有暖气。不过，钻探至耗尽这类产品，对人类而言可就不一定是件好事

    了。

    蒂特马斯模式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没有对医疗隐私权的基本标准作出解释。

    有关当局或许能够在个别捐赠者的记录中追查到捐赠者，但捐赠者的资料都是封缄

    起来，不受公众监督的。捐血者的奉献救了手术患者一命，但医院以外的人根本不

    可能找出捐赠者的身份。血液被抹去了捐血者的身份，标注了条形码，倒入密封的

    塑料袋里。我们买的是包装好的血液，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主流的医疗逻辑认为，若让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有了联系，有可能会损及整个体制，甚至也许会让人们不

    愿再捐赠自身的组织。

    但如此一来，接受血液者就不会觉得自己欠了某位捐赠者的人情，而是会笼统

    地感激血液捐赠体制，尤其是感谢动手术的医生。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患者，无论

    是活体捐赠或尸体捐赠，很少会知道是谁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匿名虽是为了保

    护捐赠者的利益，却也会让供应链变得不透明。受赠者购买身体组织时，不用担心

    身体组织最初究竟是如何取得的。这样的医疗隐私权是炼金术的最后一道手续，让

    人体部位得以变成商品。

    在市场上隐匿原料来源，通常都是个烂主意。人们说什么也不会让石油公司隐

    匿钻油平台的地点，也不会允许石油公司隐匿其环保政策。若钻油平台发生故障，导致数百万桶石油流入海洋，人们会要求石油公司负责。透明度是资本主义最基本

    的安全保障。而站在犯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器官摘取体制无疑是完美无比的，可让

    他们不受限地彻底剥削。由于政策规定仅能捐赠身体组织，因此付钱购买身体组织

    属于违法行径，许多公司会像石油公司投资钻油平台那样，在移植器官的基础机构

    上投入巨额的投资，而实际的原料价格往往贴近于零。同时，重视隐私权的漂亮说

    辞，又让人无法得知人体与人体部位是经由何种途径进入市场。匿名就表示器官买

    家在购买人体部位时，可以不用担心来源，而且不会有人提出任何疑虑。捐赠机制

    把供应状况隐匿于道德伦理的幕布后方，处理掉了道德伦理上的异议。匿名与捐赠

    是两记重拳，使拿走利润的中间人得以掌控整个供应链，购买器官就像开支票一样

    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调查了目前的组织摘取与人体采购体制所产生的问题。现

    今的人体交易市场，堪称为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普遍、利润最高的人体市场。蒂

    特马斯的著作出版后四十年，全球化使人体市场的发展速度和复杂程度都令人眼花

    缭乱，这不是在指控批发制度，也不是在拥抱商业化。我们就活在人体市场里，即

    使否认世上有基于人体组织而存在的经济体制，人体市场还是不会这么简单就消失

    不见。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世上最受尊敬的一些机构确实私下或公开买卖人体，而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如何进行的。

    大体而言，我并未侧重于人体市场里每天进行的数百万笔交易。因为假使没有

    移植技术、献血与领养计划，人类无疑会面临更可怕的后果。但我们无需关注人们

    在人体市场购买后过着快乐生活的幸福故事，因为那种故事讲的是世界对人体组织

    的需求。人体组织的运用方式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体组织如何进

    入市场。本书探究的是经济等式的供应面，若不了解供应面，就永远无法得知人体

    市场助长全球犯罪企业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削弱了两者原本想要保护的高贵理想。人体市

    场供应链里的每一个环节，最终使人类变成了人肉。而负责买卖人体的掮客则扮演

    了屠夫的角色，他们把活人视为各个人体部位的集合体。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2006年至2009年间，我住在印度金奈(Chennai)，这座繁荣的沿海大城市位

    于南印度，斯里兰卡北方数百英里处。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印度待了几年的时间，在遍地沙漠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大学研究民俗和语言，也就是在达兰萨

    拉附近。我知道自己想在南亚待上更久的时间，但并不确定自己将来是否要当个新

    闻记者。

    我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研究所毕业后，马上就开始了短暂的专业

    学术生涯，在印度教导美国学生一个学期。我负责的学生有十二位，我们行遍德

    里、圣城瓦腊纳西以及菩提迦耶(BodhGaya)这个朝圣中心。但在最后一站时，我

    的一位学生去世了，我和另一名负责人将尸体送回美国她的家人那里。我有整整三

    天时间都陪伴在她的尸体旁，试图延缓那无可避免的腐败过程。那次是我最接近尸

    体的一段经验，她的尸体冷却变色之际，人之必死的肉体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在我的

    面前。

    她的死亡尤其让我明白一点，每一具尸体都有一位利害关系人。她从人转变成

    物体后，人们似乎纷纷露面，要求取得她肉身可利用的部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

    跟警方、保险公司、殡仪业者、家属和航空公司进行协商，讨论如何将她的尸体带

    回国下葬。

    虽然我当时并未意识到，但是这件事开启了我对国际人体交易的认识。在某种

    程度上，由于发生了几起我无法掌控的事件，才使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主题。本书的

    第一部分便会直接讨论该起死亡事件，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内容令人不安，但这却

    是无可避免的事。

    在我的学生去世后，我便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教书了。因此，我开始为

    《Wired》与《Mother Jones》这两家杂志写文章，也在我位于金奈的据点，给几家电视频道与广播电台撰稿。我的报道内容涵盖了南亚的肾脏交易商、骨骼小偷、血液海盗、儿童绑架者所采取的经营手法。之后，我行遍欧美各地，把最糟糕的情

    况记载下来。买家在购买人体部位前，必然会先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可是在每一

    个案例中，买家大多不知道之前会有哪些事件发生，这点实在让我感到诧异不已。

    我认为人体市场很特殊，与一般经济体系不同，而这个想法始于我对印度人骨

    贩子与肾脏小偷所进行的研究调查，而且这个概念涉及的不仅是被当做备用零件使

    用的人体。此外，不合时宜的利他主义与隐私权，也对丧葬业与领养产业造成严重

    的影响。一谈到人体这个主题，供应链总是相同的，这真是怪异。

    我开始考虑将所有研究结果汇集成书之际，发现世上的不法人体市场比我想要

    涵盖的还要多。美国境内有好几起重大的太平间窃尸案，殡仪馆会将家属托付的遗

    体卖给人体组织供应公司，遭受亵渎的尸体跟着就被大卸八块，用于移植手术和肌

    腱更换，但本书并不提及这件事；有一些巡回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览，据闻展览的

    是死刑犯的塑化遗体，本书也略过了这件丑闻；有一份报告表示，英国有超过十万

    的脑下垂体遭窃，用于制造人类生长荷尔蒙，本书也同样只有简单提及；前一阵

    子，有报道指出，玻利维亚的一些连环杀手会把受害者的脂肪卖至欧洲美容公司，用于制造高档市场的面霜，本书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随着时间拉长，我的名单也跟着愈来愈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以

    色列军队在搏斗中杀死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后，就会摘取尸体上的角膜。甚至在更早

    以前，19世纪初，欧洲地区干制首级的市场景气大好，造成南美洲境内的部落战争

    四起。想要详尽涵盖每一个人体市场，实在超出我的能力。

    因此，我只希望本书能让读者站在新的角度来看待人体市场。若能看出这些市

    场之间的共同点，或许就能想出办法，解决人体组织经济体的问题。罪犯在经济世

    界最黑暗的角落里采取行动，但罪犯的存在全是因为我们的姑息所致。我碰到的那

    些掮客，几乎是无所顾忌地用尽手段取得人体组织。他们隐匿了供应链，避免他人

    窥探打听。而他们背后的驱动力，正是资本主义低买高卖的简单真理。

    在多位货主之间运输组织与人体，往往有利可图，但同时中间人却也开启了通

    往滥用的危险大门。唯一能摆脱他们的方法就是让阳光照进去，让整个供应链从头到尾暴露在外。每一袋血液都要能追溯回原始捐赠者，每一个肾脏都要附注姓名，每一个代孕子宫都要能查出代孕母亲的身份，而每一件领养案都要公开。本书各章

    分别探讨不同的人体市场，并叙述了我所能找到的最重大、利润最高或最令人不安

    的情况，让读者大略了解世界各地的各种人体市场。

    目前，通过供应链追踪人体组织来源的权力，几乎都是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

    中。一般而言，这类机关往往资金不足，而且几乎都会跟他们理应监督的医院和掮

    客相互勾结。国际交易根本无人监管。本书所涵盖的每一个市场，都在充分证明这

    类机关的失职。我们不该盲目相信他们会安全控管人体从部位转变成商业产品的流

    程，我更主张交易纪录应该公开，让大众知道。

    虽然彻底的透明化又会招致许多其他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减少人体的总供应

    量。以英国为例，有一项新方案规定捐卵者的记录必须公开，这种做法几乎终结了

    捐赠者供应卵子给不孕夫妻的现象。现在，英国妇女前往西班牙与塞浦路斯

    (Cyprus)购买卵子。

    然而，采用透明化的做法后，那些不择手段取得人体的掮客不再有机会插手

    了。如果买家能够追踪到原生家庭、寄送感谢函，再也不会有人因肾脏而遭人杀害

    或绑架；如果所有的领养案都是公开的，再也不会有儿童遭人绑架，与父母分离；

    血液卖家再也不会被锁在房里达数年之久，就只是为了略微提高当地的血液供应

    量。

    现在该是停止忽视人体交易，开始担起责任的时候了。目 录

    前言 死路

    简介 人与肉

    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第一章 人体炼金术

    第二章 人骨工厂

    第三章 肾脏探勘

    第四章 家长会面

    第五章 圣母怀胎

    第六章 婴到付款

    第七章 血钱

    第八章 临床劳工小白鼠

    第九章 长生不老的承诺

    第十章 黑金

    后记 罗莉塔·哈代斯蒂之颂

    致谢

    参考书目第一章 人体炼金术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埃米莉似乎毫无重量地悬在空中，她四肢的向上冲力即

    将屈服于地心引力。在她登上的最高点，物理现象会决定她的命运，不过她的身体

    仍是属于她自己的。不一会儿，这次的撞击就会立即引发一连串的事件，埃米莉这

    个人停止存在，她身体的命运将会落在别人的肩头上。不过，此时此刻，在向上与

    向下之间的关键点，她是永恒不变的，或许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她坠落之际，把

    她的头发向后吹的风，力道开始强了起来。

    她撞击在混凝土上，寺院的天井传出回声，不过，当时在凌晨3点仍清醒的少数

    几位学生，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晚早些时候，埃米莉还跟大家坐在一起，她没说几

    句话，接着就悄悄离开了。没人会想到埃米莉不在场会跟天井的撞击声有关。在印

    度，这类吵闹声很平常，所以他们没去查看，而她的尸体就静静躺在潮湿的青色月

    光里。将近3000年前，这里是佛陀的悟道之地，这些学生都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在

    此处冥想。为了向佛陀表达敬意，这座城市取名叫“菩提迦耶”，意思是“佛陀成

    道处”。过去10天以来，这些学生施行禁语，在金色佛陀像的前方静坐冥想。严格

    禁止说话令他们心烦意乱。最后，当他们终于可以再度使用自己的舌头时，便兴奋

    地熬夜聊天，像是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孩子们。

    埃米莉死时，我在离她不过10米远的地方，已经熟睡了一小时，我被白色蚊帐

    覆盖着，安然梦见自己回到了家乡妻子的身边。接着，有人推了下我的肩膀，我睁

    开眼睛，看见一位来自纽约的蓄胡的学生。他惊慌失措地说：“埃米莉躺在地上，她没呼吸了。”我凭直觉作出反应，马上起身，穿上蓝色牛仔裤和褪色的衬衫，冲

    到天井。

    史蒂芬妮——本课程的另一位负责人——把埃米莉的尸体滚到橙色的露营用睡

    垫上。埃米莉的右眼部分淤青，血液濡湿了她的头发。因为惊吓过度，史蒂芬妮顾

    不上跟我打招呼，她正在黑暗中努力想要让埃米莉起死回生。她透过埃米莉的红色亚麻衬衫，进行胸部按压急救。医疗用品袋里的东西散落在露水沾湿的草地上，地

    上凌乱散布着注射器和绷带。史蒂芬妮每按一次埃米莉的胸骨，埃米莉嘴里的血就

    随之溢出。史蒂芬妮见这情景，嘴唇向上撅，表情扭曲。埃米莉仍旧没有脉搏。

    现在，寺院里的每一个人都赶了过来，聚集在现场。某位棕色长发、带有澳洲

    腔的女人，一见血就跟着昏倒。同时我打了电话给人在美国的课程创办人，告知坏

    消息。

    挂断电话后，我开始记笔记，打算打电话给埃米莉的家人，此时三名学生把她

    抬进生锈的救护车。那是寺院的救护车，用来给乡间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今晚却用

    来载送她的尸体，穿越干燥的农田和熙熙攘攘的军事营地，驶向唯一的一家医院。

    2006年3月12日凌晨4点26分，埃米莉抵达迦耶医学院，到院已经死亡。

    上午10点26分，我有如老了一岁。她遗留在房外阳台上的日记，写满了比喻性

    的文字，那些文字让我怀疑她是自杀的。10天的静心冥想，加上造访半个地球外的

    国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显然并不适合她。不过，这跟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艰难任务

    相比，她的死因就显得更无足轻重了。她家位于8500英里外的新奥尔良，返家的头

    几段路程就是要穿越印度乡间干燥不毛的荒原。前一天晚上，圣城瓦腊纳西的铁路

    枢纽附近恰巧发生了火车意外，通往迦耶(Gaya)的铁路中断，而当地机场也似乎

    没兴趣帮忙安排载运尸体。

    红色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之际，两名警察出现了。他们穿着绿色卡其制服，髋

    部佩带半自动手枪，蓄着翘八字胡。他们已经在医院看过尸体了，现在是过来问话

    的。

    “她有仇家吗？有没有人嫉妒她？”警长米斯拉问道。他身高超过两米，高大

    的体型引人注目，肩章上有两颗银星。他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

    “就我所知，没有。”我回答。他那怀疑的语气让我全身僵硬。

    “她的伤势……”他停了一下，不确定自己的英文用语是否正确。“范围很

    大。”

    遮阳帽、身上满是晒斑的英国官僚治理这片土地的。如今，迦耶医学院却连一丁点

    的地方，只能吸引印度最平庸的人才。迦耶医学院兴建于殖民时期，当时是由戴着

    诊)”。在印度医疗机构的名单里，这家医学院连个替补都称不上，这个脱离常规

    在一栋混凝土建筑物的前方。遮阳篷上漆了亮红色的粗体字：“CASULATY(急

    越野车转了三个弯之后，进入迦耶医学院区(Gaya medical college)，停

    的肠子，像在吸一条意大利面。

    屠夫把剥皮的羊头切成两半，把不要的碎片丢给店外的猪吃。一头猪叼起一条丢出

    声，要行人别挡它们的路。有的大猪还在肉店旁边，等人喂食。我们快速驶过时，理者的后裔。布满黑泥的大猪在街上漫步，在垃圾里嗅闻翻找食物，还发出呼噜

    最大的努力，但封建制度仍是此地的治理原则。现在管控此城的，乃是大君时代治

    邦(Bihar)的大城市，但是“开发”二字仍是遥远的梦想。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尽了

    数分钟后，我们抵达人潮拥挤且道路坑坑洞洞的迦耶市区。虽然迦耶是比哈尔

    望一眼，她看起来很累。

    了一位棕发的白种女性身影，是史蒂芬妮。当两辆越野车擦肩时，我和史蒂芬妮对

    我看见另一台越野车在对向车道高速飞驰。隔着满是尘土的挡风玻璃，我看到

    我耸耸肩，我真的不知道。

    电视上一样吗？”

    件新鲜事打破了他那平淡无奇的警务工作。他问：“美国的警察是怎么工作的？跟

    坐在副驾驶座的米斯拉转过身来，露出微笑。他似乎很高兴能帮助美国人，这

    火，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

    时候，一支银色枪管的老旧冲锋枪就指着我的肚子，我担心那把枪随时有可能走

    那些警卫不超过19岁，泰然自若地握着二战时代的冲锋枪。我们在路上颠簸行进的

    数分钟内，我坐上了警用越野车的后座，同行的还有米斯拉和三位年轻警卫。

    提问，反倒请我去医院，他要我做一件事。

    那些是我们努力救她未果所剩下的碎片。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东西，没有再继续

    我带他去看她坠楼的地点，那里有一堆医疗用品，还有急救用品残余的碎片，

    们还一起搭车前来。16个人尴尬站在空荡荡的箱型车旁边，两位制作人根据摄影机

    抢先报道新闻；而在这里，新闻报道好像是团队行为，以今天的新闻报道为例，他

    有如这所医学院，证明了此地的边缘化。在印度的其他地方，新闻频道相互竞争，小丑那样，从车内涌入了停车场，一堆的人、音响器材、B级摄影机。记者的存在，外头来了新闻记者，已经停了两辆小型的Maruti Omni箱型车，他们像马戏团

    轮胎压到碎石子的声音给打断了，有人来了。

    就算他当时正在思考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很怪异，也没能思考多久。他的思绪被

    的。”我说。他用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了写。伤口跟衣服上的血迹符合。

    “衬衫是lal(英国服装品牌LIVE A LITTLE)，红色的。裙子是neela，蓝色

    “什么颜色？”他问，而且再度注意自己的英文是否正确。

    衫和长裙，长裙是她在德里观光市场买的，右手腕则戴着一串木珠手链。

    里。警方合法保留她的尸体，要是有东西不见了，米斯拉就要负责。她穿着亚麻衬

    米斯拉要我跟他说，我看到了哪些东西，他好把她的私人物品登记在警方档案

    得有如军队的迷彩。

    的。她手臂上的痕迹在史蒂芬妮施行心肺复苏术时是隐而不显的，现在却明显清晰

    显了。她眼睛下方的皮肤有深色的血渍，脖子根部鼓胀，看起来像是在坠落时弄断

    出来。撞击地面后几小时，她的身体温度下降了十几度，降温后，她的伤口更为明

    米斯拉把那块避免埃米莉受苍蝇侵扰的裹尸布拉开，她那受到重创的遗体露了

    夜后就一直守在她的尸体旁边。

    纸板作为隔档，挡住好奇的眼光。瑞克——在寺院诊所担任志愿者的美国人——入

    台，上面就是埃米莉的尸体，埃米莉在破旧的毛毯底下冷却。护士晚上拿来几片薄

    向我投以麻木的眼神，她对悲剧已经习以为常。她的对面是混凝土制的尸体放置

    我跳出车外，米斯拉带我进入病房。一名身穿南丁格尔白色制服和帽子的护士

    但比哈尔邦仍坐在发射台旁的大看台上。

    政府预算兴建而成。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骑乘在信息技术的火箭上，突飞猛进，儿帝国建筑的风格都没有留下，校区点缀了几栋形状矮宽的混凝土建物，以拮据的

    瞬间，他们已经经过我的身边，把盖住她脸庞的裹尸布给拉了开来。

    我的手臂，准备将我推开。我拉着他，但失败了，他放了手，我的身体转了向。一

    要找角度拍她的尸体。我举起手臂挡住他的镜头，但是穿着红色Polo衫的男人抓住

    来，不过记者们的声音渐渐没那么急迫了。某位摄影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他们想

    “不予置评。”我一面说，一面眯眼望向摄影机无情刺眼的灯光。问题持续涌

    她留下的肉身脆弱、易腐，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人开始关注起她的遗体来。

    救她的生命时存在的迫切感已经过去了，现在留下的是死亡所带来的一连串必然。

    现在，埃米莉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尸体的问题。我们努力拯

    他们以前，美国新闻频道就已经抢先报道了也不一定。

    系埃米莉的父母，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也有可能在还没联络上

    这些问题都很合理，但我不予回应。过去6小时以来，我的美国老板一直尝试联

    然后，来了一句回马枪：“你是谁？”

    “是自杀吗？”

    “她是被杀的吗？”

    “她是怎么死的？”

    着，新闻记者把一堆麦克风放在我的面前，发射出一连串的问题。

    多，我一时之间什么也看不见。摄影小组把热烫的黄色灯光投射在我的额头上。接

    我把医院床单拉回去，盖住她的脸孔，走到病房的前头。相机闪光灯闪了6次之

    了。

    里。我没看见交易过程，但是我知道，只剩下几秒钟的准备时间，他们要过来采访

    锻铁大门向外偷看，想要看到制片人把藏在掌心的黄色卢比纸钞塞到警长米斯拉手

    房里，几乎听不到他们提高嗓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透过

    米斯拉走了出去，阻挡他们前进，或者是在跟老友打招呼也说不定。我站在病

    和麦克风上的单色标志分配着设备。在刺眼的灯光下，她眼睛下方的血液变成暗紫色。那道伤口穿过颅骨裂缝，进

    入脑袋里。在印度的电视上，死亡这个重要的角色仅次于珠光宝气的宝莱坞名人。

    覆盖住的尸体与脚趾标签的高雅画面是用在美国报纸上的，然而在印度的新闻里，会先以无休止的个人悲剧蒙太奇手法，拍摄荒谬丑陋的情景，继之拍摄死者的脸

    孔，头、舌下垂的骇人画面。印度的死者可不会害怕上镜头。如果我的责任就是保

    护埃米莉，那么我的任务失败了。

    今晚，印度各地电视会播出最新的新闻快报：

    美国学生死于菩提迦耶禅修中心。

    警方怀疑是他杀或自杀。

    在印度，不是每天都有美国人死亡。今天，她成为尸体后的名气会比她活着时

    还要大。在这一则新闻变成下一则新闻以前，全国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个点上。十

    亿人都有机会目睹她那张失去生命的脸庞。

    我努力挤回摄影机前，但是记者们已经开始走人，他们已经得到需要的东西

    了。

    警长米斯拉用左手平拿着一根沉重的手杖，他脸上的表情有如万花筒，同时表

    达出“你的500卢比很有用吧”和“我不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绕过我的”。不过，这

    对记者而言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开始鱼贯而出，进入等待的箱型车里。司机发动引

    擎，他们冲往禅修中心，去偷窥事故现场。

    一分钟前，病房里还像马戏团似的，现在却有如坟墓般安静。我没别的事可

    做，只能继续守夜。米斯拉向我微笑，耸了耸肩，然后回到外头的岗位上。我再度

    一个人陪在埃米莉的尸体旁，新的现实来到眼前，我的学生惨死在印度的偏远地

    区，现在我必须负责将她的尸体送回美国。她死亡6小时后，遗体看上去跟劣质包装

    的厚肉块差不多。气温有可能在正午达到摄氏37度，要阻止腐败，所剩时间不多。

    我来到医院的柜台，身穿南丁格尔制服的护士说，医院没有冷冻设备。此外，我必须等到政府规定的解剖验尸过程完毕后，才能取回她的尸体。她建议我坐在尸体旁边等医生来。

    我等了又等。

    最后，有一辆小救护车停在病房外，那辆车的品牌和型号跟记者用的箱型车是

    同一款。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救护车移除了后座，以便放入轮床。两个男人出

    现了，他们穿着领尖扣在衬衫上的皱巴巴的商务衬衫，还有破旧宽松的长裤，说是

    要把尸体送去解剖。

    他们粗手粗脚把她放入救护车后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在土路上开了半

    英里。我与尸体待在一起，坐在车子后面，车子迅速穿越医学院区，最后终于停在

    一栋又小又破旧的政府建筑物外头，铝制屋顶上面还有几个大洞。门上的牌子以印

    地语写着“解剖教室”。解剖教室看来像是已经十年没人在这里上课似的。几处高

    起的平台上设有几排座位，想必是为了让学生更能看清楚解剖的尸体。中间几排的

    一些椅子颠倒着放，整个空间都布满灰尘和鸽粪。教室的前面是黑板，还有一张冰

    冷巨大的黑曜石桌。他们把埃米莉的尸体放在石桌上，用挂锁锁住门。

    “医生很快就会来了。”他们说完后，就退到角落后面，抽小支的手卷烟。我

    注意到建筑物外有弃置的衣物和好几大丛头发，显然是先前解剖留下的。

    他们抽完烟后，其中一人带我去附近的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比解剖教室大

    多了。他们说，医学院院长在这里等着要见我。我到的时候，达斯医生正在一大堆

    文件中烦躁地扭着双手，他那一小片乌黑的遮秃假发略略歪了。

    达斯医生身兼二职，不但要处理医学院的日常事务，还要为警方解剖尸体。有

    课时，他为医学院新生教授有关法医分析的全部细节，这也表示要在数十具送到他

    太平间且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受欢迎的一门课，所

    以这里才会有四个陈列柜，里头装满致命毒药与潜在的杀人武器，比如剑、匕首、弯刀、螺丝起子、钉了钉子的板球拍等。陈列柜最底下的架子，摆了一叠犯罪现场

    的相片，呈现尸体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样子。在我们谈话时，他不时凝视窗户前挂

    着的医用骨骼。

    “这个案例很特殊。”他开口。“死在这里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十分谨慎，有很多人在注意。”

    身为学生的埃米莉，只不过是穿着印度服装、踏上心灵之旅、追寻圣地的少数

    美国年轻女性之一。现在她死了，却成了一起迅速窜起的国际事件，警方的官僚体

    系、大使馆的走廊、承担数万美元将遗体遣送回国的保险公司，都在关注这起案

    件。

    而我心知肚明，一切就取决于达斯医生的死亡报告书。如果他认为尸体上的伤

    口可能是他杀所致，官方规定尸体必须交由警察看管，直到调查完毕为止。然而，这所医学院没有可长期保存尸体的设施，把她留在这里的话，尸体会严重腐坏，届

    时航空公司将会拒绝将尸体空运回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死因是自杀，警方就会快速结案。然而，他解释道，她

    的家人——现在肯定知道她死了——信奉天主教，不会接受她自杀一事，因为天主

    教认为自杀者的灵魂会永久被地狱之火灼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要求额外调查，证明是其他死因。

    他缓缓摇了摇头。

    “你看看，真是两难。”他忧虑地说，“要是她根本没死的话，事情就容易多

    了。”

    活生生的肉体与无生命的尸体之间，有一条细到无法察觉的区别线。死亡的问

    题就在于，一旦跨越了那条线，所有对待人体的方法和规则也随之改变。达斯医生

    叹了口气，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助手，对方正拿着两个空的宽口玻璃罐。

    “也许我们该开始了。”他把手掌放在办公桌上，费力撑起身体。他抓着一只

    黑色的药袋，离开办公室，进入走廊，独留我一人面对几个装满医疗教学用品的陈

    列柜。

    我没跟着他走，反而望着那个末端钉了一根生锈铁钉的板球拍，它就挂在恐怖

    的书柜里。铁钉的尖端弯了，一圈干硬的血迹轻轻垂在木头上。一想到达斯医生用

    板球拍打在无人认领的尸体上，重现伤口的模样，我就不禁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在我几乎已经忘记手机的存在时，口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

    在线路的另一端，半个地球之远，穿越一个海洋而来的嗡嗡声和劈啪声，是人

    在纽约的负责人的声音：“斯科特吗？要请你帮一个忙。”

    两天后，橙色的太阳懒洋洋地从恒河平原地表低低浮起，缓缓上升，穿越天

    空。时间还早，但我没睡，筋疲力尽，眼睛布满血丝。过去两天，我在城里搜寻可

    靠的冰块来源，好让埃米莉的尸体保持冷却。最后在寺院的帮助下，我将数百磅冰

    块倒入她的棺材里。棺材是我们在木工厂做的。在倒冰块的时候，我尽量避免去看

    她的尸体。我们又一起把尸体移动了两次：先是从验尸室移到寺院，然后再移到一

    间小型的太平间里，在整件事的开始，院方的行政人员竟然漏了说其实医院里有小

    型的太平间。

    美国的法医专家不相信印度的法医，所以在纽约的老板要我替埃米莉的尸体拍

    照，送回美国进行独立分析。我握着从学生那里借来的数码相机。虽然她已经在这

    里解剖，但是解剖结果无法确定。老板跟我说，要是没照相，她的家人可能会提出

    异议，尸体可能永远无法离开印度。

    一辆警方越野车抵达我在的旅馆，载我去医学院。我坐在一名警察旁边，他配

    备着冲锋枪，他的脑袋向后倾，半梦半醒，眼睛忽开忽阖，似乎没注意到枪管又再

    度指着我的腹部。我不由心想，又经历了同一个画面。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验尸

    室，那个警察还在睡觉。验尸室用挂锁锁住，一名头发灰白的助手翻弄着钥匙，他

    的手指似乎无法控制地一直颤抖。他暗示我，只要有100卢比，他的手就不会再抖

    了。

    我努力绷紧神经，预期自己会心生排斥感。一想到要目睹她那具解剖后的尸

    体，直叫我恐惧不已。尸体是一回事，目睹外科医生处理过的尸体又是另一回事。

    我不禁想，他们拿出的会不会不只是她的器官而已，会不会有更重要的东西。我的

    胃不禁翻腾起来。

    一分钟后，我进入验尸室，盯着被摆在金属轮床上的她。

    医生们已经用粗陋的工具把她从上到下切割成两半，从脖根一路切到了骨盆。他们切开肋骨，检查心脏。为了查看脑部情况，还横向锯开额头和颅骨。他们剥开

    她脸部的皮肤，额头盖住眼睛，头皮往后拉。正如预期，他们看见颅骨内部有积

    血。血液压迫脑部，足以致死。

    不过，外科医生并未就此停止。他们切了几片肝脏、大脑、心脏、肾脏，以便

    排除下毒的可能。为判定她是否遭强暴，他们还取出了部分的阴道、子宫颈和输卵

    管。他们把所有的器官集中放在三个宽口的大玻璃罐里，罐子上标示着“内脏”。

    然后，快递员把这些玻璃罐送到300公里外的实验室。最后，他们再把她缝起来，缝

    线宽而不雅。

    调查结果就跟解剖过程一样残酷。验尸报告列出的正式死因是：“头部外伤导

    致休克出血，伤口看似从高处落下所致。”

    我的感觉跟之前预期的不一样。有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恼人的——情绪从

    我的胃部窜起，令我的脸颊发烫。

    我觉得很尴尬，她的伤口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对伤口所做的心理准备，比

    我自以为的还要周全。令我痛惜不已的，反而是她的裸露。

    埃米莉在世时，是个21岁的美丽女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她优雅健美的身

    材和仪态，足以让其他女孩子羡慕不已，而她本人却浑然未觉。她做瑜伽已有多

    年，身体处于生理健康的高峰，肌肉健美，皮肤完美无瑕。我所知道的埃米莉是一

    个个性坚强，对周遭一切处之泰然的人。

    不过，在这里的她，裸着身体，已然死去。我现在所知道的埃米莉，比我想要

    知道的还要多。当她从机械装置里滑出来的时候，助手和我共同目睹了她私密的部

    分，那些原本是她的爱人才能享有的领地。她的内脏与某种防腐剂混合起来的味

    道，在空气中几可触及；她的腿、臀、胸、胃越了界，似乎应该禁止才对。可是，死者没有秘密。埃米莉一停止呼吸，就失去了隐私。她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在那

    里，支配她的法律和习俗跟一周前不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双亲需要女儿的裸体

    相片。在这里，一群男人对着她的内里研究着、辨识着、思索着，而她丝毫不退

    缩。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人生中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与自身肉体的关系。死亡所带来的最后侮辱就是失去对肉体的控制。

    躺在台子上的她的身体躯壳，跟她出生且与之成长的身体比起来，少了一些东

    西。伤口让她的体形受到损害，不过，医学院的病理学医生摘取器官所造成的破坏

    还要更大，她被切割，内里的一部分被送到该国另一端。这具尸体正是我们即将要

    诉说的故事，正是她的双亲哭泣的原因。但是，要把这剩余的她称作是“埃米

    莉”，或甚至是“埃米莉的尸体”，等于是在说谎。无论这要称作什么，都是残缺

    不全的，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到完整的状态。

    我们让死者经历了奇异的蜕变。此处，在这个台子上，她的皮肤是一件皮囊，重要的内容都已经取出，利落的缝线缝起了她空洞的体腔。死了的她是一个对象，有待剖析，有待分送给利害关系人，比方说，记者将她的影像贩卖给网络，医师负

    责解剖，双亲想要拿回全尸。现在，我也成了链子上的一环，我是死者的搜集人和

    故事的讲述者。无论过去的埃米莉是谁，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不过是她的

    零件。每一个人的故事结尾都是一样的，无人能成为例外。

    我检查了测光表，设定相机，准备拍照。我对着她的身体直按快门，快速连拍

    相片。我把她身体的每一寸都拍了下来，从她的脚趾一直拍到额头上深长的伤口。

    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之后，她就会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接着，再从德里飞往路易

    斯安那州，最后她将穿着双亲特地为她买的浅蓝色纱丽，入土为安。一位助手进

    来，抬起她的尸体，放入一辆正在等待的箱型车里。但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将永

    远无法离开这个房间。第二章 人骨工厂

    一名穿着汗渍斑斑的汗衫和格子花纹蓝色沙龙的警官，猛然打开了破旧的印度

    制Tata Sumo休旅车的后门——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乡间派出所，这辆破车已经算

    得上是证物柜了。门一开，一百个人类颅骨纷纷滚落到一块盖住小片泥地的破布

    上，摔在地上时发出空洞沉闷的撞击声。因为一直在休旅车后座四处弹来跳去，这

    些颅骨多数的牙齿都已经脱落不见，在日益增加的头骨堆周围，骨头和牙齿的碎片

    有如雪花般洒满四处。

    站在车旁的警官，露出微笑，双手放在大肚腩上交握着，发出一声满意的鼻息

    声，然后说：“这里的人骨生意有多大，现在你可亲眼看见了吧。”我蹲了下来，捡起一个颅骨，比我想象得还要轻。我把它凑到鼻子前，闻到好似炸鸡的味道。

    在当局出手拦截之前，这些私藏的颅骨正在根基稳固的人体遗体流通渠道里输

    送着。150年来，印度的人骨贸易途径向来就是从偏远的印度村庄通往世界上最著名

    的医学院。这贸易网络所伸出的诸多触手，染指了整个印度，还伸进了邻国。我曾

    在不丹国界上目睹过类似的私藏物，但那些人骨要送往的市场并非医学界；而现

    在，这些头骨才是真正精心制作的医学标本。

    要取得骨骼标本，绝非易事。以美国为例，多数的尸体都是立即下葬或火化，为科学用途而捐出的尸体往往不是沦落到解剖台，就是骨头被锯子大卸八块，有时

    还会被搜刮到更有利润的医疗移植产业。因此，用于医学研究的完整骨骼大多来自

    海外，往往没有经过死者生前的知情同意，就送去目的地，此外，还违反了来源国

    的法律。

    将近200年来，印度一直是全球医学研究用人骨的主要来源，印度将标本洗到洁

    白光亮并装上高质量链接零件的制作技术，更是世界闻名。不过，当1985年印度政

    府宣布人体遗体的出口属于非法行为后，全球遗体供应链从此瓦解。西方国家转向东欧，但这个地区出口的骨骼数量相当少，在制作展示质量的标本方面，经验也不

    多，产品往往是次级品。

    如今，印度禁止遗体出口已有二十多年，但仍有明显的迹象显示，遗体贸易未

    曾停歇。西孟加拉国邦的人肉市场上，贩子们仍持续供应人类骨骼与颅骨，他们使

    用的是历史悠久的老方法——盗墓，分离柔软的人肉和坚硬的骨头，然后把骨头送

    到分销商那里，由分销商负责装配，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商。

    虽然出口至北美洲的骨骼数量比颁布禁令前要少，但这只不过是代表着取得的

    代价变高了而已，并非不可能取得。供货商眼前的诱因很大，这可是一门获利良多

    的大生意啊。比方说，我前方地面上的那堆颅骨，在海外预计可卖到7万美元之多。

    那名警官抓住破布的几个角，把证据捆成一包，开口说：“你知道吗？我打从

    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种事，希望以后也别再看到了。”

    一天后，孟加拉湾上空形成巨大的低压系统，带来的洪水即将淹没印度东北部

    的西孟加拉邦。在这场暴风雨登陆以前，已有8人溺死在洪水里，因此报纸把它取名

    为“洪水启示录”。我正驱车前往普巴瑟里小镇，它位于加尔各答城外约80英里

    处。加尔各答是西孟加拉邦首府，2001年从Calcutta改名为Kolkata。警方就是在

    普巴瑟里发现加工厂，找到了一堆颅骨。我租的Toyota Qualis在距离加工厂半英

    里处卡在泥泞里动弹不得，我只好跳出车外，改为步行。天空漆黑，雨水凶猛得令

    人窒息，大如拳击手套的蟾蜍跳跃过泥泞的小径。

    2007年，警察第一次抵达此处调查时，据说在将近一英里外，就能闻到腐烂尸

    体的恶臭味。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有好几条脊椎被麻绳绑起来，挂在支撑屋顶的椽

    子上。数以百计的骨头，按照某种排列方法，散置在地板上。

    这间人骨工厂已经营运了一百多年，后来因为有两名工人在酒吧买醉，吹嘘自

    己被雇来把尸体从坟墓中挖出而曝光。当时听到的村民吓坏了，把他们拖到警察

    局，他们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工人说，有一位叫做穆迪·毕斯瓦兹(Mukti

    Biswas)的男人负责经营工厂。当局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毕斯瓦兹在2006年时曾因

    身为盗墓集团首脑而遭警方逮捕，但一天后就获释，新闻报道说：“因为他政治关系良好。”这一回警方再度羁押他，但仍沿袭前例，他被保了出来，之后就消失无

    踪了。

    我在泥泞里卖力前进十分钟后，终于看到了煤气灯的摇曳火光。我偷偷看着木

    结构房屋的门口，一家四口坐在泥土地面上，回望着我。

    “你认不认识穆迪·毕斯瓦兹？”我问。

    “那混账还欠我钱没还。”马诺·帕尔回答。他年约20岁，蓄着薄薄的胡子。他

    说，他的家族已在人骨工厂里工作长达数代之久，毕斯瓦兹拥有工厂多久，他们就

    在那里工作多久。他主动带我参观，我们沿着巴吉拉蒂河岸(Bhagirathi River)

    出发。

    加工厂比普通的竹棚略大些，屋顶是防水帆布。帕尔说，他知道的人骨工厂就

    有十几间，这只是其中一间。4月时，当局没收了数堆骨头、数桶盐酸，以及两大桶

    有待查明的腐蚀性化学物质。因此，现在工厂里只剩下泥土地面，以及一个陷在地

    里的混凝土大缸。

    毕斯瓦兹是第三代人骨贩子，对他而言，寻找尸体并非难事。因为他是村里火

    葬场的管理员，声称有执照可处理死者。不过，警察却跟记者说，他其实是在盗

    墓。他从公墓、太平间、火葬用的木柴堆里偷窃尸体，死者家属前脚才离开，他马

    上就从火里拖出死者。他雇用了将近12人，在去肉与固化阶段照看人骨。帕尔说，他做这个工作，每天可赚1.25美元。如果他能让尸体的骨头保持原样不散开，使得

    人骨是一整具生物个体，而不是一堆混杂的部位(这是医生极为重视的一点)，那

    么他就能获得红利。

    帕尔说明了工厂的制造过程。首先，尸体用网子包裹，固定在河里。经过约一

    周的时间后，河里的细菌和鱼会让尸体变成一堆堆零散的骨头和糊状物。然后，工

    作人员刷洗骨头，再放入装了水和氢氧化钠的大锅里煮，溶解剩余的人肉。这个过

    程会让骨头的钙质表面染上一层黄，为了让人骨的颜色变成医学用的白色，他们会

    把人骨放在阳光下曝晒一周，然后再浸泡在盐酸里。

    毕斯瓦兹的顾客遍及加尔各答，许多骨骼的最后归宿是抵达加尔各答医学院解剖学系可怕的病房里。在那里，当地的多姆人会付现金给他。那里每年有数百位医

    学生毕业，而人骨就是医学生不可或缺的教材。此外，他还将完整的人骨以批发价

    45美元卖给杨氏兄弟(Young Brothers)医疗用品公司，该公司用金属丝将人骨连

    结起来，在解剖图上绘制，然后锯开部分的颅骨，露出内部结构。接着，再把处理

    好的人骨卖给世界各地的交易商。

    我将手电筒往地板上照射，然后捡起一块潮湿的破布。翻译员低沉地发出嘶的

    一声，说：“我希望你知道，那是裹尸布。”我立刻放下破布，在自己的衬衫上擦

    了擦手。

    之后我从当地记者手上拿到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号码我开始追查毕斯瓦兹

    的下落，花了一周半的时间才终于搭上了线。他在不时发出劈啪声的电话线路上

    说，当地警方决定不起诉，但他要被驱逐出境，如果我想要跟他会面的话，就必须

    经过警方同意，而且最好有当地警长同在一室。不然的话，警方可能会收回宽大的

    决定。

    我在普巴瑟里警察哨所里等他现身，雨水咚咚地打在黏土屋瓦上，承办警员不

    断替我添茶。我望向窗外就能看见几个金属大桶，里头装有人骨工厂处理骨骼使用

    的化学物质。终于，一辆英国殖民时期的大使牌(Ambassador)房车，用一对车头

    灯的光束划破黑夜，一位胖乎乎、年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打开车门，冲进哨所大

    门。那不是毕斯瓦兹，他决定继续藏身不见人，改派了儿子过来。

    “这不是秘密啊，从我有记忆以来，这一直是我们的家族事业。”他代父亲辩

    护道。他解释说，总得有人经营河边的火葬场，不然就没别的方法处理死者了。

    那么盗墓的事情呢？他回答：“那件事我不清楚。”

    不过，要找到受害者，并非难事。

    穆罕默德·穆拉·博克斯(Mohammed Mullah Box)，年约七十余，身形憔悴，他是哈尔巴提村里的一座小墓园里的守墓人。每回有死者失踪时，悲痛的家属就会

    先来问他。今天，他没有答案可给，也没有尸体可给。他坐在一座空坟的边上，一

    颗泪珠从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滚落到脸颊上。数周前，几个盗墓人潜入墓园，他邻居的遗体才下葬不久就被挖走。现在，那

    位邻居的骨骼可能挂在加尔各答的某间仓库里，准备送到西方世界的交易商手里。

    我问博克斯，他会不会怕自己死后，遗体也被挖走。

    “当然怕。”他说。

    自15世纪莱奥纳多·达·芬奇绘制出人体素描画后，人体解剖学的实证研究就开始

    了。目前所知最早的整副人骨标本可追溯至1543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期望医

    生对人体内部的运作方式有系统化的认识，而到了19世纪初，欧洲对人类遗体的需

    求量已远远超过供应量。

    英国拥有众多世界上最卓越的医疗机构，这也使得盗墓事件变得很普遍，大家

    都知道在某些墓园里，悲伤的家属和打劫的医学生之间上演着争夺遗体的戏码。不

    过，美国的情况可能更为惨烈，医疗产业的扩张速度比人口成长速度还要快。1760

    年，全美的医学院只有5家，但100年后，这个数字已激增到65家。早期的美国人受

    各种疾病之苦，因而让医疗机构的生意兴隆了起来。这个发财良机的出现正表明，成为医生就有可能实现美国梦。开设诊所，并无阶级之分，只要接受扎实的教育，坚持付出辛勤的努力，就能成为医生。

    整个19世纪，医学院的新生都热切地想弄脏自己的双手，可是尸体——研究用

    的原料——却很稀少。历史学家迈克·萨波尔(Michael Sappol)以19世纪盗墓人

    为题材的伟大巨著《尸体交易》(A Traffic in Dead Bodies)中就曾提及，解

    剖室就是医生们培养革命情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专业的医疗人

    员。在实验室里，他们把盗来的尸体分解成一个个人体部位，用来学习并建立自己

    的知识体系。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医生很爱开黑色玩笑，以残忍的事为乐。有无数

    的报告指出，一些医生在医学院的窗户旁用尸体摆出戏剧化的姿态，挥动着切下的

    四肢，令外面的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

    盗尸本身就像一种成年礼。1851年，《波士顿医疗暨手术期刊》(Boston

    Medical Surgical Journal)花了整本期刊，将近21页的篇幅，报道查尔斯·诺

    顿(Charles Knowlton)医生的职业经历。在这本期刊中，作者赞扬台面下的交易，写道：“对他们而言，用解剖刀费力研究人体构造获益良多，因此相较之下，挖掘尸体的风险就不足一提了。他们渴望获得知识，就像醉汉渴望烈酒般挚烈、焦

    急。就是他们的这般精神，才让医学得以进步。”

    不过，社会大众仍普遍不能接受盗墓，因此医生遵守基本规则，尽量把不满的

    情绪降到最低。除了极为罕见的情况，通常不会有人到上层阶级的墓园或主要为白

    人死者开放的墓园里盗取尸体。他们尽可能解剖黑人尸体，或若干爱尔兰人的尸

    体，亦即美国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最少的阶层。由于美国与欧洲的丧葬传统有所不

    同，死亡变成了需要高度安全防卫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适应变化而采

    取的务实做法。盗尸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富人的墓园有人看守，筑起很难翻越的

    墙，挖的墓穴深度也比穷人墓园更深。殡仪馆贩卖沉重的混凝土墓石，可放置在棺

    材上方，防止盗墓。有的殡仪馆甚至提供防盗尸的警铃，盗墓人的铲子一敲到穹形

    墓穴顶部，便会有铃声大作。

    然而，有关当局却宁愿选择忽略医学界犯下的盗墓罪行，认为那是必要之恶。

    医生要让活人健康，就需要死人尸体。逮捕少之又少，而且逮捕的只是那些处于社

    会底层的盗墓人。至于雇用盗墓人的医学院，或没付钱就挖出人体的医学生，则不

    会受到波及。

    由于当局不愿意干涉掠夺尸体的医生，因此怒气冲冲的大众转而开始动用私

    刑。1765年至1884年间，全美各地有20件因解剖引起的暴动。虽然每起暴动事件的

    根源略有不同，但大都是因为盗墓人被当场捉获，或者有探病者刚好看见认识的人

    躺在解剖桌上，才导致大众自动发起了抗议行动。

    那个时期的暴动似乎为《科学怪人》的高潮戏带来了灵感。群众往往在墓园集

    结，他们亲眼看见了空荡荡的坟墓，接着行进到医学院，丢掷石头，挥舞火把。他

    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令人厌恶的解剖实验室，但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有效禁绝医学

    院的恶习。在好几起案例中，唯一能够平息暴动的方法就是请求该州的民兵前来，向暴民开火，结果是不免让墓园里平添了几具新鲜的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暴动只

    是这门生意的代价之一。

    因盗尸而生的怒火通常短暂易灭，在破坏财物后就燃烧殆尽。要促使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光靠一群群生气的暴民是不够的。事情一直要等到苏格兰的两位爱尔

    兰移民构思出供应无数人体给爱丁堡大学的计划，事情才有了转变。

    故事主角威廉·海尔(William Hare)在西港市(West Port)拥有一家破旧的

    宿舍，偶尔会有没付租金的租户死在里面，他只好自行清理干净。有一次，当他正

    把某个破产又刚死的租户尸体载运到墓园的途中，一位医生拦住了他，说要出10英

    镑买那具尸体，还说，要是海尔能弄到其他的尸体，他愿意出同样的价格买下。不

    久后，海尔就跟另一名租户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做起了这门行当，两人在

    一年的时间里，失心疯地杀人，共有17名受害者。这些罪行既阴森可怕，又抓住了

    大众的想象力，所以在当时，有数不胜数的报纸和便宜的杂志文章报道了这件罪

    行。至今，这个故事仍是本世纪电影的灵感来源。

    伯克和海尔犯下的谋杀案，使得英国通过了《1832年解剖法》(Anatomy Act

    of 1832)。解剖法允许医生认领市立太平间或医院里无人认领的尸体，这大大减

    少了英国的盗尸行径。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此时解剖法来得恰是时候。因为在世纪之交，解剖示范用骨骼除了是学习工具

    外，也变成了欧美医生爱用的装饰品和地位的象征。这些骨骼在当时是医术的象

    征，如同今天的听诊器与医学院文凭。

    根据萨波所言，这些骨骼要不是有意地隐去了有关来源的信息，就是清楚地指

    出，这些挂着的骨骼来自“遭处决的黑人”，以便向主顾保证，“并未有辱白人社

    群成员的丧葬荣誉”。

    唯一的问题在于，遭处决的黑人囚犯的尸体供应量不足，因此，英国医生把目

    标转向英国殖民地。在印度，传统上负责火葬的多姆人，被迫处理人骨。到了19世

    纪50年代，加尔各答医学院一年就制造出900具骨骼，大多运往海外。而100年后，刚独立的印度直接就掌控了人骨市场。

    1985年，《芝加哥论坛报》指出，印度在前一年的颅骨与骨骼出口量多达6万，供应量十分充沛，已开发国家的医学生几乎每一位都能购得一箱骨盒和教科书，而

    且只要花300美元。或许，多数的商品都是经由窃取得来的，但最起码出口是合法的。1991年，印

    度解剖示范用标本出口商协会的前任理事长毕马兰度·巴塔查吉(Bimalendu

    Bhattacharjee)告诉《洛杉矶时报》：“多年来，我们都是在台面上做事。没有

    人宣传，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门生意的存在。”在巅峰时期，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

    估计每年可赚入100万美元左右。

    另一家大供货商雷克纳斯(Reknas)公司则是将数千具骨骼卖给了美国明尼苏

    达州的基尔戈国际公司(Kilgore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的负责人克雷格·

    基尔戈(Craig Kilgore)表示，当时从来没有人谈到盗墓的事情。他说：“他们

    告诉我们，人口过剩是一大问题，人们死在自己睡觉的地方，然后有人用手推车把

    街头上的尸体推走。”

    根据(现已不存在的)雷克纳斯工厂现场相片显示，穿着实验室制服的专业人

    士正以纯熟的方式组装一堆人骨。在人骨贸易的黄金时期，出口公司成了城里最有

    声望的职业。人骨产业成了进入门槛低的成功途径，就像殖民时期的美国医生一

    样。人骨贩子也受到市政府的支持，市政府会发许可证给人骨贩子。人骨贩子不仅

    处理无人认领的死者，还为市政府提供了收益来源——在印度其他地方人的眼里，那座城市早已经过了全盛时期，但现在却有了新的收益。

    然而，要是不把肮脏的秘密掩盖起来，这样的利润是不可能持久获得的。只搜

    集穷人与当地太平间的尸体，这样是不够的。有的公司为了增加供应量，便在人死

    前，先购买人体，谁要是答应死后捐赠出自己的尸体，就可获得小笔现金。不过，自愿捐赠方案太过缓慢又不可靠。公司要是用这种方式运作，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

    时间，才能取得一具特定的骨骼；而且在同时，新鲜的尸体已葬入土中，随时可供

    取用。也正因为此，正如殖民时期的美国和英国一样，骨骼用品公司又将盗墓视为

    唯一的方法。历史再度重演。

    西方国家对骨骼的需求无可遏止，而诱人的现金也引人犯罪，因此西孟加拉邦

    的墓园都被盗得空荡荡的。1985年3月，发生了类似伯克和海尔案的谋杀案件，一个

    人骨贩子出口了1500具儿童骨骼，随后立即遭到逮捕，因此整个产业吓得暂停运

    作。由于儿童骨骼相当稀少，可呈现骨结构发育的过渡阶段，因此儿童骨骼的价格

    比成人骨骼还要高。印度的报纸上写着，犯人为取得儿童的骨头，绑架杀害儿童。逮捕消息上报后，引起一片恐慌。这起案件起诉后数个月内，民间的义警仔细

    搜索了好几个城市，寻找绑匪嫌犯网络的成员。同年9月，一名澳洲观光客被杀害，一名日本观光客被一名暴民殴打，原因就是有谣言说他们参与了这个阴谋。这些攻

    击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足以让印度人骨产业陷入泥沼，但是印度政府还是提早采取了

    行动，早在这些事件发生数周前，印度最高法院对《进出口管制法》作出解释，声

    明禁止出口人体组织。

    由于并无其他国家的供货商竞争，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效制止了国际人骨贸易，就算是欧美的医学院恳求印度政府撤销出口禁令，也是徒劳无功。

    此后，天然人骨一直难以取得。医学教育机构对新鲜尸体的贪婪需求，消耗了

    美国境内几乎所有的捐赠尸体，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骨骼的处理都是一门缓慢

    又麻烦的生意，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份工作。高质量的标本，通常十分昂贵。状况良

    好的完整骨骼目前的零售价是数千美元，而且可能要耗时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履行

    订单。医学生也不再购买骨盒了，医学院通常会保留一定的存量，只有在标本受损

    或遭窃时才递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则是每两位学生可分到一半的骨骼——从中间

    劈开的。

    医学院这样的做法表明，许多设立已久的机构其实已经拥有所需的骨头数量。

    现在最大的人骨买家是世界各地的新学校，或是规模正在扩张的学校，他们需要购

    买人骨以完善实验室的配备。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巴基斯坦最为显著，许多医学院

    的人骨来源仍旧是当地的墓园，偶尔要冒着激怒大众的危险。然而，大规模的出口

    量已逐渐缩减。

    在美国，部分机构开始改而使用塑料复制品，但人工替代品并不理想。哈佛医

    学院负责解剖课程备用品的萨穆尔·肯尼迪(Samuel Kennedy)说：“塑料模型是

    单一标本的复制品，缺乏真正人骨结构会有的差异。”接受复制品训练的学生永远

    无法看到这些差异，此外，模型也无法达到完全的精确。肯尼迪继续说：“制模过

    程捕捉不到实际标本的细节。但在颅骨的研究中，细节尤其重要。”

    在美国地区，基尔戈国际公司等大型交易商，在当年进口人骨仍是合法的时代大赚了一笔，现在全都在制作及贩卖复制品。现正经营父亲创办的公司的克雷格·基

    尔戈说：“我父亲会宁愿不择手段，也要重回人骨生意这行。他患有弱视，但还是

    会亲自到办公室来，只要他觉得某人有助于人骨的重新供应，不管对方是谁，不管

    对方在地球上哪个地方，他都会写信过去。”

    而其中部分的信函甚至送达难以预料的发源地。在禁令颁布不久后，他试图在

    非洲大陆饥荒肆虐的地区找出人骨的潜在新来源，当时一名尼日利亚的人骨贩子告

    诉他，有一整个仓库的人骨已准备出口，只要5万美元，就能握有无数人体组织的来

    源。唯一的问题在于，款项必须以现金送达，交款地点在拉哥斯(Lagos)。

    查尔斯·基尔戈年纪老迈，无法亲自前往，便派儿子克雷格搭飞机前往尼日利

    亚，在希尔顿大饭店跟交易商会面。联络人说服克雷格一起进了车子，前往拉哥斯

    市的郊外，丛林旁废弃的仓库区。他回忆道：“要是进了那座丛林，有可能再也出

    不来了。”

    就因为担心会是陷阱，克雷格开始刻意用错误的名称来称呼那些他感兴趣的骨

    头部位，而那几位分销商竟然没有纠正他。也正因此，他察觉到有危险，便改口说

    服那些假贩子，说钱放在另一个地点，他们必须让他在那里下车，这样他才可以取

    款。等到那些人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他立刻坐上出租车，奔往机场，搭下一班飞机

    离开。之后，即使基尔戈和其他几个美国国内的骨骼进口商搜遍了全世界，想找出

    新的人骨来源，也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产业发生了巨幅衰退。

    克雷格的父亲死于1995年，没能活着见到这一贸易重新兴起。

    杨氏兄弟公司的总部位于隐秘的巷子里，夹在加尔各答城内最大的一座墓园以

    及最繁忙的一家医院之间，外观不像是数一数二的人骨分销公司，比较像是废弃的

    仓库。生锈的大门看起来像是上锁后就遭人遗忘十年之久，入口的上方，公司招牌

    的油漆均已剥落。

    这里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前任加尔各答卫生局局长兼西孟加拉邦在野党领

    袖贾维德·艾哈迈德·可汗(Javed Ahmed Khan)表示，2001年，这栋建筑物里的活

    动很热络。当时，邻居都在抱怨杨氏兄弟公司的办公室充斥着尸臭味，大堆的骨头放置在屋顶上晒干。可汗的个性半是铁面无私的艾略特·奈斯，半是正义凛然的拉夫·

    奈德。他是那种对警察的毫无作为感到不耐，也乐于自行执法的政治人物，有时会

    采取暴力手段，甚至因数起事件而锒铛入狱，以2007年为例，医学院的某位医生被

    控强暴可汗的选民，可汗因而攻击了这个医生。

    在2001年，当警方拒绝起诉杨氏兄弟公司时，可汗便率领一群恶徒，挥舞竹

    棒，直接袭击杨氏兄弟公司。场面有如19世纪英美两国民间动用私刑的情景。而可

    汗的袭击行动也激得警方不得不逮捕杨氏兄弟公司的老板维纳什·亚伦(Vinesh

    Aron)。不过亚伦只在牢里待了两夜，就跟毕斯瓦兹一样未经起诉，立即被释放。

    “有两个房间装满人骨。”可汗回忆道。总共动用了五辆卡车才把人骨全都载

    走。他还夺取了数千份文件，其中包括开给世界各地公司的发票。他说：“他们把

    货品送往泰国、巴西、欧洲、美国。”

    出口禁令实施16年后，像是法律未曾生效过似的，我在废弃船坞的后室里与可

    汗会晤。他将我介绍给一位年轻女人，她戴着色彩丰富的头巾，曾在1999年至2001

    年期间，担任杨氏兄弟公司的事务员。她说：“我们以前经常依照世界各地的订单

    出货，向毕斯瓦兹购买人骨。我看过的尸体超过5000具。”她要求匿名，以免遭到

    报复。杨氏兄弟公司每个月会从国外收到约15000美元的款项，她还告诉我，毕斯瓦

    兹经营的人骨工厂不过是众多工厂之一，还有其他的供货商和工厂遍布于西孟加拉

    邦各地。

    今日，杨氏兄弟公司屋顶上没有人骨。我在此地四处查探了一小时左右，还访

    问了附近的邻居，此时一辆白色箱型车停在公司建筑物旁，一名穿着粉红格子衬衫

    的男子踏出车门，轻快走向房子侧门，他敲门说：“我是维纳什·亚伦。”

    亚伦看见我在喀嚓喀嚓拍相片，于是更使劲敲门，但门内的助理开不了锁。我

    努力想在短时间内丢出一个问题问他，没等我想出来，翻译已经硬把麦克风塞到他

    的面前，问他是不是还把人骨运往西方国家。亚伦似乎乱了分寸，脱口而出：“那

    场官司我们赢了!”接着大门嘎的一声开了，他迅速溜进了门内，在我的面前重重

    摔上门。在后续的电话访谈里，亚伦说他现在卖的是医用模型和图表，不卖人骨。然

    而，一个月后，我与某个手术器械用品厂商见了面，对方自称是亚伦的姻亲，还说

    杨氏兄弟公司是印度唯一的人骨分销商。他那间位于金奈的小店，柜台后方摆了几

    个纸箱，里头装满了罕见的人骨。他从其中一个纸箱里，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胎儿

    颅骨，并露出微笑，好像他手里握着的是稀有的宝石。他说：“在印度，就只有亚

    伦还做这门生意，就只有他有那个胆量。”然后，他说可以帮我挖人骨，只收1000

    卢比(相当于25美元)。

    2006年至2007年间，杨氏兄弟公司的产品名录上特别告知顾客，公司一律遵守

    法律行事，还分门别类列出人骨，标出零售价格，并注明“仅在印度境内销售”。

    然而，不知怎的，印度的骨骼还是能运到国外。

    在加拿大，奥斯塔国际公司(Osta International)向美国与欧洲各地贩卖

    人骨。该公司已经营40年之久，号称可立即订货，立即出货。克里斯汀·鲁迪格

    (Christian Ruediger)表示：“我们的业务量约有一半都在美国。”他与父亲

    汉斯共同经营公司。

    鲁迪格承认，该公司贮备了来自印度的人骨，可能是违反出口法，从印度走私

    出口的。那些人骨是他是多年前从巴黎某家分销商手中取得的，不过，2001年，供

    应来源消失了，大约就是可汗袭击杨氏兄弟公司之时。此后，他就一直向新加坡的

    中间人购买存货。鲁迪格拒绝透露对方姓名，他说：“我们希望能保持低调。”

    我在调查期间访谈了三十家左右的机构，当中只有少数几家机构承认过去几年

    有购买人骨，但他们一律拒绝透露供应来源，也希望我不要公开细节。不过，奥斯

    塔这个名称被提及两次之多。某位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颇具名望的大学任职教授也表

    示：“我向奥斯塔公司购买过一副完整的人骨，还有一个已切割的展示用人类颅

    骨，两个都很完美。”

    奥斯塔公司的另一位顾客是一家叫做丹斯普莱·林恩(Dentsply Rinn)的公

    司，该公司提供塑料模型头，内含真正颅骨，这是用来训练牙医的。营销经理金柏

    莉·布朗(Kimberly Brown)表示：“采购人骨十分困难。本公司规定颅骨必须合

    乎某种大小与等级，不能有某些解剖学上的缺陷。但是，我们对于来源却没有规定。”颅骨在英美两国是畅销商品。

    不过，其实印度当局对于人骨的来源也漠不关心。虽然国际人骨贸易违反了印

    度出口法以及当地禁止亵渎坟墓的法令，但是印度官员却假装没看见。西孟加拉邦

    副总警长拉吉夫·库马(Rajeev Kumar)表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没有证据显

    示他们杀人。”警方之所以会开始注意毕斯瓦兹，单纯只是因为几位重要人士的尸

    体失踪的关系。他又说：“警方是根据社会大众施加的压力大小来执法的，人们认

    为这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大家都认为医界研究人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其实必须事先告知死者，获得同意后才能研究对方的人骨，人们对这点却没有定论。印度人骨贸易的再度兴

    起，反映了这种需求间的矛盾。人骨的供应主要源自刚死亡的死者，然而从贫民窟

    居民身上活体摘取肾脏这个更危险的行当，也只不过是印度古老陋习的现代版罢

    了。

    同一时间，加尔各答的人骨工厂也开始重新营运。第三章 肾脏探勘

    2004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一场地震撼动了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市(Banda

    Ache)的海岸，致使数道冲击波迅速越过海床，累积成一股巨大的能量，重创印度

    尼西亚与斯里兰卡的海岸。这场海啸夺走了20万条人命，灾难让许多家庭破碎，涌

    出的难民潮也无止无尽。正当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单位不断提供大量援助，努力重建

    灾民生活之际，却有一些企业型医院和器官掮客，把这场悲剧性的灾难视为兜售难

    民肾脏的发财商机。

    此次海啸令印度也遭受重创。位于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海啸难

    民安置区(Tsunami Nagar)专供海难幸存者居住，里头人人一贫如洗。在安置

    区，最受敬重的人士是一位曾是渔夫的马利亚·塞尔文先生。两年以来，他为了国际

    社会承诺给难民的基本资源，与政府官僚之间不断发生争执，就是希望自己所负责

    的三个安置区的难民，全都能够再度靠海维生。我在海啸发生将近两年后与他会

    面，当时难民营里尽是一列列糟糕透顶的混凝土房子，只比养牛场好上一些。未经

    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屋旁的阴沟内，就业机会就跟儿童的教育机会一样罕见。

    塞尔文是村子里唯一的民选官员，对难民而言，已经算是个名人了。他的相片

    贴在建筑物的侧面，以及难民营正式入口的大铁门上方，只是其受欢迎的程度已每

    况愈下，当地年轻人用石头砸破他的肖像海报，还把墙上贴的相片上的眼睛给凿不

    见了。而他犯下的罪，其实是试图阻止器官流出海啸难民安置区。

    塞尔文说：“以前，一个月只有一名妇女会把肾脏卖给掮客，最近的情况糟了

    很多，一周约有两名妇女，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才行。”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院子另一端有一名穿着蓝色与鲜黄色纱丽的妇女对着他皱

    起眉头来。她看上去有45岁，但在我看来，因为印度贫民窟的生活艰辛，她应该只

    有近30岁而已。她的纱丽对折处上方坦露出腹部，一条30公分的疤痕边缘凹凹凸凸，横越腹部。塞尔文告诉我，在这里，几乎每一位成年妇女都有那样的疤痕。他

    说：“我没能力阻止。”

    海啸卷走他的村子数周后，政府将2500名居民从丰沛的渔场撤离，重新安置在

    这片一无是处的土地上。安置区旁边是一家巨大的发电厂，发电厂把电力送往金

    奈，讽刺的是，安置区内停电的状况却非常普遍。其实村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过

    分，他们只希望有渔网和小型的三轮黄包车，这样渔夫就能把村里捕来的鱼送到市

    场上卖。于是，在政府重新安置村民后，塞尔文便向高等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

    送来其所承诺的现金与资源。

    但是，他的申诉却遭受漠视。2007年1月，他受够了，于是在海啸发生的两年

    后，刚好有一场会议即将在金奈最有权力的其中一位大法官面前召开，他决定拿出

    手中剩下的唯一一张王牌。

    他的计划很简单，让被迫贩卖器官的穷困妇女亲自说出证词，如此一来，法院

    就会感到愧疚并提供援助。毕竟，那些法官听到政府的毫无作为令人绝望，怎么可

    能不对村民的困境感到同情呢？

    在拥挤的小区中心，法官倾听了塞尔文那令人喘不过气的证词，而一堆勇敢的

    妇女也自愿说出亲身经历。妇女们说，肾脏掮客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即使是在

    海啸发生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的掮客变得很残忍。妇女们露出疤痕的同时，塞尔文热切地等待法官能打开国家金库，送来资金。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虽然法官是仔细聆听了，但是补助金却被绑在

    可憎的印度官僚体制里，并非是因为缺乏司法命令而无法发放补助金。而且更糟糕

    的是，听众里的500名男女发现塞尔文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了出去，几乎要暴动起来。

    把妇女的疤痕公之于世，使得整个村庄都蒙羞了。村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很

    穷，但是穷到要卖器官，却又是另一回事。年轻人大喊着，那些应该是私事，他竟

    然公开，让村里妇女的名誉扫地。

    揭露真相并未促使政府将他要求的渔网和黄包车送到难民营，反倒让村里的肮

    脏秘密暴露在媒体面前，当地报纸开始报道丑闻，不久之后，国家级的医疗服务部门发现证据，印度共有52家医院涉及这起印度史上最大的联合盗窃器官案。

    不过，尽管塞尔文没有达到自己当初所设定的目标，但这次的调查却成为对抗

    肾脏贩卖的一个良机，让掮客和腐败的卫生部门官员受到了指责。最后这个丑闻引

    起大众的强烈抗议，迫使一个国家的部长不得不作出官方回应。

    回应的工作就落在泰米尔纳德邦卫生署长拉玛常德兰的头上。他以前是政党街

    头斗士，姓氏前面有着一连串坚不可摧的英文缩写，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而当某

    位政治对手把一罐酸性化学物质丢向他的脸之后，他在官场的位置更是跟着步步高

    升(他脸上的疤痕让他在政党会议时特别显眼)。不过大家没料到的是，他竟然没

    有采取警方行动，这让当地人都讶异不已。拉玛常德兰并未打算让法院审理这个案

    件，而是想斡旋解决。他不假思索，立刻召集印度顶尖的移植医生齐聚一堂开会，要他们发誓停止贩卖器官，并试着改用更多的尸体。他决心让医生自我监督，这等

    于是做做样子，只作稍微申斥，就轻易放过了医界。

    但是此举并没有消除大众的怒气，人们仍旧想找出罪魁祸首加以处罚，因此逼

    得他还是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最后拉玛常德兰为了表明自己会以强硬手段打击犯

    罪，令卫生署关闭了两家规模最小且设备最差的疗养院，而这两家疗养院跟非法移

    植并没有关联。此举让金奈市的其余移植团队全都松了一口气。即使有明确的文件

    记录显示，数十名外科医生涉及前一年两千多件的非法肾脏移植案，但是几个月

    内，金奈的那些人继续重操旧业，如常经营。

    当印度财富日益增加之际，塞尔文以及数千位贫困的泰米尔人却永远无法平等

    分到一杯羹，因此在艰难时期，贩卖器官有时仍是唯一的途径。

    “在印度境内的其他地区，人们说起要去马来西亚或美国时，眼中都闪烁着希

    望的火花；但海啸难民安置区的人，只有在说起卖肾的时候，眼里才会闪动希望之

    光。”他如此告诉我。

    海啸难民安置区发生的憾事并非特例。第三世界的可用器官供应量充裕，第一

    世界等候器官捐赠的名单长之又长，令人痛苦难耐，因此器官掮客成了一个有利可

    图的职业。过去40年来，肾脏的需求量持续稳定上升，而世界各地的穷人往往把自己的器官看成是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自从环孢素(cyclosporine)等抗排斥药物发明后，由医生以及腐败的道德委

    员会所构成的国际阴谋集团，已逐渐把埃及、南非、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器官农场。器官生意背后的肮脏秘密就在于，永远不缺自愿卖器官的卖

    家。

    对于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而言，800美元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

    了。这笔款项等同于是过度的鼓励及强迫，赤贫的小虾米如何对抗得了资本家的全

    球企业呢？

    假使器官匮乏问题能够像数学问题一样，简化成数字，那么要为美国器官移植

    等候名单上的10万人找到活体捐赠者，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

    第三世界的卖家，而且这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经济实惠的途径。在印度医院接受移植

    手术，费用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经济利益实在太诱人了，因此有好几家美国保险机构也想分一杯羹，比

    方说，印美保健(Ind US health)和联合集团(United Group Programs)这两

    家机构经估算后发现，在美国国内进行长达数年的透析疗法，不仅费用昂贵，而且

    最终仍会致死，相较之下，国外的肾脏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多了。而这些公司与印

    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几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医院之间，恰巧都有

    着密切的关系。这类的外包医疗方案十分诱人，2006年2月，西弗吉尼亚州议会考虑

    为州政府雇员提供一种正式保健计划，让选择在国外医院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可享

    有退款奖励。在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这条法律规定仍待决议，然而整体情况似乎没

    有什么变化(应注意，印美保健的网站声称他们会支付移植手术费用，但寻求活体

    组织的患者必须自行安排捐赠者，但只要有合适的医院联络人，就相当容易找到捐

    赠者)。对受赠者而言，人体市场在临床上的优势胜过于合法竞争。一般而言，活

    体捐赠的移植成功率高过于尸体捐赠，相较于接受脑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钱买活

    体肾脏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较久。

    然而，尽管活体器官的费用较低，也较能延命，不过这种跨越司法管辖地购买

    器官的行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虽然掮客能够让购买器官变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卖家却没有因为卖器官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些。

    几乎每一位在海啸难民安置区里的妇女都会说，在自己最绝望的时期，器官贩

    子利用了她。有一位名叫罗妮的妇女就抱怨说，自从手术后，她就连走在村里的泥

    土路上，都痛苦得难以忍受，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才行。

    罗妮的丈夫失去捕鱼工作后，就开始成天喝酒。这是她麻烦的开端。在一直缺

    钱的情况下，罗妮在女儿佳雅结婚时，就连简单的嫁妆都没能力准备，所以佳雅的

    婆婆和新婚的丈夫就把气出在佳雅身上。他们强迫佳雅做额外的工作，动不动就打

    她，尽可能让她的生活过得痛苦不堪。不到一个月后，佳雅回家看母亲时，试图喝

    下一夸脱(约1升)杀虫剂自杀。

    罗妮发现女儿昏倒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赶紧抱起女儿，背她去当地医院。那里

    的医生处理过很多喝杀虫剂自杀的人，因此医院里已备有中和剂。数小时后，医生

    令她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只是必须在加护病房待到一周以上。不过，罗妮根本负担

    不了住院费用，要是没有付款保证书，就必须停止治疗。他们说，罗妮必须想办法

    尽快筹到钱，不然她的女儿就会死。

    那些年，海啸难民安置区有好多人卖掉自己的肾脏，一些爱挖苦的当地人开始

    把那座难民营称作是“肾脏村”。****俨然成了一种家庭产业，卖过肾脏的妇

    女介绍朋友卖肾。掮客惯常会开出高价码，说一场手术可拿到三千美元之多，但等

    到卖肾者动完手术后，掮客通常只会把当初开价的一小部分金额施舍给卖肾者。在

    这里，大家都知道这是诈骗，可是那些妇女却在为其开脱，说被敲竹杠总好过什么

    都没有得到吧。

    罗妮的一个朋友在一年前卖了肾，她跟罗妮说，有一个叫做达娜拉希米

    (Dhanalakshmi)的掮客在金奈的提婆吉(Devaki)医院外，开了一家茶馆，用

    来掩护真正的买卖——在黑市里供应器官。达娜拉希米预付了900美元给罗妮，好

    让她用来支付佳雅的住院费，并答应手术后再给2600美元。达娜拉希米同时也讲明

    了，要是罗妮反悔，就会找打手来摆平。

    进行器官移植前，罗妮提供了血液和尿液，以便证明自己符合买主的配对条件，买主据说是一位有钱的妇女。等到罗妮的血液被认定符合配对条件后，罗妮就

    被送到金奈的综合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授权委员会的伦理审查。

    该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确保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均属合法且没有金钱交易，有

    权在第一时间监督及阻止肾脏诈骗的出现。尽管该委员会的宗旨崇高，章程却很少

    落实，常常核准由掮客经手的违法器官移植手术。委员们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行

    径，让移植手术看起来处处合法。只要委员会的审理会议是在器官卖家与买家双方

    都了解的哑剧中进行的，那么委员会就可以说已经尽了全力确保交易合乎道德的责

    任。毕竟，出现在委员会面前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发誓要说实话。达娜拉希米指导罗

    妮，要她只在对方问话时才开口，还给了她一袋伪造的文书，接着就一溜烟走了。

    罗妮还说，有时在审查会之前，达娜拉希米会先用2000卢比行贿，以确保一切顺利

    进行。

    当时，并不只罗妮一个人待在委员会的等候室，还有另外三名妇女也在那里等

    着卖肾。

    “我们一次进去一个人，(委员会)就只是问我愿不愿意捐肾，然后签文件。

    很快就结束了。”罗妮如此表示。

    文书流程处理完毕后，罗妮就进了提婆吉医院动手术。手术按计划进行了，可

    是复原却比她预期的还要费时。她的邻居——就是当初把她介绍给达娜拉希米的那

    位朋友——坐在她的病床边，没日没夜地照顾着她。不过，三天后，她的伤口还在

    流出液体，医院却叫她出院回家。又过了一周，当她回医院检查时，那些医生通通

    都假装不认识她。

    同时，罗妮术后等待复原的那段期间，掮客却不见了踪影，她马上就发现自己

    是被骗了。

    现在，她的体侧会痛，害她没办法做唯一能找到的工作——在当地的建筑工地

    打零工。我问她值不值得，她说：“应该要阻止掮客，我真正的问题是没钱，我不

    该为了救女儿一命，跑去卖肾。”

    另一个案例是玛莉佳，33岁，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她说，她帮人洗衣，靠微薄的工资度日，她想要脱离贫困的生活，才决定卖器官。我在她那只有

    一个房间的小屋里采访她，而她所居住的那条街充斥着腐鱼和开放式水沟的臭味。

    她满身大汗，但她不怪罪金奈那无可忍受的炎热，她怪罪的是医生摘除并卖出她的

    肾脏后，术后照护非常差。

    在海啸蹂躏金奈的数天前，名叫拉吉的掮客——目前在码头附近经营一个茶摊

    ——说可以帮她解决钱的问题。他的交易似乎简单易懂：3000美元买她的肾脏，预

    付750美元(即使是现在，她一想到那笔现金，仍不由得露出微笑)。数日内，她就

    收到一张上面是假名的文件，碰到的状况就跟罗妮的一样，官僚体制的障碍已经清

    除，没有问题了。不久之后，她就打包好，前往马都莱(Madurai)。马都莱是泰

    米尔纳德邦的一座小城，拉吉黑市网里的几位成员，负责带她前往国际知名的阿波

    罗医院的分院，把她交给医生。他们摘取她的肾脏，将肾脏移植到器官移植团体里

    某位有钱的斯里兰卡人身上。根据警方纪录，那个人付了14000美元进行这场手术。

    不过术后的复原期却比玛莉佳预料中还要久，她有整整20天都没办法回金奈。院方

    拒绝提供膳宿给她，就连术后药物也是她自掏腰包买的。等她终于回到金奈后，拉

    吉却说，他连一卢比也不愿意多付给她。

    她求拉吉付钱，求了两年还是没有结果，便向警方投诉。她指控拉吉诈骗了她

    的器官，但是警方却有不同的看法。警方以器官交易的罪名逮捕拉吉，还扬言要逮

    捕她，因为她同意卖肾。

    “他们两个都犯法了。”警察总署里的一名便衣警探如此表示，“起诉其中一

    人的话，另一人也要逮捕。”一周后，拉吉回到街头，警方只给他警告了事。当我

    依循警方报告上的地址找到他时，他正在招呼小茶摊。他一边煮着一杯含糖的雀巢

    咖啡，一边告诉我，其实他才是受害者。

    “我只是要帮助人而已，我听说某个人因为肾脏衰竭，就快要死了。而且，又

    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愿意卖。这样有错吗？这应该合法才对。”他这样表示。我问

    他，他为什么没付剩下的钱。他说，他答应给玛莉佳的金额不超过750美元。“我给

    了她应得的金额。”他还说，他还要付钱给好几位掮客和医生，他的净利其实只有

    300美元。玛莉佳告诉我说，她动完手术后一直无法完全康复，而她那十几岁的儿子康南

    得了B型肝炎，快要引发肾脏衰竭。她说：“不久之后，他就需要移植肾脏，我却连

    肾脏也没办法给他。”就算她找得到医院愿意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给她儿子，也筹不

    到买肾的钱。在印度，人体部位是社会阶层低的人提供给社会阶级高的人的，绝对

    没有反过来的事。

    负责跟罗妮和玛莉佳协商的掮客，在一连串的中间人当中，都是属于阶层最低

    的。移植手术要价14000美元，这些大大小小的中间人都从中分了一杯羹。拉吉声

    称，他分到的钱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佣金都是让马都莱的大交易商山卡尔

    (Shankar)给拿去了。

    虽然山卡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这行，高层人士的身份向来是公开的秘

    密。例如卡皮亚(K. Karppiah)便是肾脏贸易中最活跃的角色之一，这一点人尽

    皆知，大家都是私下低声提及他的名字，他就住在海啸难民安置区外一英里处。在

    一个月内，约有数十名肾脏卖家都提到他的名字，说每一个肾脏只要卖出去，他都

    能从中分一杯羹。他是掮客首脑，很少直接联系患者或贩子，却是推动整个系统顺

    利运作的中间人。

    当我出现在他家门前时，他拒绝接受采访。不过，就连外头铺柏油的男人都知

    道他是权力很大的要角，他跟我说：“大家都知道卡皮亚，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

    是他的。”

    我的运气不太好，不仅没有人前来透露自己的故事，警方也没有进行后续的调

    查，身为局外人的我几乎不可能得知器官从卖家到买家之间所要经历的过程。尽管

    买家和卖家待在同一家医院，但是购买罗妮和玛莉佳肾脏的患者，却从未在卖家面

    前自我介绍。这一票中间人——从身为掮客的拉吉、达娜拉希米、卡皮亚，到动手

    术的医生——让整个供应链保持秘而不宣。毕竟，不让患者与卖家直接协商，对中

    间人而言才最为有利。中间人做的是简单的牵线工作，唯有保密，才能收取高得不

    合理的介绍费。

    中间人之所以对供应链的细节保密，显然有其经济利益上的诱因，而院方和医

    生则利用保护患者权益的老练说法，把整个过程关在大门后面。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合法尸体捐赠，院方也认为向受赠者透露捐赠者的姓名，会损害每一位参与者的隐

    私权。

    印度政府列出了在金奈非法进行肾脏移植的五十多家医院，我根据这份清单，造访了其中6家医院，每一位外科医生都跟我说，要是允许捐赠者与受赠者会面，会

    对双方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不过，真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人类学家莱丝莉·夏普(Leslie Sharp)曾在

    其著作《奇异的收割》(Strange Harvest)一书中讨论美国的尸体捐赠体制。她

    写道，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匿名情况，是近来才出现的医学伦理。20世纪50年

    代，移植手术首先在美国地区变得普遍起来，当时的医生主张，把捐赠者家庭介绍

    给受赠者可改善手术的临床成功率，因为双方可分享病例，甚至或许能通过移植手

    术而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然而，随着移植产业的利润愈趋成长，捐赠者的器官开

    始失去身份。匿名成为了新的常规做法。

    1990年代初期，夏普开始进行研究时，“移植专业人士认为‘捐赠者与受赠者

    之间的’书面沟通属于破坏行为，亲自会面沟通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临床人员

    的处理态度则更甚之，他们把寻找器官去向的捐赠者视为病态。

    然而，夏普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一般而言，捐赠者与受赠者都想要知道对方是

    谁，但都被医疗人员阻挡，无法得知。她写道，当移植社群的人在公开活动的场合

    中聚在一起时，“讲述着双方见面的故事，总是能让底下的听众由衷产生喜悦与赞

    扬的情绪。”然而，院方例行将记录封住，不让双方见面。

    两个活人因生命的延续而有了关系，受赠者和捐赠者的家庭自然会想要得知器

    官的来历和去向，夏普为了描述移植技术所创造的这种独特的关系，更创造出

    了“生物感伤(biosentimetality)”这个词汇。尽管双方渴望见面，但是在“放

    弃医疗隐私权”这个观念的背后，其实有着更为实际的理由。

    在国际器官交易的情境下，即使患者知道自己是在购买器官，甚至怀疑供应链

    中存在非法的事情，医生却会运用隐私权的道德观来打消患者的疑虑。各位可以试

    想，以下哪一种情况比较糟糕呢？是揭露出有人被迫贩卖身体组织的故事？还是让掮客不受约束地掌控器官的供应？如果医生与掮客同时扮演赚取利润的中间人与医

    疗服务提供商的话，这种情况显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匿名的做法会让供应链完全受

    到掌控，为敲诈和犯罪活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就注意到，对于移植用器官的需

    求，近乎一种新形态的食人主义。过去20年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人类学家南茜·

    薛柏-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及揭露国际器官网的

    伪善作为。2000年，她发表划时代的《全球人体器官交易》(The Global

    Traffic in Human Organs)一文，直指人体器官的交易是通过伊朗的国家资助方

    案，从巴西贫民区、南非棚户区、印度贫民窟等地开采人体器官。

    然而，她最深刻的洞察力并非在于记载器官贩运的规模，而是针对人们坚若磐

    石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大家对于器官短缺的性质原本就抱持着一定的成见。她认

    为，市场对器官的需求永无止尽，就表示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展露出医学上的

    傲慢。她说，医学界画出美好的大饼，向患者保证说：“运用别人的器官，就有可

    能史无前例地无限延长寿命。”医生告诉即将死亡的患者，唯一能救活性命的方

    式，就是接受运作正常的肝脏或肾脏，取代自身体内的衰竭脏器，导致移植名单

    (例如美国联邦器官共享网络不断更新的移植名单)愈来愈长。

    不过现实情况却是，患者宁愿移植器官，也不愿被透析机或人工心脏所束缚；

    他们也不知道的是，移植器官后，只不过是把致命疾病换成慢性疾病而已。患者接

    受新的人体组织后，往往只能延命数年。移植方案经常宣传说，登记成为器官捐赠

    者，是在赠与“生命的礼物”，还说成功的移植是“奇迹”；可是却鲜少提及一

    点，移植后的生活质量一般上并不若浴火凤凰般的重生，受赠者反而必须极为依赖

    抗排斥药物，而抗排斥药物又会降低免疫系统能力，极易罹患致命的伺机性感染。

    薛柏-休斯同时也指出，掮客很容易就能找到人体组织。她写道：“真正短缺的

    并非器官，而是移植患者缺乏足够的管道购买器官。”在美国，直接付款给卖肾的

    捐赠者，是很困难的事情，而移植名单又创造出一种器官短缺的急迫感。没有了卖

    肾的捐赠者，确实造成多数的器官都是来自于美国有限的供应量。美国人摘取器官

    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脑死患者、患者亲戚、偶尔的自发捐赠，以及器官共享计划。

    可用组织的数量有限，造成供需极度失衡，器官移植费用增加。昂贵的价格支撑了整个自给自足的医疗经济体，当中涉及特别维生系统供货商、器官运输商、法务部

    门、医生、护士、社工、管理人员，他们让器官移植产业持续运作，并从中获得经

    济利益。

    医生与医疗人员掌控了获准列入器官移植名单的人数，因此有能力提高器官移

    植的整体合格率，还能制定可用器官与整体供应量的标准比率。在美国地区，捐赠

    者在过去几年来所提供的器官数量已有大幅的增长，然而捐赠数量和等候名单上的

    人数之间的比率，却没有多少变化。

    移植名单——具体而言，就是器官摘取网——让大家以为器官稀少，医学中心

    之所以能赚大钱，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院方告知器官衰竭的患者，他们唯一的希

    望就是取得替代的器官。不过，比较贴近真相的事实是，患者所失去的健康，在移

    植后很有可能只会恢复一小部分。那么，移植器官体系付钱给活体捐赠者的话，就

    会比较合乎道德吗？非也，我的意思是，医生与患者应该站在更实际的角度，思考

    生命有限这件事。

    然而在美国，我们一点都不能影射美国移植中心买卖器官。移植中心的存在是

    为了拯救生命，医生应该超脱于庸俗的商业世界。可是，实际状况却是，坐拥移植

    中心的医院都能有大笔的进账。移植中心有如质量标章，能替医院里的所有部门招

    来许多生意。例如，医院在公路广告牌上宣传移植中心，这种做法确实再普遍不

    过，但这并非因为许多驾驶人有可能需要新鲜的器官，而是为了要大家觉得医院在

    所有医学领域都有完美的表现。

    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案》明确规定买卖人体组织属于非法行为，不过，对

    于器官移植的相关必要服务，却一字未提。移植外科医生与积极支持者会立即言

    明，移植中心实际上并未贩卖器官，只提供移植服务。可是，移植服务的价格却十

    分昂贵。2008年，密里曼(Milliman)公司的精算师按实际计算出各种器官移植的

    总费用，肾脏移植费用为259000美元，当中包括总采购费用(67500美元付给医

    院，作为摘取肾脏的费用)、术前与术后的手术照护费用、免疫抑制剂费用、医院

    行政费用等。肝脏移植费用为523400美元，胰腺为275000美元，肠子则是巨额的

    1200000美元。移植中心的患者没一个是去买医疗服务的，他们是去买器官的。在

    许多情况下，只有富人或有超级保单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享有美国政府保险者)才能考虑进行器官移植。就算在账面上动手脚，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不能公开购买器官，造成医疗费用高昂，况且等候名单又长得要命，逼得人们

    不得不转向国外的移植中心，取得快速又便宜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较低，就表示

    那些被美国高价器官市场排除在外的患者，有机会在国外找到负担得起的移植手

    术，而且也不会牺牲掉医疗质量。患者会考虑前往的其中一家海外移植中心，就是

    位于巴基斯坦拉哈尔(Lahore)的亚迪尔(Aadil)医院，这家医院的广告中说，国际标准化组织将其评为具备西方医院的医疗水平的医疗机构。

    如今，亚迪尔医院以移植患者为对象，公开宣传两种移植方案：首次移植为

    14000美元；首次移植的器官衰竭后，再次移植费用为16000美元。亚迪尔医院执行

    长阿杜·瓦西·席克(Abdul Waheed Sheikh)在电子邮件里表示：“患者不用担心

    捐赠者的问题，本院会通过慈善组织，安排活体捐赠者，捐赠者有数百人之多。”

    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国的医院，也全都宣称他们同样有过剩的志愿捐赠

    者，可以捐赠器官给高薪患者使用。由于患者不知道该如何自行预约黑市移植手

    术，再加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医院之间悬殊的差价，因此国际掮客便有机会从患

    者身上榨取肮脏的利润。

    不过在菲律宾，器官销售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根据菲律宾新闻局在2005年

    公布的报告数据，一流医院的肾脏移植费用是6316美元。负责安排移植事宜的器官

    掮客会尽可能提高收费，从中赚取差额。

    尽管入院的患者能够意识到器官供应短缺现象十分明显，但是，由于国际汇兑

    的力量使然，跟美国地区高涨的医疗价格相比，在国外取得器官的费用仍旧不到美

    国的一半。同时，患者对法律的困惑、恐惧、信息鸿沟，创造出典型的套利环境，让那些互通有无的贩子如鱼得水。中间人可收取大笔利润，重挫了改革的心力。

    价格下降时，受害最严重的就是供应链的最底层。正如我们在印度海啸难民营

    所见，卖家通过器官掮客卖一个健康的肾脏，平均只能赚得数百美元——如果掮客

    真的会付钱。而且，尽管需求量剧增，掮客付的钱却没有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2年指出，全球罹患糖尿病的患者数量达到17100万人。2030年，数字将会攀升至36600万人。

    “各国与各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以洛杉矶为据点的器官商人如此解释。他

    在liver4you.org网站做在线生意，要求我只能用米奇这个化名。“由于大多数海

    外移植都是在医生的掌控之下，像是美国私人诊所那样，所以价格区间很广……在器

    官交易合法的国家，例如菲律宾，捐赠者的人数十分庞大，因此，捐赠者必须接受

    平均3000美元的(卖肾)价格。”

    成本降低了，买家付出的费用却鲜少会降低。器官一旦从街头进入医疗供应

    链，价格就会快速攀升。米奇说，如果是肾脏移植的话，他的一般收费介于35000至

    85000美元之间。米奇每一笔交易可以净赚25000美元以上，实际所得的净利要视手

    术地点而定。

    米奇这样的角色将国家间的法律差异化作进账收入，器官中介的做法似乎深植

    于器官移植的核心，也助长了普遍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掮客扮演着隐匿程序的关键

    角色，同时也利用了始自捐赠者身体、终于受赠者身体的整体供应链，大幅提升获

    利。

    部分学者与经济学者主张，唯有合法且受规范的体制，方能停止器官供应链的

    剥削歪风。他们还主张，无论司法制度如何创立，有价捐赠的情况仍会存在。像瑞

    迪(K. C. Reddy)——涉及金奈丑闻的其中一位医生——这样的移植外科医生表

    示，这样的体制可以让器官送到有需要的患者那里，同时又能保护捐赠者的利益。

    此外，还可以保证捐赠者获得完善的后续照护与公平的金钱。

    因此，利伯维尔场的解决方法很诱人。我们相信个人自由以及可决定自身命运

    的天赋权利，而利伯维尔场的方案恰好与这样的信念相互呼应，还多了“摆脱投机

    的中间人”这项经济诱因。然而，现实世界中，成功的故事少之又少。生物伦理学

    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写道，采用市场方法来解决肾脏短缺问题，将器

    官贩子置于不利的境况中，贩子所握有的“选择范围会因高额补偿金而受到局限，这并非因为卖家面对钱失去理性，而是因为对于某些需要钱的人来说，某些出价即

    使低到有辱人格，仍旧是诱人得难以抗拒”。换言之，总是会有人愿意低价贩卖自

    己的人体部位。****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论及现在器官销售合法化且拥有充沛资源的国家

    时，往往会举伊朗作为标榜的范例。在伊朗，只要是中央政府机构所管制的器官销

    售，均属合法。捐赠者会因自己的牺牲而获得金钱，复原期间也有医生照料。结

    果，几乎再也没有患者出现在等候名单上，等候新肾的到来。

    我致电人类学家薛柏-休斯，想讨论伊朗采取的解决方法，她没好气地说：“伊

    朗活体捐赠合法化时，竟然天真地认为肾脏供应量的匮乏问题只是营销问题而已。

    然而，伊朗政府承担了管理****贸易的责任后，掮客与肾脏猎人的名称只不过

    是换成‘移植承办人’，他们仍旧是暴徒，在街头和游民收容所诱拐人低价捐赠器

    官。”

    换言之，合法化并没有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改变动机，只是让他们的违法手段

    合法化罢了。第四章 家长会面

    我租了一辆起亚(Kia)汽车，已经连续数小时弓着身体，握着方向盘，飞速驶

    过一片片的玉米田和一间间的小镇教堂，最后终于停在美国中西部的某条街道上。

    我试着不要引起别人注意。这条街的对面，有一位十一二岁的男孩，他穿着银色运

    动短裤和美式足球T恤，正在自家前院拿着枯枝玩耍。我的心脏痛苦得怦怦跳动，不

    晓得自己是否准备好永远改变他的人生。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筹备了数月之久。之前，我在印度金奈那些布满灰尘的警

    察局里，跟身穿卡其色制服的警员谈话，详细查阅无数叠法院文件。堆积如山的证

    据诉说着令人心碎的故事，印度贫民窟的儿童遭人绑架，卖到孤儿院，进入全球领

    养管道。我特别调查了其中一起案例，在这起案件中，警方坚称已追踪到某位被窃

    的印度男孩的下落，连他在美国的地址也查到了。两天前，男孩的父母通过律师，请我转达口信给美国的家庭，期望能获得友好的回应，良善的沟通。不过，当我穿

    越了10个时区，终于来到这里之后，却茫然若失，不知该怎么办了。

    副驾驶座上面，摆着一份破旧的米黄色活页夹，里头装了证据：一小包相片、警方报告、头发样本，还有法律文件，里头详细描述了这起在印度法院里滞留长达

    十年的案件。而住在郊区的这家人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一直等到男孩缓缓走到

    房子后头，才小跑步到门口按门铃。

    来应门的是一位十几岁的印裔女孩，她露出好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说：“你

    妈妈在家吗？”不久，一位金发女人来到门口，她穿着牛仔裤和长袖运动衫，以狐

    疑的目光望着我。

    1999年2月18日，这一天是席娃嘉玛最后一次看见儿子苏巴希，当时他还很

    小，得要她抱着才行。席娃嘉玛就像泰米尔纳德邦的许多印度人一样，没有姓氏，她住在金奈的普瑞安索贫民窟，此地与美国中西部之间，不仅地理距离遥远，文化的差距也同样很大。孩子们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玩板球，临近的印度洋送来了令人无

    法忍受的湿气，包围着整条街道。尽管街上十分拥挤，仍被视为安全的区域，即使

    无人特别看管的孩子，也会有邻居帮忙留意看着。

    所以，那一天，当席娃嘉玛把苏巴希留在离住处不过数十米远的抽水机那里

    时，心里也自然觉得会有人看着他——确实有人正在看着他。印度警方说，在席娃

    嘉玛离开的那5分钟，可能就有个男人把她那刚学走路的幼儿抱到电动三轮黄包车里

    了。警方认为，苏巴希应该在隔天就已经被带到该城郊区的孤儿院，因为孤儿院会

    付现金买健康的儿童。

    对于做父母亲的人而言，这是最恐怖的梦魇。席娃嘉玛和她那做建筑物油漆匠

    的丈夫纳格西瓦·劳乌，接下来5年的时间都在印度南部四处搜寻儿子的踪迹。这一家

    人从不放弃希望，深信他还在某个地方活得好好的。他们用亲朋好友当私人侦探，紧追着谣言与误报，最远向北追到了海得拉巴，那里距离他们的家乡约有325英里。

    为了筹措找儿子的费用，劳乌卖掉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两间小屋，举家搬到只有一

    个房间的混凝土屋子里，屋顶是用茅草盖的，处于一所寺庙的阴影之下。为了节省

    花费，这对夫妻还让女儿辍学。艰难的寻人经历让这一家人从下层中产阶级的顶端

    落入了赤贫的境地。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仍然无法靠近儿子一步。

    到了2005年，事情终于有了幸运的突破。有人向金奈的某位警察通报，说有两

    个男人在酒吧里大声争论着绑架的事情。警方说，之后经过盘问，那两名男人和两

    名女性共犯承认，他们一直在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Malaysian Social

    Services，简称MSS)偷小孩，该家孤儿院把儿童出口到国外不知情的家庭那里。

    绑匪绑到一名儿童可赚得1万卢比，约相当于236美元。

    根据一份送交法院的警方文件显示，孤儿院的前园丁马诺哈兰(G. P.

    Manoharan)已明确供认自己抓走了苏巴希，同时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那里没

    收的记录文件也显示，在苏巴希被抓走的隔天，也就是劳乌提报失踪人口的那天，该中心就接收了一名年龄与苏巴希相仿的男孩。两年后，男孩被人领养了。我查看

    了放弃书，即证明母亲不再有能力照顾孩子，而将孩子交给孤儿院的必要文件，还

    看了其他孩子的放弃书，全都是伪造的。警方说，那些同谋把男孩的名字改成亚西

    拉夫，捏造了关于孩子过去的假记录，其中包括一份假生母的声明书。根据金奈警方的归档文件显示，1991年至2003年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至

    少安排了165个国际领养案，儿童大多被送到美国、荷兰、澳洲，从中赚取的“服务

    费”高达约25万美元。

    假设印度警方查到的事情属实，也就是说，劳乌与席娃嘉玛寻找的男孩已经有

    了新的名字、新的人生的话，那么也就表示，他很有可能完全不记得印度的生母，也不会讲母语。多数的国际领养案都是“不公开的”，亲生父母没有权利联络孩

    子，而且由于领养过程需保持机密，因此就使得要找到那些可能是经由诈骗方式被

    人领养的孩子十分困难。

    自苏巴希失踪后，席娃嘉玛便陷入了深深的沮丧情绪里。10年后，她仍旧脆弱

    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暗的黑眼圈。一提起儿子的名字，便会突然大哭起来，用纱丽

    轻拭眼角。

    “是那些人做错事，”她这样说，“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孤儿院里挤满了儿童，为什么还会密谋在街上偷别人的孩子呢？也许，是因为

    苏巴希皮肤白皙，健康良好，才会被视为特别容易被领养的对象吧。

    我回到金奈后，想要获得更多的消息，于是便开着我那辆小小的黑色现代汽

    车，穿越川流不息的卡车、黄包车、走失的牛群，前往城外郊区的马来西亚社会福

    利中心。在首轮申辩后，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关闭孤儿院，不再开展国际领养事

    务。然而，该中心依旧执行数项社服计划，并经营一间幼教学校。

    我把车子停在亮粉红色的建筑物外头，走出车子，透过铸铁门窥看里头。一名

    穿着纯白衬衫的男人立刻挡住了我，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迪内什·洛文卓纳(Dinesh

    Ravindranath)。我在警方的报告上看到过这个名字，他是绑架案的共犯。他说，自从他父亲在2006年去世后，他就一直负责经营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同时兼任

    该中心的律师。

    洛文卓纳跟我说，警方对该中心的调查——在印度是头条新闻——被严重夸大

    了，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控诉警方利用调查之便，向该机构勒索钱财。他说：“法律有规定，妇女想要放弃孩子给人领养，我们不能问她太多过去的事情，必须毫无怀疑地接收儿童才行。”

    但是，我在调查期间所取得的放弃书，上面有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高层职员

    的签名，还有绑架嫌疑犯的签名，嫌疑犯已承认用不同的化名交出多位儿童。我逼

    问洛文卓纳，嫌疑犯跟警方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会付绑架费给他们，但洛文卓

    纳声称这是误会，并表示：“妇女来这里时，我们出于爱心，会给她们2000或3000

    卢比(约47美元)，才不是绑架费。这种事情到处都有，我们只不过是代罪羔

    羊。”

    不过领养问题确实很普遍。过去10年来，德里、古茶拉底邦(Gujarat)、安

    得拉邦(Andhra)、马哈拉什特拉邦(Maharashtra)、泰米尔纳德邦的丑闻，暴

    露出严重违反领养议定书的行径，并证实了印度父母亲的孩子是被国外家庭给领养

    走的。由于领养费的利润很高，因而促使孤儿院要稳定供应可领养的儿童。把儿童

    从印度带到美国的费用大约是14000美元，这还不包括要付给孤儿院的3500美元的

    标准收费。在最糟糕的案例中，曾经受人敬重的机构其实都致力从事儿童贩运，而

    那些好心的美国家庭也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领养儿童，而是在购买儿童。

    这类丑闻并不限于印度境内。2007年，法国慈善机构生命方舟(Zoe's Ark)

    的雇员遭到逮捕，他们试图带着103名儿童火速离开查德，他们声称这些儿童都是苏

    丹战争的难民。不过，警方随后查明，惊讶地发现多数儿童都是从查德的家庭里偷

    走的。在2006年时，《观察家报》也曾发现，麦当娜从马拉维孤儿院领养的戴维·班

    达，其实并不是孤儿。到了2009年1月，美国犹他州一家名为聚焦儿童(Focus on

    Children)的领养机构，更承认犯下诈欺罪，并违反了移民法；根据联邦起诉书，他们不仅误导亲生父母，还对可能成为养父母的夫妻说，孩子是孤儿或遭到弃养，然后引进了至少37名萨摩亚儿童供人领养。而在一场大地震把海地的许多地方都化

    为瓦砾后没多久，某个以爱达荷州为据点的基督教会团体里的数名成员也遭到逮

    捕，罪名是他们试图未经许可就将海地的儿童带离海地。

    “这是个出口儿童的产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亚媒体主任莎拉·克洛

    (Sarah Crowe)表示。“假使领养机构的第一要务并非儿童权利，而是利润，那

    么就等于打开了严重滥权的大门。”为解决这种剥削型犯罪，美国于2007年制定了《海牙跨国领养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 on Intercountry Adoption)，也已经获得50个国家的签

    约。不过，亚拉巴马州史圣福大学法律教授大卫·斯穆林(David Smolin)认为，海牙公约毫无作用。领养了两名印度儿童的斯穆林在电子邮件中跟我说：“海牙公

    约本身有一大缺陷，那就是确保儿童确实遭弃养这件事，全都信赖输出国的说法。

    若只是单纯相信输出国所说的话，那么接收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斯穆林也早该可以推测到，其实他所领养的两个女孩是被生母送到安得拉邦的

    孤儿院，为的是让她们受教育，因为这样的做法在印度穷人中屡见不鲜。可是，不

    识字的母亲却是在一开始就被骗签下了放弃书，之后，当她尝试重新取回监护权

    时，通通都被孤儿院的人给赶了出去。

    这两位女孩分别为9岁与11岁，孤儿院的人教她们说，父亲死了，母亲弃养。不

    过，后来她们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斯穆林，但美国的领养机构却拒绝调查这件事。等

    到终于查出女孩们的亲生父母亲时，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而女孩们也早已习惯了亚

    拉巴马州的生活。最后女孩们仍留在美国，不过斯穆林吐露领养的真相，于是一家

    人前往印度，拜访女孩们的生父母，并经常保持联系。

    此后，斯穆林的法律生涯方向便转了个弯，他现在已是美国提倡改革领养流程

    的重要人士。他特别指出，海牙公约的最大缺陷就是并未针对富国支付的领养费，制定金额上限。他说：“如果不严格限制金额，其他的规定全都注定要失败。”

    印度的警察、律师、领养倡导者也都附和他的看法。副警长山卡尔(S.

    Shankar)表示：“如果领养儿童不用付钱，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全都会消失。”山

    卡尔是苏巴希案的主要调查人，他更特别要求我不要在书中公开他的全名。

    当时，金奈警方根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的文件，查到苏巴希在美国，于是

    马上打电话给劳乌，请他来警局，并试图让他从一排相片中找出自己的儿子，而劳

    乌也马上就指出其中一张快照。警方说这张快照是从亚西拉夫的孤儿院档案里取

    得，是苏巴希进入孤儿院数天后拍摄的。劳乌回忆道，在那张相片上，苏巴希躺在

    一张舒适的床上，衣着有如西方儿童。但现在我眼前的劳乌却是斜躺在凌乱住处里的一张塑料制折叠式躺椅上，左右两侧是苏巴希的两位哥哥，十几岁的萨萨拉和洛

    凯希。他说：“已经快要6年了，但我还是马上就认出他来。”

    警察局长对指认结果感到很满意，却对劳乌说，忘掉这个男孩吧，苏巴希在美

    国会过得比较好。劳乌说：“警方把我当成无名小卒对待，可是，儿子从我身边被

    偷走，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我不希望儿子一生都以为我们遗弃了他。”

    不过，至少劳乌还知道儿子的遭遇。在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还约300件国内外

    领养案仍有待调查，可是就只有在媒体关注的时候，地方上的警方调查才会有所进

    展。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案的调查速度缓慢如冰河的移动，因为这起案件从市立

    警方踢到邦立警方，再踢到联邦警方，随着每一次的交管，案子的范围就愈缩愈

    小。现在负责调查的则是印度中央调查局，中央调查局根据法院命令，只追查3个跟

    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有关的案件，在3个案件中，被偷走的贫民窟儿童据称已分别

    送到澳洲、荷兰和美国的领养家庭，而送到美国家庭的就是苏巴希。

    调查此案的负责人山卡尔承认，警局的调查只触及问题的表面而已。实际上，如果亲生父母负担不起律师费用，就无法让儿童绑架案进入法院程序，因而案件很

    有可能毫无进展。这位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警察同时也表示：“此时此刻，我们

    能看到的就是些长达十年的陈年旧案。”他说，其他孤儿院陆续出现，会取代马来

    西亚社会福利中心。他又说：“可是，我没有权力调查，我真的无能为力。”

    不过，要从金奈高等法院记录中取得美国家庭的地址并非难事，因为地址就列

    在当局批准领养案的法律文件里。我对劳乌说，我要去美国跟那一家人见面时，劳

    乌碰触我的肩膀，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警方再说他的儿子已经被人给领养

    时，他松了一大口气，幸好儿子没被卖去从事性交易，也没被卖给器官掮客，他听

    说有些孩子的下场是这样的。现在，他只希望能在苏巴希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角色。

    他把所知的寥寥几个英文字排列组合后说了出来，努力把心中的期望传达给我。他

    指了指美国的方向，说：“家人。”然后，指着自己，说：“朋友。”

    于是，花了两天时间，跨越8000英里后，我现在正站在美国中西部一户人家的

    前门门廊，同时发现要转达口信也不简单。我抓着证据活页夹，努力想找出正确的

    字眼，然后自我介绍。男孩已经从屋后回来，站在我的旁边，而他的姐姐就在门内听着。这个十几岁的男孩有着劳乌的圆脸和卷发。我告诉那位母亲，我们必须谈

    谈，但不能在孩子们面前谈。我们约定等她丈夫回家后，在别的地方碰面。

    一小时后，在两个街区外空荡的公园里，我倚靠在租来的汽车上，每隔一分钟

    就看看手表。终于，父亲来了，他停下车子，没走出车外，只摇下窗户说话。他对

    于我要说的话，似乎并不讶异。他说：“几年前，我在新闻里看过这类事情，当时

    就知道有这种可能。我从来没能告诉儿子这件事，他要是知道，会受到很大的伤

    害。”他突然露出不安的微笑，我把活页夹递给他。活页夹里有一封信，信中内容

    保证苏巴希亲生父母的目的并非要求他们归还男孩，而是希望男孩的新家人能够跟

    他们友善交流，让印度的生父母仍能成为男孩生命中的一部分。最后我请那位父亲

    详细查看那些数据，我们约定隔天再碰面。

    其实，这个美国家庭并未直接通过马来西亚社会福利中心领养，他们就像多数

    的美国家庭一样，是通过代理机构领养孩子的。我第一次替《琼斯妈妈》杂志写到

    苏巴希的案例时，编辑和我都同意不透露男孩的名字和其他细节，这样才能够保护

    这个中西部家庭的身份。杂志出版时，我只知道这一案例是跟某个代理机构有关，由于没有充分证据，我假定该代理机构无罪，这个可疑的领养案或许只是随机发

    生。毕竟，送来儿童的印度孤儿院有可能很容易就骗过了美国的代理机构。

    但杂志付印一周后，情况有了改变，我得知1991年的芭努案。芭努是个经济赤

    贫的母亲，有3个孩子，丈夫死于工业事故。当时，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在没有其

    他选择的情况下，她接受了某家学校的提议，该学校说会免费提供膳宿并教育她的

    孩子。

    7年之后，当芭努再回到孤儿院并要求院长拉古帕提(K. Raghupati)把孩子

    还给她时，拉古帕提拒绝了。他还说，她早就放弃了监护权，他已经把她的孩子送

    到美国的领养家庭。而在威斯康星州，当地的领养代理人拉曼尼·嘉亚库马(Ramani

    Jayakumar)是跟一家名为“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Pauquette Adoption

    Services)”的代理机构合作，处理儿童进入美国的事宜。

    最后芭努向金奈高等法院控告，到了2005年，警方基于多项领养诈欺控告，逮

    捕了拉古帕提。由于领养记录是公开的，因此芭努仍有可能找到孩子的下落。终于在2006年，在美国和印度的运动人士的协助下，芭努见到了她那3个已长大成人的孩

    子。

    自1982年以来，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已安排了1441个国际领养案，而根据法院

    记录显示，苏巴希就包括在内。

    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就位于一所小学的对面，是一栋壮观宏伟的砖造建筑。我

    进入大门，在通往多间办公室的长廊里，看见多个公布栏上贴满了旧相片，是服务

    中心从世界各地接收的孩子。我看见琳恩·图尔(Lynn Toole)坐在柜台，她是合伙

    人之一，对于要跟我打交道，她很不高兴。

    她承认已关注印度媒体报道的领养丑闻，不过仍坚称印度政府签核了她的机构

    经手的每一起个案。如有必要，她会协助调查，但不会跟我讨论个案内容。我问

    她，她为何从来没有联络过领养家庭，警告他们有可能领养了遭绑架的儿童，但她

    拒绝发表评论。一周后，我再打电话过去，她却挂断了我的电话。然而，从这家代

    理机构的网站可看以出，他们仍在持续处理印度领养事宜，服务收费起码介于12000

    至15000美元之间。

    威斯康星州律师泰瑞莎·德金(Therese Durkin)负责监管波格特领养服务中

    心，她说该中心从未因国际领养案而接受过调查，当局也未发现有任何违法行径。

    即使投诉案浮出表面，州政府的调查权也很有限。德金表示：“我们手上有的就只

    是文件而已，只能着眼于证明文件的表面。”她又说，印度儿童领养案需保存大量

    记录，但却没有方法得知文件是否为伪造，印美两国当局在这个议题的沟通上几乎

    是零。

    简言之，没有方法可确实得知其中一些儿童是来自何处。贝丝·彼得森(Beth

    Peterson)曾在一家现称为“通过国际领养组成家庭”(Families Thru

    International Adoption)的美国代理机构，任职长达10年之久。她曾与几家规

    模庞大且颇受敬重的印度孤儿院密切合作，为一百五十多名儿童找到了美国领养家

    庭。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认为，许多孤儿院实际上的确涉及犯罪活动。彼得森表

    示，只要金钱诱因存在，情况就不太可能有所改变。彼得森目前经营iChild，该网

    站帮助家庭领养印度儿童。比方说，在2002年以前，彼得森给印度的普利·曼德(Preet Mandir)孤儿院

    的款项共达15万美元以上。那里的情况十分糟糕，在等候彼得森的客户的领养案获

    得审核批准时，共有3名婴儿死亡。后来，孤儿院院长巴辛(J. Bhasin)开始向彼

    得森非法索取比平常捐款多出数千美元的款项，还说不付款的话，就不放弃儿童监

    护权，因此彼得森断绝了跟该家孤儿院的联系。之后，她便向印度政府投诉普利·曼

    德孤儿院及院长。

    4年后，印度电视新闻网CNN-IBN的记者扮成领养小孩的家长，进入普利·曼德孤

    儿院。巴辛跟他们说，24000美元可以买两个儿童。这件事经报道披露后，孤儿院的

    领养执照被吊销，但印度政府之后却以暂准的名义让孤儿院恢复营运。彼得森表

    示：“两边都有利润动机存在。我合作的其中一家美国代理机构，他们只想确定我

    每年可提供一定数量的婴儿就好，根本不在乎婴儿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而言，只要文件看来正常有效，美国领养机构通常不会再深入探查。儿童

    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Children's Home Society Family Services)是

    美国最大的代理机构之一，光是2007年就处理了600件左右的国际领养案。负责领

    养服务的副理事长大卫·皮格恩(David Pilgrim)表示，他很有把握，经手的儿童

    没有一个来自不道德的渠道。他说：“所有跟我们合作的孤儿院，都经过我们彻底

    的审查，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是如此。”

    然而，在普利·曼德孤儿院的丑闻爆发之前，儿童之家社会与家庭服务中心却一

    直跟该孤儿院合作。我问皮格恩，这些领养案当中有没有个案引起他的疑虑，他停

    了一会儿没说话，接着表示：“我们的律师之前就检查过文件，没看到有需要担心

    的地方。”

    我首次见到那对美国夫妻后的隔天，我们三人一起坐在寒冷公园里一张历经风

    吹雨打的野餐桌旁。一辆巡逻警车减缓速度，警察看了我们一眼，接着继续往前巡

    逻。眼泪不断顺着那位母亲的脸颊滑落，我分不清她是生气还是心碎，或许两者都

    有吧。她说：“对他而言，印度不存在。”

    那对夫妻告诉我，那男孩——他们已经替他取了新的名字——是他们从印度领

    养的第三个孩子。虽然这是他们第一次交由波格特领养服务中心处理，但领养过程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付了15000美元的费用，飞到印度，前往马来西亚社会福利

    中心，跟负责人见面。丈夫解释道：“我们喜欢领养。法规变了好多，我们考虑过

    韩国和南美，不过印度是最开放的。”也就是说困难度最低的。

    我把自己对该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了那对夫妻。比方

    说，被起诉的绑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龄，进入孤儿院的时间点，据称伪造的放弃

    书，生父对相片的指认，将亚西拉夫交由他们家抚养的法律文件，诸如此类。可

    是，他们仍然不信服，丈夫说：“要我们相信的话，需要有更多数据才行。”DNA证

    据或许是唯一能确定的方法，不过，那得让孩子接受验血，又要怎么跟孩子解释

    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话，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确定样本的采集是正确的呢？

    必须采取过渡步骤，让这两家人相互联系才行。可是，美国这对夫妻还没决定

    自己的立场。丈夫皱眉表示：“我们要跟律师讨论。我们必须为儿子着想，要是他

    发现了，不晓得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至于接下来的发展，没有蓝图可循。劳乌发现，政府不太有意愿追查被窃儿

    童。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道德的界限仍旧愈来愈模糊；不过，假使是美国儿童被

    绑架到印度贫民窟的家庭里养大，追诉时效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呢？

    关于这点，《海牙跨国领养公约》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公约并未明确规定被绑

    架的儿童是否必须归还生父母，也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记得生父母的儿童在与生父母

    重逢后所遭受的冲击。研究领养问题的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资深心理学

    教授罗内·霍克伯根(René Hoksbergen)表示，那男孩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来历，但

    要等到将来才能告诉他。霍克伯根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绑架议题可以用不同的

    方式告知，但不是现在，那孩子年纪太小，不应该告诉他。”他还说，同时，美国

    的养父母应该要联系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给生父母，以减轻生父

    母的悲伤情绪。只要双方都认为彼此讲的是同一个小孩就行了。

    不过，就是在这个关头，事情变得更混乱了。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园会晤

    的两个月后，依旧没收到美国夫妻的只字片语，他们不理会我后续发去的电子邮

    件，席娃嘉玛和劳乌心急如焚。劳乌以哀求的语气说：“你见了他们，你跟我说他

    们人很好，你还看见我们的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来是不切实际的，不过起码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消息

    啊。”

    劳乌催我再发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的那对夫妻，这封邮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几

    个胎记以及一条小疤痕，我之前给他们看的文件未曾提及这些特征。这天早上，我

    发现了收件夹里有一封回信。养父回复说，他儿子身上没有劳乌描述的特征，并在

    结尾写道：“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请向那家人转达我们的慰问。我们

    能体会他们所经历的，也明白这消息对他们而言会是很大的打击。”

    我把这件事告诉副警长山卡尔，山卡尔对此表示怀疑，若有所思地说：“他们

    可能在说谎，不然就是胎记可能消失了。我们很肯定配对相符，每一件事都直指那

    个美国家庭。”

    他补充说，这件事或许很快就会彻底了结，因为他隶属的警局在前一年的8月向

    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采集那男孩的血液与头发样本，如今该项要求终于送到美国司法

    部长的办公室里，日后有可能转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后续的调查。

    不过即使如此，也同样毫无保障可言。要是那对夫妻决定反对美国联邦调查局

    的要求，那么优秀的律师有可能会让这件事陷入僵局好长一段时间，久到孩子都长

    大成人。到了那个时候，这件事的决定权就会落到那位年轻人的手上。

    开始调查苏巴希身份的一年后，该案几乎毫无进展。印度警方一直处于即将交

    出另一份起诉书的阶段，却一直没能交出去。美国的那一家人则继续保持沉默，他

    们的消息愈来愈少，只有《琼斯妈妈》杂志网站上的一则匿名评论文，些微透露出

    他们心中的想法。那位匿名评论者声称自己跟那个美国家庭的关系很近，他写道：

    那对父母根据印度家庭所提供的不完整信息，决定不要扰乱这孩子现在的稳定

    生活。等孩子大了，养父母打算把情况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探究下去，我知道他们

    会支持他的决定。这个家庭已经作了决定，这并非出于私人的满足感，而是出于真

    切的关爱，为了儿子的心理健康着想。他们是最贴近情况的人，他们最了解这孩

    子。给他们自由，让他们根据所有的信息，用爱为儿子做出选择。

    该则评论文章张贴后数个月，山卡尔通知我，DNA检验正在进行中。经过数年的施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终于采集了样本，送到了印度的检验所。由于检验所必须

    完成积压数年的工作，因此在这里就得静观其变，等待检验所用科学角度回答苏巴

    希的身份问题。

    然而，无论我有没有插手，那个美国家庭仍旧没有通过任何方法联系劳乌与席

    娃嘉玛，没有为该起警察案件提供证据。他们声称孩子没有那样的胎记，却不允许

    外界人士来检验。

    不过，劳乌还是怀抱着希望，仍旧经常长途跋涉到高等法院附近的一栋办公大

    楼，用自己的劳力换取金奈顶尖律师的服务。他爬上混凝土阶梯，走到后方的办公

    室，经过平板玻璃窗，在那里，几位法律书记正在给辩护状归档，并撰写一堆堆的

    辩护状。埋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的某处的，就是他为失踪儿子所提出的申诉书。

    他大步迈进繁忙的办公室，问他第一个看见的书记，美国那边有没有消息？第五章 圣母怀胎

    克里诺斯·崔考斯(Krinos Trokoudes)论及自己对女人的了解时说：“付了

    钱，就会得到很多女孩。”崔考斯话里的意思，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出入。崔考斯

    是位胚胎学家，工作内容就是采集卵子。他脑袋上那层厚厚的银发与他每天穿的白

    色实验室制服很搭，而温暖的微笑也可以立刻让患者轻松下来，正如他办公室墙面

    上挂着的医学文凭那般令人放心。

    1992年，他采用体外受精(IVF)技术，不仅帮助49岁的妇女成功怀孕，也破

    了金氏世界纪录。虽然这项纪录之后又被破了好几次(2008年，70岁的印度妇女经

    由人工受精生出双胞胎)，但是崔考斯开创性的成就，使得祖国塞浦路斯

    (Cyprus)愿意突破胚胎领域界限的名声更加巩固。此后，塞浦路斯这个位于地中

    海中央的小岛国，以其崎岖的地形、疏忽的监管、全球化的经济体，成为全球卵子

    贸易的中心。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女人的卵巢有潜力把生命带到这世上，同时又是一个蕴藏

    近三百万个卵子的金矿，等人采集，卖给出价最高者。崔考斯则是同时站在这两种

    角度看待卵巢。崔考斯的佩狄奥斯(Pedieos)诊所自1981年开业以来，就一直在

    跟几乎可说是源源不绝的捐卵者合作，这些妇女大多并非土生土长的塞浦路斯人，共通点是她们都相当贫穷，而捐卵所获得的现金，可大幅补贴收入。崔考斯耸了耸

    肩说：“在收入低的地方，就会有捐赠者。”塞浦路斯有着岛国常见的生活成本过

    高的问题，还有大量的低薪移民人口，不啻是缺钱花的捐赠者的完美温床。

    在塞浦路斯，全套植卵服务(含体外受精在内)的费用为8000至14000美元不

    等，相较于西方世界里相对便宜的地方，费用低了百分之三十。更重要的是，患者

    等待植入捐赠者的卵子，很少有超过两周的。对于从英国飞来的妇女而言，可谓是

    一大福音；因为英国对捐卵者有严格的规定限制，等候名单已排到两年以上。今

    年，他的患者有三分之一是从国外飞来的，他希望日后国外患者人数能增加一倍。“有了捐赠者，”他说，“就等于有了一切。”

    过去10年来，全球的卵子需求量已呈指数成长，而且在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之

    下，生育产业已迅速繁殖成一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兽。同时，在体外受精技术推

    行30年之后，每年出生的试管婴儿多达25万左右。虽然多数婴儿仍是生母卵子的产

    品，但是一些年纪较大(有时是停经后)的妇女想成为妈妈的欲望，却促使法律上

    仍有疑虑的卵子市场快速成长。现在，这门生意从亚洲一路到美国，从伦敦、巴塞

    罗那等富裕地区，再延伸到俄罗斯、塞浦路斯、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

    在这门生意里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好心的医生和装备简单的庸医，有绝望的夫

    妻和意外崛起的企业家，他们全都争着原料来源——生育年龄的妇女。如果这行真

    有所谓的管制的话，也是不均的管制。虽然各国已经试图管控国内市场，但是机票

    价格便宜，加上国际方针松散，使得危险又不道德的卵子采购，就跟取得护照一样

    简单。今天，来自贫穷国家的妇女将卵子卖给医生，然后医生再把卵子卖给来自富

    有国家的有钱客户。这引发了一连串重要的道德议题：把妇女当成母鸡，让她因类

    固醇而发胖，藉以取得她的卵子卖出，这样真的可以吗？我们制造滚球轴承时所应

    用的标准，是否也适用于生命的基因细胞以及带有细胞的妇女呢？卵子是否只是个

    零件，而捐赠者只不过是个轮齿？

    可惜，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已在这个道德难题前放下了筹码。有的国家，如以

    色列，禁止在本国领土采集卵子，却仍补助体外受精的国民。即使是利用国外取得

    的捐赠者卵子进行体外受精的国民，亦可获得补助。

    虽然美国法律对于捐卵并无规定，但美国生殖医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却有个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方针：若补偿金超出薪资损失

    与交通费，则会被视为不合乎道德。塞浦路斯的情况跟欧盟其他国家相同，该国负

    责管制生育诊所的卫生署官员凯洛琳娜·史提里亚诺(Carolina Stylianou)表

    示：“允许支付补偿金，但不准付款。”没错，这说法听起来未免太暧昧不明了。

    所有暧昧不清的情况导致市场的异常活跃，有各种价位、各种服务。在美国，植卵服务包括捐赠卵子、实验室工作、体外受精程序，收费高达40000美元以上。但

    若是在塞浦路斯接受体外受精，则可省下大笔金钱，这诱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前往塞浦路斯。对于卵子卖家(或称“捐赠者”，若您偏好这种称呼的话)而言，价格

    到处都有。美国妇女卖出一批卵子，平均可获得8000美元；若是常春藤盟校毕业

    生，且有运动选手身材的人，价格更是高达50000美元以上。在美国这个最为开放的

    市场，潜在的捐赠者把个人资料张贴在网络上，供患者细读，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每

    增加100分，卵子价格就会增加约2350美元。另一方面，没受过教育的乌克兰妇

    女，在基辅打了多种预备荷尔蒙，然后飞到塞浦路斯取出卵子，并在没有术后照护

    就被送回家的情况下，她的一批卵子只值数百美元。

    这一行的运作方式就跟其他的全球化产业一样，利用法律管辖范围的不同、收

    入的差异、当地的伦理审查状况、生活水平等，获得竞争优势。根据欧洲人类生殖

    和胚胎学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简称 ESHRE)的数据，欧洲每年有超过25000人跨国寻求生育治疗。

    原则上，卵子商业市场能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运作，但目前国际体系所针对的对象是

    脆弱的潜在捐卵者这一特定族群，并有效创造出两种人：一种是贩卖人体部位者，一种是受赠者。

    同样是捐赠，但捐卵跟捐血大不相同，捐卵是一种漫长又痛苦的过程，至少需

    要两周的荷尔蒙刺激，然后再动手术取出卵子。捐卵就有如卖肾，并不是轻率就可

    以作出的选择。再者，捐卵的风险几乎等同于一般的手术与麻醉，注射荷尔蒙所引

    发的并发症有时也会使人痛苦万分，甚至会致命。但即便如此，捐卵手术在世界各

    地还是极为受欢迎，而卵子需求量日益增加，远远超过那些纯粹出于善意而愿意免

    费捐卵给陌生人的利他捐赠者的供应量。

    然而，有关卵子的捐赠，主流医学伦理观仍主张“利他捐赠”是唯一能接受的

    标准做法，这让立法处于站不住脚的立场。一方面，欧美当局需要大量的捐赠者，方能促进生育产业的成长繁荣；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在利他体制以外，另建一个体

    制，限制那些让妇女自愿捐卵的诱因类型。

    若提及有哪些动机可促进妇女捐卵时，“补偿金”与“金钱”这两个措辞其实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唯一差别只是补偿金代表的价格比较低。因为钱数低，只能诱

    使最贫穷或最绝望的人捐卵。立法者尽管是出于善意，却等于是有效地把补助金给

    了生育诊所，让诊所购得原料，而生育业务之所以蒸蒸日上，都是在利用穷人的子宫。这样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互惠关系。

    塞浦路斯前一阵子加入了欧盟，现在正走到十字路口，面临关键时刻。究竟是

    要加强管制，降低供应量，藉以控管当地卵子市场？还是要让贸易自由化，打开大

    门，付钱给捐卵者，并让捐卵者人数大幅增加呢？在某种程度上，塞浦路斯有如一

    张石蕊试纸，可用来试验人体部位产业的未来情势。在俄罗斯、乌克兰等非欧盟国

    家，已有诊所在国际市场上宣传其不受多少法规管制的卵子产业，但是由于这些国

    家没有欧盟品牌作保证，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前往当地接受生育治疗。即使是像印度

    这类更遥远的国家，用现金招募捐卵者似乎不成问题，结果也一样。塞浦路斯是有

    如美国蛮荒西部卵子矿脉的完美产业平台，其采用质量最佳的药物(与白人婴儿)

    更是闻名于世。

    若按人均计算，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数量高居世界之冠，是地球上采卵量最多

    的地点之一。塞浦路斯的生育诊所无论有没有执照，都会提供体外受精手术，以及

    各种生育服务，即使是其他地区禁止的一些服务(如性别筛检)，塞浦路斯的生育

    诊所照样提供。塞浦路斯的生育产业融合了灰市金融交易的阴暗以及人体组织的商

    业化。人们从以色列、欧洲甚至世界各地飞来塞浦路斯。在这里，想要孩子的夫妻

    可找到收费便宜的服务，贫穷妇女可找到市场卖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