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美)马赛厄斯·德普克，(美)法布里奇奥·齐

    利博蒂著；吴娴，鲁敏儿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6

    ISBN 978-7-5432-3021-7

    Ⅰ.①爱…Ⅱ.①马…②法…③吴…④鲁…Ⅲ.①儿童教育家庭教育教育经济

    Ⅳ.①G40-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4569号

    责任编辑 郑竹青 钱 敏

    美术编辑 路 静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美]马赛厄斯·德普克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著

    吴娴 鲁敏儿译

    王永钦校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85，000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目录

    名家推荐

    序

    引言

    第一篇 在不平等的年代抚育子女

    第1章 育儿经济学

    第2章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第3章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第4章 不平等、教养方式和育儿陷阱

    第二篇 育儿简史第5章 从大棒到胡萝卜：专断型教养方式的消亡

    第6章 男孩与女孩：性别角色的变化

    第7章 生育率与童工：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第8章 教养与阶级的价值观：贵族vs.中产阶级

    第三篇 政策如何影响教养方式

    第9章 学校系统的组织

    第10章 育儿的未来

    注 释

    名家推荐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对不同时间和国家的不同教养方式的前因后

    果提供了引人入胜、富有见地的分析。两位作者解释了父母如何以及为何塑造孩子

    的喜好和技能，以使他们适应成年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基

    本经济理论，整合和阐释了来自多个学科的大量证据。这本雄心勃勃的书详细论证

    了家庭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和经济命运。

    ——詹姆斯·赫克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记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诊断和批评“直升机父母”的

    习惯和他们对于教育的执迷。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时代，这种

    育儿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本书传达的信息。的确，高强度的育儿方式有一些

    毫无意义的过激行为，它不会给父母带来快乐。但只要做对了，它不仅在美国，而

    且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国家，都对孩子们有效。

    ——帕梅拉·德鲁克曼，《纽约时报》

    对育儿和经济不平等富有洞察力的思考。

    ——卡罗琳·德弗，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为什么这么多看似理智的人在孩子身上过度投入？《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

    济学》告诉你，并不是父母都集体头脑发热了。相反，今天的父母是理性的经济

    人，他们对日益疯狂的环境做出了反应。

    ——珍妮·安德森，《石英》杂志

    正如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他们最近的著作《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父母毕竟没有那么疯狂。

    不管是好是坏，他们的育儿方式都是完全理性的。

    ——凯·希莫威茨，美国家庭研究所

    人们在考虑育儿时通常不会想到经济学。这本深入浅出的书旨在改变这种状

    况。它展示了该如何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之间权衡，这些教养方式如何塑造孩子们探

    索实践和承担风险的方式，以及经济因素如何在我们看待孩子和抚养孩子方式上的

    惊人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本必读书。

    ——达龙·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

    在对不同育儿方法背后的原因进行的启发性阐述中，两位作者大胆地主张了经

    济学解释，同时也考虑了社会和文化因素。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展示了新的社会分

    化如何使一些父母得以提升孩子能力的同时，使另一些经济条件更加困难的父母的

    努力变得更加徒劳。阶级分明的育儿方式威胁到机会平等、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参

    与。作者希望合理的政策干预能够阻止此类威胁。

    ——简·亨弗里斯，牛津大学研究员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提供了许多关键的发现和新颖的解释，作者

    认为我们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为什么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不同国家间和国家内

    部都存在不同的教养方式。在没有其他书能处理与本书相同的主题时，它还做到了

    睿智、丰富以及易读。我真的很享受阅读过程。

    ——那塔乌德·鲍德哈维，英国华威大学教授

    这本引人入胜、论证有力的书汇集了个人经验、理论和证据，它不仅表明育儿决策是由激励措施决定的，还展示了经济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的选

    择可能因国家而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丰富的信息、细节和经济论证的力度令

    人印象深刻。

    ——乔·布兰登，英国萨里大学

    教养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现实？本书是对于这一难题的认真尝试。要

    把作者的回答概括成一句话是过分简单化了，但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这样做：别傻

    了，是经济决定了美国人如何抚养孩子!

    ——帕特里克·A.科尔曼，“好爸爸”网站(Fatherly.com)

    序

    本书源于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教养方式：代际偏好传递中的利他主义与父爱

    主义》(Parenting with Style：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 [1] 当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来

    考虑教养方式时，意识到有许多学科(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当然还

    有经济学)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学科之间缺乏对话。为了促进更广泛的讨论，我们

    在门户网站voxeu.org设立了一个专栏，名为“虎妈与直升机父母：教养方式的经

    济学”(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该专栏下的回复鼓励了我们写下这本书来向更广泛的受众，包括父母和有兴趣深入了解教养方式的读者，传达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书的缘

    起。

    多年来，父母和孩子是我们研究的焦点。在开始研究教养方式之前，我们的工

    作集中于探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家庭内部偏好与家庭文化的传递。我们根据这些话

    题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学术论文不足以涵盖我们所学的知

    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回顾了这些年来的工作，并试图用完整的链条把它

    们串起来。我们也跳出学术文献的范围，借鉴了大众媒体如报纸、博客和流行的育

    儿书籍等，从而更多地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抚养子女这件事的。

    这本书从我们作为孩童与为人父母的个人体验开始。我们回忆了童年时代，并

    将它和现在的家庭生活作了比较。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和父母截然不同的家长，当然并不认为自己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相信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情形下，会和父

    母表现得差不多。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抚育子女，不是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知识或更

    深刻的见解，而是因为当下培养孩子的环境与我们当年的成长环境不同。本着这种

    理念，本书试图解释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

    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直接给出育儿建议。

    我们还参考了各自的妻子玛丽亚(María)和马里萨(Marisa)的经历，意识到

    她们的童年记忆与我们又有所不同。再一次，我们没有人认为自己拥有“最好的父

    母”。我们四个人成长于四个不同的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在小时

    候，这些国家的育儿方法是很不同的。当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后会发现，即便在今

    天，这些国家的育儿风俗仍然存在极大差异。因为我们在成人阶段都生活在不同的

    国家，这又提供了额外的个人经验。将这些经验和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我们试图阐

    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育儿风俗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当下的育儿习俗。首先，我们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

    家的教养方式在近几十年来变得更为密集(intense) [1] 了。是什么导致了不少当

    代的父母在度过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宽松的童年时代后，却突然成为“直升机父

    母”和“虎妈”呢？答案是经济激励发生了改变，这很大程度上是同时期经济不平

    等的加剧导致的。接下来，我们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抚育行为并试图解释其中

    的差异。答案依然与经济激励有关，经济激励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最后，我们观

    察到在发达经济体，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所差异。什么可以解释

    这种差异呢？即面对不同约束的父母的经济激励存在差异，而这些约束取决于他们

    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本书的第二部分回顾了历史上的育儿习俗。为什么严苛的教养方式曾经风靡数

    个世纪，而今天更多的父母却避免在子女做错事时进行严厉惩罚呢？我们再一次把

    它归因于经济激励的变化。我们还采用同样的视角研究了在育儿习俗中性别角色的

    转换，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大家庭到小家庭的转换，父母对于童工的态度的变化，甚

    至还考察了不同社会阶层偏好和价值观的形成与传递。

    本书的第三部分展望了未来。这一部分探究了政策和制度的影响。首先聚焦于

    学校和教育机构，然后考虑了干预性政策。我们认为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育

    儿差异扩大了不同背景之间的孩子的机会不平等。当然，进一步追问了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差异。最后，预测了如果当前经济不平等的扩大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

    的教养方式会变成怎样。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包括我们俩的妻子玛丽亚和马里萨的鼓励。

    她们同时也是我们在育儿实践中的伴侣，这些经历构成了我们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

    的大部分思考。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们为本书的完善提供了不断的支持和建设性

    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感谢孩子们给了我们灵感，感谢他们忍受我们长时间专注于育

    儿理论而非将之付诸实践，感谢他们允许将我们的共同经历写入此书。

    我们感谢编辑萨拉·卡罗(Sarah Caro)对写作本书的鼓励，感谢她从此书的初

    稿到终稿间提出的优秀编辑指导。也要感谢我们的工作单位，美国西北大学和耶鲁

    大学。本书涵盖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编号：SES-

    0820409，Doepke)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编号：100018_165616，Zilibotti)的资助。我们很幸运能依靠来自苏黎世大学、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

    杰出研究助理：Titan Alon、Stefan Binder、Severin Lenhard、Elisa

    Macchi、Nina Mühlebach、Sebastian Ottinger、Mathias Schief、Veronika Selezneva、Ashley Wong、Rachel Wu、Laura Zwyssig。没有他们

    的帮助就不会有本书的诞生。感谢给予我们有效反馈与评论的Helena Appelberg、Gabriele Catania、Kushal Dev、Pamela Druckerman、Luca Fasani、Vanessa Han、Lixing Liang、Liu Liu、Masao Ogaki、Alice Ollino、Jody

    Ono、Chiara Pronzato、Julian Sch?rer、Xiang Wei和Tong Zhang。我们的

    朋友以及合作者Fabian Kindermann、Joel Mokyr和Michèle Tertilt对所有稿

    件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朱塞佩·索瑞特(Giuseppe Sorrenti)。

    他不仅仅只是这个项目的助手，如果没有他的热情、思想、知识和有效投入，这个

    项目将永远无法实现。

    引言

    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

    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当我们成为父母后，却为孩子报音乐课和体育课，督促他们

    做家庭作业……是什么导致了如此迥异的情况？当谈起育儿时，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经济学。然而，经济学是一门旨在了解人们

    如何决策的社会科学，而作为父母做出的决策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我

    们将在本书中说明，经济学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进行多少教育投资，以及选择怎样的教养方式。

    与许多其他讨论育儿的书相比，我们的书不是一本育儿指南。我们相信作为社

    科学者，任务不是告诉父母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与

    外在力量。为此，我们采取的视角是假设父母基本上知晓不同教养方式的利弊，在

    这一前提下，做出他们认为的对自己也对自己所关心的孩子的最优决策。

    我们认为，经济学视角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可以解释许多育儿现象，包括

    从最近的变化，如密集的(intensive)“直升机”式教养方式的兴起(即，“盘

    旋”在孩子上空，监督孩子的一举一动)，到更早期的历史转变，如女性人均生育

    孩子数量的急剧下降导致了现代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崛起。

    借鉴个人经验

    在撰写本书时，我们不仅仅依赖于数据和经济学训练，还借鉴了为人父母的经

    验和早年的孩童经历。因此，在引言部分，我们将首先描述自身的背景。我们是两

    位生活在美国的欧洲学者，和我们的孩子相比，我们在地理、文化和经济条件截然

    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能够常常旅行，并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化和

    养育孩子的习俗。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下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中观察到了巨大的

    多样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应用于育儿研究。

    马赛厄斯在联邦德国萨克森州(Lower Saxony)的一个村庄长大，这是一个典

    型的中产阶级社区，靠近首都汉诺威。他的父亲是州政府的公务员，同时经营着一

    个农场。马赛厄斯的母亲是一位教师，但在马赛厄斯很小的时候就辞职回家，因为

    管理农场和照料四个孩子足以使她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她参与当地政治事务，并

    担任村长多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完成学业后，24岁的马赛厄斯移居美国，先到明尼

    阿波利斯，然后到芝加哥，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

    州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他娶了美国姑娘马里萨。马里萨的职业是电视节目和电影的

    选角导演。他们在洛杉矶生下了头两个儿子，奥斯卡和卢卡斯，然后在2010年移居

    芝加哥地区。他们目前居住在埃文斯顿的富人郊区，并在2013年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尼科。现在奥斯卡、卢卡斯和尼科分别年满10岁、7岁和4岁，他们精通德语和英语，均就读于芝加哥德语国际学校。

    法布里齐奥生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Emilia Romagna)，根据罗伯特·帕特

    南(Robert Putnam)《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一书 [1]

    的描述，这是在意大利一个具有高度公民意识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位白领工人，更确切地说，一位为意大利国家公共广播公司(RAI)工作的技术工人，他的母亲则

    是当地时装业的女装设计师。在博洛尼亚完成学业后，法布里齐奥移居伦敦，并在

    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妻子玛丽亚，一位西班牙姑娘。玛

    丽亚和法布里奇奥在欧洲搬了好几次家：他们先是住在巴塞罗那，然后是斯德哥尔

    摩、伦敦、苏黎世，最终在2017年搬来美国。现在，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

    文。诺拉现在是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学生。

    当诺拉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上托儿所，然后在斯德哥

    尔摩上幼儿园和小学。当她搬到苏黎世的德语区时，她的父母从来没有和她进行过

    德语交流：作为学者，他们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一直是英语。因此，诺拉必须掌

    握她父母不熟悉的语言和学校系统。如今，她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

    语。她也能熟练使用法语，还记得早期学过的瑞典语。外语教授肯德尔·金

    (Kendall King)和艾莉森·麦基(Alison Mackey)在《双语边缘》(The

    Bilingual Edge)一书中对诺拉的案例进行了讨论，他们写道：“她的父母对她很

    自豪，小诺拉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恰好出生在促进多语言学习的理想环境中。” [2]

    除了曾经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我们也花费不少时间周游世界各地。法布里齐奥

    把大量时间花在中国和挪威，而马赛厄斯则时常造访德国和比利时。让人最震惊的

    是，我们观察到的育儿习俗哪怕在文化相近的国家也十分不同。中国和美国的父母

    育儿行为有差异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两个国家相隔甚远，经济和政治制度

    迥异，一直以来的文化也十分不同。然而，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育儿习俗在两个富

    裕的欧洲国家，比如连游客们有时也会混淆的瑞典和瑞士，依然相差很大。

    教养方式的国际差异

    瑞典是鼓励宽容和放任的教养方式的典型。慈爱的瑞典父母们认为，要求一个

    学龄前儿童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是有违基本人权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赞同任何形

    式的纪律，包括言语恐吓，更不必说体罚，体罚自从1979年就被认为是非法的了。

    被大多数国家的父母认为不恰当的儿童行为，比如打扰陌生人，在瑞典被认为是孩子的天性而得到原谅。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曾经拜访过他们的瑞典朋友，当主人家

    六岁的小男孩冲他们尖叫：“闭嘴!我在看电视!”时，父母给出的回应是一个赞

    许的微笑，随后温和地建议我们换个房间，以免打扰孩子观看电视。

    瑞典的学校也遵循了同样的自由主义哲学。大多数瑞典的学龄前儿童能够上免

    费的托儿所。这些都是平静欢乐的地方，由能干又积极主动的专业人士在禁止任何

    正式教学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管理。在托儿所，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

    情。调皮捣蛋的孩子当然会被教导，但很少受到惩罚。在瑞典，正式的教育要到7岁

    才开始，小学生在年满13周岁之前不会收到任何成绩单。社会的共识是，让孩子承

    受压力和焦虑是罪大恶极的。一些教师甚至在公开场合劝阻雄心勃勃的小学生们不

    要“过于用功”，并且谴责“不负责任的”、咄咄逼人的父母给孩子们带来过多压

    力。瑞典孩子的竞争精神仅仅局限于体育活动，在这个领域瑞典人认为竞争是可以

    接受的。竞争心太强的父母们不被社会认可。当诺拉的父母去学校询问是否可以提

    前入学时(在6岁而非7岁)，得到的回答是，“当然啦，她可以应付的，但我绝不

    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按照国际标准来看，瑞士同样拥有着自由的育儿文化。但其育儿和教育实践绝

    对比瑞典的要严格得多。在低年级时，学生得开始适应老师的权威。任何年龄段的

    孩子在进入教室的时候都应当和老师握手，并礼貌而正式地尊称他

    们“您”(Sie)，他们从不直呼老师的名字，在老师讲话时一言不发地聆听。 [3]

    孩子们从二年级开始接受评分并收到成绩单，但瑞典的同龄人此时才刚刚入学。在

    六年级，瑞士的孩子会面临一场入学考试，20%的人被选入更偏向学术的高中系统

    (Gymnasium)(在瑞士没有初中，孩子们直接从小学进入高中)。这场考试被俗

    称为高中入学考试(Gymiprüfung)，它对于12岁的儿童而言是一场严酷的考验。

    许多父母致力于为孩子提供额外的私教补习，大大削减孩子们的空闲时间，一些父

    母甚至请假辅导他们的孩子复习。这并不仅仅是某种偏执行为。学术型高中是获得

    大学教育的途径。尽管孩子们有机会在稍晚的年龄进入大学教育轨道，但学术型高

    中提供了更高级的课程以及筛选过的同龄人，因此，考试成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教育系统的组织方式会影响家长的行为，比如高中入学考试，但它不该被

    认为是瑞士父母的教养方式的最终驱动力。相反，学校的组织方式只是一种在整体

    上不同的获取教育的途径的表现形式。本着更有天赋的孩子应该被挑选出来并被提

    供更具挑战性的教育的理念，瑞士人比瑞典人更易接受竞争的理念。父母为孩子能在学习上脱颖而出感到骄傲，并且很愿意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支持他们的个人发展。

    虽然存在这些差异，瑞士的教养方式并不是瑞典的对立面。在高要求和执着于

    学业成就方面，瑞士父母远非极端。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瑞士的父母不像法国和

    北美的父母们那样专制和咄咄逼人。而在美国，甚至典型的白人“直升机父母”也

    不如亚裔父母那样严苛。确实，许多美国白人用一种既恨又爱的眼光看待亚裔社区

    的严格教养方式，担忧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卓越和成功地位被亚裔赶超。然而，本

    土中国父母比美国华裔要更严苛。

    是什么造成了国家和种族之间教养方式的巨大差异呢？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文化

    差异。然而，文化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有时甚至变

    得十分迅速，而且文化的变化通常是社会经济转型的结果。比如，平均主义是中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而在70年代末，经济改革重塑了中国社会

    及其价值观，通过对个人差异的认可与对企业家精神的鼓励，普通民众得以跨越社

    会阶层，亿万人摆脱贫困，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中国经济

    转型的同时，文化也发生了变迁。今天，中国也是一个十分强调个性的社会，中国

    的父母相信通过勤奋努力可以获得成功。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瑞典多年来是一个平均主义价值观主导的低不平等社会。

    但历史并非从来如此，在20世纪前，瑞典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也非常传统，阶级分明，等级森严。工业的兴起和农业的衰落共同导致社会平等化的变化，它们

    使得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主要来源)随着时间推移弱化，从而改变了权力在拥有

    土地的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分配。中国和瑞典的例子都表明，文

    化(包括育儿习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转型同步发展。

    经济因素至关重要

    我们的观点是，经济条件及其历史变迁的方式对育儿习俗以及良好教养方式的

    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明确的是，本书并不是如一些读者想的，既然是两位经

    济学家写的，他们通常会假设，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决策也是建立在由金钱动机驱使

    的自私人类的基础上。恰恰相反，我们相信亲子关系主要出于爱与利他心理。不同

    的社会皆如此：大体而言，中国人和北欧人一样爱孩子。我们也不赞同富裕国家的

    父母因为了解良好的教学方法而做得更好的观点。像大多数欧洲父母一样，我们不

    喜欢通过打骂孩子来管教孩子。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用打骂来管教孩子的父母要么是愚昧的，要么缺乏为人父母的怜爱之心。

    总的来说，我们相信，父母总是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育

    儿习俗的差异根植于父母自身成长的社会经济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与子女互

    动，并期望子女成年后能适应这个环境。换言之，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行

    为，为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在这样做时，父母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约束：他

    们可能富裕或贫穷，辅导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的能力或高或低，他们的工作或忙碌或

    清闲，对于孩子的了解或多或少。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经济激励与约束(比如财

    务资源、能力或时间)能够解释大部分父母的行为。 [4]

    有些读者可能会质疑经济因素对于我们理解父母如何对待孩子的重要性。之前

    讨论的许多例子比较了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无法

    用一个确定的关系式将教养决策和社会平均收入联系起来。但是，平均收入并不是

    解释教养决策的唯一变量。事实上，当谈论到教养方式时，我们发现收入不平等比

    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更确切地说，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

    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

    度。在不平等程度很高并且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出身阶层的社会，父母敦促孩子

    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是徒劳的。然而，当不平等程度很高但受教育

    程度高的人(以及那些好学校的毕业生)能够比其他人挣得更多时，他们完全有理

    由这样做。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

    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

    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不平等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之前讨论的各个国家的现象：

    不平等程度在宽容的瑞典很低，在以入学成绩为导向的瑞士较高，而在被忧心忡忡

    的“直升机父母”占据的美国则更高。

    随时代变迁：从宽容的父母到“直升机父母”

    育儿习俗不仅因国家而异，育儿文化随时代的变迁也同样有趣。当我们年少

    时，父母总是告诉我们，他们的家教比我们的要更严格。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典型

    现象：童年处于20世纪70年代，正当60年代掀起的反权威浪潮的巅峰。

    虽然我们的中产阶级父母并不声称他们是反权威的，他们仍然吸收了这一文化运动的许多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一种新的宽容的价值观并不是孤立行为，而是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从小学开始，老师们会强调自由、独立和从传

    统价值观中解放的重要性。在法布里齐奥童年时期的意大利，任何形式的对权威原

    则的尊崇都会被迅速地(通常是过于迅速地)和“法西斯”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父

    母被敦促不要掺和孩子的家庭作业。传统主义在多个方面首当其冲。当我们的父母

    (就像六十年后我们的孩子那样)需要记忆乘法口诀表时，我们则接受了当时新潮

    的数学教学法：在接触到任何算术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集合理论、二进制代码和

    欧拉图。如果父母对子女在求和以及乘法运算上的缓慢进展有所不满，回应他们困

    扰的将会是老师满意的笑容。评分也被认为是过时的，并且被认为是对稍差的学生

    的一种侮辱，因此，评分逐渐被文字评估所取代(虽然最后也差不多，但文字被认

    为不如数字那样令人反感)。儿童和青少年也被鼓励在没有老师和父母的帮助下，积极解决同龄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向老师和父母求助将使得孩子变得格外不受欢

    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独立自主的孩子受到极大尊重。这些趋势同时也发生在法

    布里齐奥童年时期的意大利和马赛厄斯童年时期的德国。

    如果我们现在思考，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子女的不同之处，最显著的差异是

    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比我们的父辈想象的更多。这令我们十分惊讶。

    在有孩子之前，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宽松型的父母，因为这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

    但与我们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一样，我们的教养方式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

    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并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事实上，我

    们开始研究育儿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在于希望理解为何我们做父母时的行为和预期的

    如此迥异。

    这种更多地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被今天的中产阶级父母们当成“标准”的教养

    方式，尽管在几十年前这种方式远非标准。我们为他们报音乐课和体育课，督促他

    们做家庭作业，安排游戏日，并和他们一起读书。此外，我们通常会密切监督他

    们，不是为了减少他们顽皮捣蛋的机会，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按

    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正确的事。相反，我们的父母从未做这些事，至少没有

    达到与之相当的程度。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

    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都是自由地玩耍且很少参加有组织的

    活动。

    今天，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年轻老师瞧不起在他们眼中一些老派的家庭企图保留的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在，老师和

    父母之间的权力发生了转移。老师承受了来自要求甚高、固执己见的父母的巨大压

    力，特别是在富人区。一些父母抱怨学校的课程设置过于平庸缺乏远见，另一些则

    埋怨老师不能察觉他们亲爱的小宝贝的天赋。

    我们教养决策的选择和我们父母的选择的差异体现了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整体

    趋势，这一特征贯穿本书。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同时期发生的

    经济变化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经济因素是决定教养方式的唯一因素。但是，回想

    40年前，我们的确意识到，当今父母的一些共同关注点在我们小时候几乎不存在。

    在德国和意大利，就读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免费的，学校质量也基本没有差异(在这

    两个国家都没有常春藤盟校)。一个人只要能够以压线的成绩从高中毕业，18岁以

    前在学校做的事情不会对其人生产生长期影响。我们没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也没

    有任何录取委员会对我们的课外活动进行评估。甚至对于没有去上大学的孩子，其

    前景也是光明的。在德国，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一般会进入学徒项目，他们的收入

    (比如在附近的大众汽车厂工作)与教师甚至医生相差不大。当时，德国的失业率

    很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从敦促我们努力学习中收

    获甚少，因此，他们采取宽松的育儿方式并让我们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不足为

    奇了。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赢者通吃”文

    化的出现，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父母们越来越担心

    自己的子女可能落后于他人。因此，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敦促他们脱颖而出。

    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级的

    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使其在学校取得不俗成就。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采取和父母不同

    的行为，以及采用更为密集的教养方式。

    构建更好的制度

    我们一开始即说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父母做出某种特定的决策，不是为了提供另一本题为“育儿方法”的书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抚养孩子。但这并

    不是说，我们不能从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得出任何经验教训。我们的主要论点是，父

    母针对抚育孩子的环境以及他们期望孩子未来可能生存立足的环境尽可能做出最佳反应。而这些环境则是各个社会不同政策导致的结果。

    我们可以在教育系统的设计中直接看到这一点：学校质量的差异、不同培养路

    线的学校系统、筛选学生进入不同培养路线的极度重要的考试和大学升学机制等特

    征构成了父母会做出反应的大部分环境。所有这些制度特征都可以归结为政策选

    择。其他相关政策包括这些社会为父母提供的财务支持、产假政策、不同程度的再

    分配收入的累进税和转移支付，以及养老金政策，因为它部分决定了老年人是否需

    要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安享晚年。

    我们可以并且应当探究不同政策对育儿行为造成的影响，以及是否可能改善政

    策和制度。我们在此强调两个需要政策干预育儿行为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涉及所有

    儿童的机会平等。我们会讨论最近在工业化国家出现的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导致了更

    加密集的抚育行为，还造成了来自不同背景家庭的育儿投资差距拉大。如果来自低

    收入家庭的孩子不能和其他人拥有相同的机会，会造成低社会流动性以及代际不平

    等加剧的恶性循环。我们将讨论公共政策在应对这一威胁时可以发挥的作用。

    可能需要政策干预和制度改进的第二种情况是，当育儿变成零和竞争时，所有

    家庭都会变得更糟。考虑在一个虚构的国家中，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16岁时的一场

    考试(比如，前100名能够获得受人尊敬的公务员职位)。更进一步，假设这场考试

    考察的知识与现实生活无关，考试的唯一功能在于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在这样的

    国家，人们可能有强烈动机让他们的孩子为考试努力学习，为他们请辅导老师，或

    者让孩子参加应试的“填鸭式”学校。然而社会整体变得更糟糕了，因为所有的学

    习和临时死记硬背都没有任何实际收益。当然，努力学习可以让某个特定的孩子获

    得他心仪的职位，但其代价是另一个孩子被抛弃了：在职位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争

    取职位的竞争是一个零和博弈。此时，需要设计一个允许父母和子女能够共享更多

    时光的教育系统才能够使这样的社会有改进。

    诚然，没有国家完全符合我们描述的零和博弈。尽管在许多国家，“一考定终

    身”在孩子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总的来说，这些考试考察的知识是有现实相

    关性的，因此，孩子学习这些知识是有价值的，并且它们有助于筛选出最具天赋的

    那些学生。在一个人人拥有均等机会的理想社会里，准确的选择对每个人都是有价

    值的：让最有能力的人担任企业和政府的负责人将使整个社会获益。

    我们仍然可以问是否有某些制度可以达到最优均衡。比如，在美国，进入顶尖大学现在取决于一个学生卓越的综合能力，包括其近乎满分的课程成绩、完美的大

    学入学考试成绩和一份罗列了各项课外活动如音乐、体育、志愿者活动的令人印象

    深刻的简历。父母对这些激励的反应是给他们的孩子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导致学生

    比某些企业高管拥有更繁忙的时间表。此外，某些测试和选拔孩子的方式不成比例

    地选拔出了来自更富裕家庭或者高知家庭的孩子。一个例子是只接受富裕家庭孩子

    的私立学校和地方公立学校，它们成为进入精英大学的垫脚石。另一个例子是昂贵

    的课外活动。随之而来的选拔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背景而非孩子的个人能力。我

    们可以利用经济学分析是否存在更好的政策。

    即使在考虑政策和制度的作用时，我们并不认为会有一个适合每个社会的单一

    的最优设计。我们当然认为不同的育儿习俗会形成不同的社会，但哪些是更理想的

    并不总是很明显。美国是一个倡导个人主义、创新和工作导向的(有些人可能认为

    是工作狂型的)社会。北欧人通过更强的合作和团队工作能力来弥补他们更轻松的

    工作习惯。人们往往依赖自己的生活方式：许多美国人认为欧洲太放松，不够精

    英；相反，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竞争过度，压力很大，而且不平等。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了不平等和教养方式是如何互相影响并加强的，甚至影响了

    对不同制度的取舍。瑞典的不平等程度很低，这导致了他们选择一种继续保持低不

    平等的教养方式。在平均主义的瑞典传统下成长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支持高税收

    和收入再分配政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更不平等、竞争性更强的社会中(比如

    美国)成长的孩子长大后更不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政策。我们认为这些社会可以互相

    吸取经验，尝试不同方法也是有道理的。

    本书大纲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经济环境会影响父母的决策和与子女互动的方式。在接下

    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更详细地阐述如何从经济学角度思考育儿行为，并将其用于理

    解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教养方式的特征。

    第1章介绍了育儿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我们着重展示了在诸多社会科学中，经济

    学如何为理解父母和孩子的行为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我们的

    研究和发展心理学进行了有益联系，发展心理学领域也关注育儿行为对儿童心理的

    影响。我们采用了发展心理学语境下教养方式的概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不同教养

    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但我们认为经济学能够帮助解释为何父母最终选择了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

    第2章通过对比我们和父母之间不同的教养方式，讨论了富裕国家在过去几十年

    里教养方式的变化。我们认为，社会风尚和育儿习俗的变化，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宽容的潮流以及近期“直升机父母”的流行，可以用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来解释。

    我们展示了育儿密集程度上升的经验证据，并将这些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联系起

    来。我们还讨论了不同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及这一结果如何反过

    来影响教养方式的选择。

    第3章转向了各国教养方式的差异，比如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在抚育他们的女儿

    诺拉时经历的瑞士和瑞典的教养方式的对比。我们讨论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一些国家的父母比较放任自流，而另一些国家的父母则比较

    严格。为此，我们使用了跨国数据并着重分析了某些国家。我们发现收入不平等程

    度对育儿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同时展示了随着时间发展，在不平等程度

    加剧的国家，父母们变得越来越强势，在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国家，父母们变得更加

    宽容。

    第4章聚焦于国内社会经济不平等对教养方式的影响。我们检验了不同群体根据

    收入、教育和种族背景所做的育儿选择，以及这些差异在经济环境变化时如何影响

    育儿行为的变化。我们讨论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日益增加的“育儿差距”可能

    导致下一代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以及降低不同群体间的社会流动性的可能性。我们

    也根据这一探讨提出政策建议，并探究哪种政策有助于减少育儿差距，从而有助于

    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平等机会。

    从第5章开始，我们将分析拓展到了历史维度。我们认为，育儿经济学同时适用

    于几百年前的父母和今天为如何抚养孩子发愁的父母们。我们首先描绘了从圣经时

    期到今天教养方式的演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值得注意的主要的特征事

    实是，严苛的专断型教养方式，例如频繁使用体罚，正逐渐被人们抛弃。我们也探

    究了不同经济和文化因素(比如宗教)如何解释了育儿实践的差异。

    在第6章，我们考虑了性别维度，并讨论了父母对待女孩和男孩的差异。历史视

    角在此处又一次发挥作用：尽管今天的父母努力用性别中性的态度对待子女，但在

    这种观念形成之前，女孩和男孩经历了非常不同的童年。我们将这些差异和近几十

    年来工业化国家渐趋平等的性别角色联系起来。这些差异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仍然显著。

    第7章跳出教养方式，转向父母更基本的决策，比如，要几个孩子。我们展示了

    孩子数量从以大家庭、广泛使用童工以及高死亡率为特征的前工业化时期，到以工

    业化国家一孩或二孩家庭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的变化。我们检验

    了家庭规模大小的决策是如何与抚育方式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对童工和教育投资的

    影响，我们也探讨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二战后的“婴儿潮”。

    在第8章，我们探究了在社会分化严重的社会中的抚育决策。我们特别关注了工

    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当时贵族、工人阶级和由工匠及商人构成的

    中产阶级的生活截然不同。我们认为经济激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阶级信奉截然不

    同的育儿价值观。比如，中产阶级的父母强调耐心和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与

    今天的父母类似)，贵族阶级则培养下一代对于劳动的不屑和对于追求闲适的高度

    赞赏。我们也讨论了早期社会中鲜明的社会分层的结果是否能给当下不断加剧的不

    平等提供经验教训。

    在第9章中，我们讨论了制度的作用，以及教育体系的组织方式对育儿行为带来

    的影响。在历史概述之后，我们详细描述了中国、日本、芬兰、瑞典和法国等国家

    的教育体系，以及它们如何反过来影响父母的育儿选择。

    在整本书中，我们反复围绕这样一种观点，即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寄予何种期望

    和抱负，他们就会如何行动。这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育儿行为：我们常常思考卢卡

    斯、尼科、诺拉和奥斯卡未来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在终章第10章中，我们提出了

    一些反思。如果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持续下去，教养方式会怎样改变，以及公共政

    策在塑造下一代的教养方式时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第一篇 在不平等的年代抚育子女

    第1章 育儿经济学

    安德烈回忆，有一天他表达了想踢足球而非打网球的愿望时，他的父亲对他怒

    吼道：“你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你将成为世界第一!你会赚很多钱。这就是计划，毋庸置疑。”使用经济学去理解父母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问题：

    直到近几十年，没有人会想到经济学家能够对育儿提供有用的建议。大多数传统的

    经济学与金钱及利润相关，更通俗点来说，涉及企业和市场中的活动。相比之下，抚育孩子在家中进行，尽管也涉及金钱，但养育子女最主要的还是爱与情感。

    今天，“育儿经济学”的发展应当主要归功于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开创性工作。他是马赛厄斯在芝加哥大学时的论文导师之一。贝克尔认

    为，经济学是一种用于分析人类行为的通用工具，不一定局限于狭窄的传统主题。

    贝克尔在他的研究中将经济学的领域拓展到诸如犯罪、政治、宗教和家庭等社会现

    象。 [1] 在我们读博士时，贝克尔的思想已经成为主流，他的著作对我们产生了深远

    影响。在大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以贝克尔为榜样，用经济学去理解原本主要由其他

    学科(如社会学和政治学)所涵盖的问题。

    用经济学方法理解人类行为的要点在于，人们在环境施加的约束之下，尽最大

    可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比如，当我们思考企业的决策时，我们可以想象管理者在

    给定企业的生产技术、工人技能、投入品价格和产品需求的约束下，通过雇佣工

    人、购买机器设备和开发新产品来最大化企业利润。

    在本书中，我们想使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人们作为父母所做的决策。为了做到这

    一点，正如我们在企业的例子中所展示的那样，需要先了解父母的目标和约束，即

    父母试图达到什么目标，以及他们的行为被施加了什么约束。

    父母的目标和约束

    让我们从父母的目标开始谈起。在日常用语中，“经济”作为形容词时常常

    指“货币的”或者“金融的”。在某些情况下，认为父母把孩子当成一种经济资源

    来追求经济利益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某些社会，年幼的孩子是家庭的收入来源。

    童工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在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上也同样普遍存在

    (我们将在第7章具体讨论童工的问题)。同样，在一些社会，父母生养孩子是为了

    孩子能在晚年赡养他们。无论作为劳动者还是赡养者，人们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

    孩子视作父母可进行投资的一种经济资产。 [2]

    然而，认为父母主要为了经济因素来抚养孩子是以偏概全的。经济因素当然很

    重要，但对于更多的父母来说，抚养孩子首先是由于慈悲、共鸣与爱。父母不仅关心孩子的现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快乐)，还关心孩子的未来(希望孩子们

    有所成就)。

    如果父母的目标是孩子的幸福与成就，那么他们需要考虑什么约束呢？当我们

    谈到约束时，我们指人们在做决策时所有的自身局限和外部限制。在传统的经济学

    中，人们最熟悉的约束是预算约束：人们总是喜欢购买很多东西，比如大房子、豪

    车和昂贵的旅行，但他们受到财务负担的限制。

    在育儿方面，有限的资金可能限制了父母为孩子支付最好的私立学校的费用或

    者为孩子买最新款的游戏机的能力。然而正如目标一样，约束也不仅仅是财务性质

    上的。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最重要的限制是时间和能力。一些父母需要工作很长时

    间，因此削减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在一些例子中，时间约束是很极端的：一些父母

    被囚禁在监狱里，一些父母可能离家外出工作，长年忍受和孩子分离的生活。父母

    的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也同样重要。有些父母可能有时间和资源照顾孩子，但由于不

    了解不同食物的营养特性，无法给他们提供适当的饮食。有的父母低估了教育作为

    融入社会的方式的重要性，没有激励孩子在学校好好表现。在强调人们(特别是穷

    人和富人)面临的不同约束和机会时，我们的思想受到英国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

    (Tony Atkinson)的研究的极大影响。阿特金森是法布里齐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的导师，他一生致力于研究不平等和贫困，要不是他已过世，他很有可能成为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父母要面临某些约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认为他们带有目标地抚育孩子也不应

    引起争议。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人们基本上是为了实

    现目标而优化其行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

    评论贝克尔在生育率方面的研究时所说，“经济学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

    科；社会学是关于为何人们缺乏选择的学科。” [3]

    最后，评估我们经济学家所研究的育儿策略选择方法是否有效取决于其解释社

    会现象的能力。在某些育儿的具体例子里，经济学方法能够多大程度解释跨时间、跨地区以及跨人群育儿行为差异呢？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是在已知父母的目标下，将育儿行为的变化与父母面对的激励和约束的变化联系起来。在本书中，我们将表

    明经济学方法能够非常成功地解释父母的行为。

    黛安娜·鲍姆林德的教养方式我们最想要理解的决策是教养方式。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发展心理学领域。因

    此，我们首先阐明发展心理学家是如何看待教养方式的，以及他们的方式和我们的

    有何不同。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教养方式指父母用于抚养孩子的广义策略。不少这

    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我们在后面会回顾其中的部分研究)表明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发

    展很重要，换言之，在不同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会拥有不同的偏好、态度和技

    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黛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对发展心理学中

    的教养方式理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鲍姆林德识别了三种主要的教养方式：专断型

    (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 [4]

    我们接下来将简要介绍这三种教养方式。

    专断型教养方式

    顾名思义，专断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

    控制。用鲍姆林德的话来说：

    专断型父母试图用一系列行为准则塑造、控制并评估孩子的行为和态度，这种

    行为准则通常是由更高的权威制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标准。他们(指父母)

    将遵从看成一种美德，并在儿童的行为和信念与他们理解的正确行为发生冲突时，喜欢用惩罚性、强迫性的手段来限制孩子的自我意志。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让孩子循

    规蹈矩、限制孩子的自主权、给孩子分配家庭责任来灌输其对工作的尊重。他们认

    为保持秩序和传统结构本身就具有很高价值；不鼓励在语言上相互让步，认为孩子

    应该接受自己说的是对的。 [5]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

    中的路德会主教厄德瓦·魏格拉斯就是一位虚构的专断型父母。 [6] 即使是轻微的不

    服从和不尊重，肃穆、严格和缺乏幽默感的魏格拉斯也会对继子亚历山大施加无情

    的惩罚，包括殴打、鞭打以及羞辱这个可怜的孩子。亚历山大的悲剧被他对亲生父

    亲生前的鲜活记忆衬托得更加糟糕，他曾生活在一个艺术家庭(其中包括他的母

    亲，艾米丽)自由欢乐的氛围中。然而，魏格拉斯并不是一个施虐狂：他相信他是

    为了亚历山大的长远利益着想，这也是对上帝的尊重。

    专断型父母常常会使用体罚。然而，我们需要在专断型父母和虐童者之间划清界限。在现实生活中，虐待通常是家庭功能失调的症状，父母通常有毒品成瘾、酒

    精成瘾或其他形式的心理障碍。我们在本书中没有涉及这种社会病态，当我们提及

    专断型父母时，我们也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这样的人。相反，我们关注的是总体来说

    善良的父母，他们认为孩子应该遵从父母的原因是这样做归根结底符合孩子的利

    益。

    著名网球运动员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的父亲迈克·阿加西是另一个

    专断型父母的例子。作为退休拳击手和后来儿子的网球教练，迈克从安德烈很小的

    时候就向他明确表示他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无论是他对网球的个人

    兴趣，还是他对其他运动的热情，以及他对身体状况的任何担忧都不应该影响或干

    扰这一目标。在他的自传中，安德烈回忆，有一天他表达了想踢足球而非打网球的

    愿望时，他的父亲对他怒吼道：“你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你将成为世界第一!你会

    赚很多钱。这就是计划，毋庸置疑。” [7] 迈克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父亲，和魏格拉斯

    一样不是虐待狂。相反，迈克·阿加西和魏格拉斯都坚信只有他们知道什么对他们的

    儿子最好。

    虽然魏格拉斯和安德烈·阿加西的父亲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冷酷无情、近乎虐待

    的，但是专断的父母也并不总是苛刻的。一些父母可能很严格，并要求孩子服从他

    们，同时又充满爱和深情。专断型教养方式的较正面代表是玛丽亚的母亲(即法布

    里齐奥的岳母)特雷莎。在西班牙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玛丽亚在一个共有六人

    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特雷莎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相信她的任务是实施“一系列

    由最高权威制定的准则”。规则不需要被解释，不需要被商定，也不需要被理解，它们只需要被遵守。用鲍姆林德的话来说，特雷莎相信孩子们应该接受父母的话总

    是对的。与魏格拉斯和迈克·阿加西不同，特雷莎没有让孩子们生活得很悲惨。相

    反，玛丽亚的父母是很慷慨的，他们时刻准备为孩子的未来做出巨大的经济牺牲：

    所有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高等教育和物质支持，尽管总是在父母的旨意下。

    当两位大女儿表达了20世纪70年代的反叛情绪之后——据称是由于过度的自由

    和“坏”朋友的影响——玛丽亚被她的父母送往一个由天主教保守组织天主事工会

    (Opus Dei)管理的寄宿公寓。她在瓦伦西亚大学上学期间住在那里。她的父母承

    担了寄宿公寓的全部费用，包括饮食、住宿和认真的管理员的监督服务。公寓的守

    则包括严格的宵禁和适当的宗教仪式。尽管玛丽亚认为她的大学时代是一生中最悲

    惨的时光，她的母亲却坚称这是她能给女儿的最好的礼物，这为女儿未来成人后的学术成就播下种子。尽管玛丽亚和母亲对于这件事和其他事持有不同看法，但她深

    爱她的母亲，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孩。

    马赛厄斯的祖父奥托的故事与之类似。马赛厄斯和他的兄弟姐妹都认为奥托是

    一位容易发怒的老头，对在他房子里吵闹的小孩几乎无法容忍，哪怕孩子犯的是最

    轻微的违规行为，他也会大声呵斥他们。对于马赛厄斯的父亲迪特玛来说，奥托的

    专断有更严重的后果。奥托的观点是，在他五个孩子生命的前24年里，他需要一人

    独自决定他们学习的内容和他们应当追求的人生目标。作为大儿子，迪特玛不得不

    忍受父亲的这种态度。对于奥托而言，迪特玛的未来职业毋庸置疑应当是继承农

    场。迪特玛的人生规划也因此遵循这一长期规划，他自己的喜好不重要。因此，在

    完成学业之后，迪特玛去给另一位农场主当学徒。他甚至不能决定他应该在哪个农

    场当学徒：奥托包办了一切，把迪特玛丢在了他选好的农场。学徒期满后，迪特玛

    学习成为一名教师，因为奥托(他自己也是一位老师，像他的父亲一样)认为教师

    是可以和经营农场兼任的工作。迪特玛自己的喜好(他更希望学习物理或法律)再

    一次没有在人生的决策过程中起任何作用。后来，奥托对迪特玛生活的蛮横干预导

    致了父子关系短暂的破裂。但总的来说，奥托达成了他的目标：迪特玛完成了学

    业，接管了农场，并且像奥托一样有一份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迪特玛的弟弟妹妹们

    有更多的独立性，但是也远远谈不上自由选择他们的人生道路。

    放任型教养方式

    黛安娜·鲍姆林德提出的第二种教养方式放任型教养方式，恰好是专断型教养方

    式的对立面。放任型父母遵循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

    们独立。鲍姆林德写道：

    放任型父母试图以非惩罚性、接受性和肯定性的态度对待孩子的冲动、欲望和

    行为。父母与孩子就家中政策进行协商，并且对家中规定作出解释。父母对于家庭

    责任和有序行为几乎不作要求。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为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的

    资源，不是作为孩子效仿的榜样，也不是作为负责塑造或改变孩子现在或未来行为

    的积极推动者。父母允许孩子尽可能自我调节、规范自己的活动，避免控制孩子的

    行为，并不鼓励他遵循外部给定的法则。 [8]

    正如我们不把专制型父母看成坏父母一样，我们也没有把“放任”这个词与任

    何负面含义联系起来。 [9] 当然存在一些父母忽视或完全对孩子放任自流，但我们借用心理学家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 Maccoby)和约翰·马丁(John Martin)的术

    语，称这些父母为“忽视型”(neglectful)或者“不参与

    型”(uninvolved)。 [10]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放任型父母也关心他们的孩子并希

    望孩子好，但他们相信给予孩子很多自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方法。在我们的术语

    中，放任型父母的意思也可以用(我们偶尔会用)自由主义父母来替代。

    艺术家与设计师布鲁斯·泽尼斯(Bruce Zeines)就是一个有意识地采用放任

    型教养方式的例子。作为独立学习这一激进形式的支持者，泽尼斯是布鲁克林自由

    学校(Brooklyn Free School, BFS)的创始人，这是一所在纽约的“民主自由学

    校”。这所学校对学生的唯一严格要求是，他们需要参加旨在让学生自由发言的全

    校民主会议。根据泽尼斯的说法，学校坚信只要学生不干扰他人，学生就可以做任

    何想做的事。如果确实发生了干扰行为，那么相关人员可以召集会议。

    在他的文章《虎妈的对立面》(The Opposite of Tiger Mom)中，泽尼斯坦

    白他的观点来源于他自身对公立教育的体验。 [11] “我花了很多时间绘画，但我对

    老师做的事情并不感兴趣……我开始了自己打造的学习之路，我从校外学到的东西比

    校内多。”这一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位放任型家长。“作为父母，我的观点几乎就是

    让他们自己来。让他们找到自己的道路。你可以称呼我们为悠闲的父母。”他决不

    会强迫自己的儿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相反，他会让他通过自己的兴趣来学

    习。“在公立学校，孩子因为你的要求而阅读，但强迫孩子做任何事都会让他们不

    喜欢它。公立学校充斥着遵从、尊敬权威的理念。我们想要听话的孩子吗？还是想

    要自由思想家，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困境的人？”他认为，他的激进教养方式让

    他的孩子无所畏惧，并且敢于质疑大人错误的或肤浅的观点。

    下面，我们列举两位虚构的放任型父母，即青少年喜剧电影《贱女孩》(Mean

    Girls)中雷吉娜的母亲乔治太太，和电视剧《吉尔莫女孩》(Gilmore Girls)

    中的两位主角之一罗蕾莱·吉尔莫。乔治太太称自己为一位“酷妈妈”，并表现得非

    常少女。她用青少年的流行语和女儿交谈，虽然看起来很傻，但也让她真正接触到

    了女儿的想法。她十分倡导自由主义并反对传统，甚至到了允许孩子们在家中饮酒

    的地步，她也不反对自己十几岁的女儿沉迷于滥交，甚至于在雷吉娜带沙恩·奥曼来

    家里时主动提供避孕套。简而言之，乔治太太是一位放任型母亲，因为她没有强加

    给女儿任何传统成人价值观，并支持小女儿的个人意愿。罗蕾莱·吉尔莫并没有像乔治太太那样过分放任，她小时候母亲很专制，而父亲

    是个工作狂，导致罗蕾莱自身既叛逆又独立。怀孕之后，她离开家庭，以单身母亲

    的身份生下并抚养女儿罗里。作为母亲，她试图成为她母亲的反面。对于女儿她从

    不专断，而是保持开放、关怀、同情和支持。罗蕾莱总是认真考虑罗里的观点，事

    实上，她常常向女儿咨询她自己的工作和情感生活。尽管罗里拥有她生活中的所有

    事情的最终决策权，罗蕾莱归根到底还是一位非常尽心尽力的母亲。她关心罗里的

    日常幸福，也关心她的学业成就。有人可能认为她的教养方式中90%是放任型的，10%是权威型的，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后者。

    权威型教养方式

    权威型教养方式采取了折中手段。像专断型父母一样，权威型父母试图影响孩

    子的选择，但不是通过命令和约束，而是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达到

    目标。用鲍姆林德的话来说：

    权威型父母试图以理性、问题导向的态度引导孩子的行为。他们鼓励交流上的

    互相让步，和孩子分享他们的方针背后的道理，当孩子拒绝遵循时征求他的反对意

    见。自主意愿和遵守纪律被认为同样重要。因此，父母在孩子和自己发生分歧时对

    孩子施加坚定的控制，但不完全限制孩子。父母强调自己作为成年人的观点，但也

    认可孩子的个人兴趣和独特的行为方式。权威型父母既肯定孩子目前的行为，但也

    为未来的行为设定了标准。父母使用理性与权力，通过规律的塑造和思想的巩固来

    达到目标，并且不基于群体共识或孩子的个人愿望作出决定。 [12]

    鲍姆林德的话读起来像是推荐这一类型的教养方式，这和最近一些书籍、网页

    和博客为寻求建议的父母提供的推荐一致。它和当下许多工业化社会中产阶级父母

    所追求的目标相契合。我们必须承认，鲍姆林德很精准地把握了我们二人作为父亲

    想要做的事。如果本书不过是另一本现代育儿指南，那么剩下的部分将提供如何成

    为真正的权威型父母的方案。然而，我们的目标有所不同，我们想要理解为什么父

    母采取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为什么他们的选择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状

    况。在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探索不同的教养方式最后的实际效果。

    教养方式对孩子发展的影响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许多研究致力于理解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发展的。在相当数量的实证研究中，一个主要的发现是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在学校

    中比其他教养方式下的孩子表现得更好。斯坦福大学桑福德·多恩布什(Sanford

    Dornbusch)和其他学者合写的一篇被高度引用的文章使用了旧金山湾区7 837个高

    中生的数据，发现受到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孩子获得了更好的成绩。 [13] 一些使用美

    国其他地区数据的研究也验证了他们的结果。 [14] 社会学家陈德荣(Tak Wing

    Chan)和顾静华(Anita Koo)探究了教养方式除学校表现外的其他影响。 [15] 他

    们使用了英国家庭面板调查数据，发现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不仅在学业

    方面表现更好，还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和自尊感。此外，这些孩子健康状况更好，并且不太可能沉迷于如吸烟、吸毒或打架等危险行为。

    是什么使得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呢？根据心理学家凯萨·奥诺拉

    (Kaisa Aunola)领导的一项关于瑞典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的一

    个重要决定因素是他们的成就策略(achievement strategy)，特别是他们是如

    何应对挑战的。 [16] 这一研究表明，在面对困境时，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

    子不太可能表现出被动和无助，他们更不畏惧失败，并不倾向于把失败归结为自身

    能力不足。此外，他们也不易抑郁，更善于集中注意力并专注于任务。有趣的是，她的研究也发现，放任型教养方式下的瑞典儿童和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的表现

    十分相似。相比之下，无论是受到专断型教养还是忽视型教养的孩子都表现得更糟

    糕。在第3章中，我们将说明放任型教养方式在瑞典很受欢迎，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

    级父母中十分普遍。因此，为什么在瑞典这种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学校表现相关，可

    能还有其他充分的理由。我们将在后文再讨论这个问题。

    权威型父母的孩子表现更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父母更多地参与了孩子的

    学校活动。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领导的一项对于美

    国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9所高中的研究表明，权威型父母更有可能帮助孩

    子完成家庭作业，参加学校项目，观看孩子的体育或课外活动，并帮助孩子选择课

    程。 [17] 此外，这些父母更了解自己孩子的行为和在学校的表现情况。最后，权威

    型父母比其他父母更推崇追求卓越和勤奋的重要性。

    如果权威型教养方式能够导致更好的学校表现，那么典型的华裔美国“虎

    妈”是这样的吗？心理学家赵茹思(Ruth Chao)表明，尽管大多数华裔父母表现

    为专断而非权威，华裔孩子一般在学校表现很好。 [18] 这些孩子是特殊的吗？赵茹

    思指出，问题在于通常分为三种基本的父母教养方式隐藏了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中国父母可以制定许多规则和禁令，但也强调训练，并时刻准备投入大量时间来激

    励和支持孩子的学习活动。这种育儿方式结合了权威型和专断型教养方式的特点，与前面讨论过的玛丽亚的母亲和迪特玛的父亲的传统专断型教养方式有本质区别

    (尽管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它与迈克·阿加西的方法有一些共性)。 [19] 在本书的剩余

    部分，我们会用“密集型教养方式”(intensive parenting)来指代结合了权威

    型和专断型元素的教养方式，换言之，它捕捉的是时常插手并强烈干预孩子生活的

    父母的行为。

    我们必须说明，仅凭权威型教养方式与优异的学校表现之间的经验联系并不能

    证明这种养育方式是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的最终原因。为了确认孩子在学校表现更

    好是由于接受了权威型教养方式，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理想实验，在这一实验中，父

    母被随机分配不同的教养方式。在这一虚构的研究中，负责实验的研究者告诉父母

    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抚养孩子，父母不论自身的信念或偏好，必须遵守研究者

    的指令。显然，这样的实验在自由社会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

    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他们也无法找到足够多的愿意参与这种实验的父母。大多数读

    者会反对为了获得科学知识来体罚自己的孩子!

    鉴于这样的随机实验是不可行的，之前讨论过的调查研究就提供了教养方式影

    响的最佳可得证据。这些研究表明，权威型教养方式与良好的孩子的表现正相关，特别是在学校表现方面。然而，很有可能这种相关性，至少一部分是由于某些导致

    更好学校表现的因素恰好在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父母中更普遍。比如，我们会猜

    测更富裕或者学历更高的父母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同时这些父母更有可能是权

    威型父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同等收入或者相同教育水平的父母的不同教养方式，至少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提供了在控制父母收入和受教

    育水平因素后，在不同国家教养方式对于教育水平、考试成绩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的额外证据。我们也认为，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主要发现(比如权威型家长的孩子在

    教育方面表现更好)仍然成立。

    教养方式的经济学视角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回顾了教养方式的影响的一些证据后，让我们回到经济学。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心理学研究着重于探究某种特定的教养方式是如何影响孩子

    的发展的，这通常是通过比较一些其他条件相同(比如他们都在同一所学校就学)，但受到不同教养方式的孩子。我们的方法有三个不同点。首先，我们聚焦于

    父母，并探寻为何他们作出某个特定选择，而不是把这些选择作为给定的，只考虑

    它们的影响。其次，我们对更广泛的比较，即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父母的巨大差异

    十分感兴趣，探究为什么国家间和代际育儿方式如此不同，而非仅仅立足于某个特

    定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用了经济学方法，即我们认为

    父母是在给定约束下做出有意识的选择以达到特定的目标。 [20]

    遵循经济学方法，我们避免对父母分类为好或是坏。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父

    母都是专断型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的祖辈过于无知，不理解好的父母应当做

    什么吗？还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宽松化潮流是集体错觉？今天的父母终于被一些

    开明的专家拯救，并被授予了抚养孩子的正确方法了吗？这样看待世界的观点是肤

    浅而傲慢的，因此，本书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我们认为，父母的行为是由关心子女这一目标，以及对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的不同教养策略的利弊的看法所驱动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假设父母完全了解每种

    教养方式的影响：预测未来对于父母来说很困难，就像对于经济学家或其他社会科

    学家一样。事实上，实施某种特定教养方式的知识或能力的局限性也构成了父母需

    要面对的约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假设父母大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在给定

    的环境下，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我们同样需要说明经济学方法有助于父母有意或无意识地做出决策。或许我们

    很难找到这样的父母，在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在表格上详细列出不同教养方

    式的利弊，就此进行明确的辩论，以选择他们的教养方式。更多时候，父母做出某

    些决策仅仅是觉得它们看上去似乎是正确的，并没有深入思考为何如此。尽管我们

    表明，这一过程的结果等价于父母在做决定前谨慎权衡了他们的所有可能选择。父

    母经常试图去设想孩子成年后生活的社会，经济学方法的核心是假设父母对于教养

    方式的选择是通过这些思考来实现的。如果父母预期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竞争会

    更激烈，他们会采取让孩子们在更具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并能够过上更好生活的教

    养方式。我们的论点并不局限于经济因素。比如，在高度民主的国家，我们预期家

    长会鼓励孩子直言不讳，而在民主程度不高的国家，父母可能更提倡克制。

    我们想要通过经济学方法来找到驱使父母在实际生活中选择某种教养方式的动

    机，以及教养方式是如何随经济激励改变而变化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和不同群体间采取的教养方式的差异。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推动父母

    决策的主要目标归根结底是对孩子的爱与喜欢。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的育儿总是旨

    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孩子的即时幸福感，正如专断型父母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为了

    理解为什么爱与喜欢仍旧能够产生这样的教育方式的决策，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

    父母关心孩子的具体形式。

    我们是如何关心孩子的：利他主义和父爱主义

    父母通常会关心孩子当前和未来的幸福。父母的行为方式，包括他们采取的教

    养方式，可能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目标重要性的权衡。一些父母认为，童年应该是

    人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因此应该主要帮助孩子享受它，而非为未来忧虑。与之相

    反的是，另一些父母认为，童年是播种的时节，而成年是收获的时节。父母应该引

    导甚至推动孩子们为成功的成年生活进行必要投资。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理解父母的行为，将他们对孩子的爱分成两种

    不同的驱动力是有益的，这两种驱动力是利他主义(altruism)和父爱主义

    (paternalism)。 [21] 我们并不认为一些父母总是出于利他主义行动，而另一些

    父母总是出于父爱主义行动。相反，我们相信两种力量都存在于每个父母身上，尽

    管一些父母可能表现得更为利他主义，另一些可能更为父爱主义。

    遵循加里·贝克尔的思路，如果父母总是准备着采取对他们成本高昂(无论是金

    钱意义上的还是他们内心的不悦)但能够增进孩子整体福利的行动，我们定义他们

    为利他主义父母。 [22] 在这里，孩子的“整体福利”不仅仅意味当下的快乐，而且

    意味着享受未来的快乐或成功。

    什么是成本高昂的行动呢？比如，利他主义的父母可能会为了陪孩子去他们更

    喜欢的迪士尼之旅，决定牺牲他们自己十分热衷的爬山计划。或者他们可能愿意放

    弃去电影院或歌剧院，待在家里陪孩子们玩耍。作为父母，我们常常和孩子一起玩

    棋盘游戏，不一定有乐趣(有些棋盘游戏相当冗长乏味)，但是希望孩子开心。利

    他主义并不意味着为孩子放弃一切：父母仍然衡量成本和收益。尽管玛丽亚是一位

    深爱孩子的母亲，她还是发现相对于看到她心爱的女儿的笑容而言，棋盘游戏要更

    无聊、更痛苦。

    父母的利他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对孩子的完全共情。换言之，具有利他心的父母接受孩子自己认为的什么对他们有益的观点，他们通过孩子的视角看待孩子，而

    非给孩子强加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定义下，利他主义的父母认可孩子的偏好，那

    么完全由利他动机驱动的父母总是会让孩子来规划，也因而采取一种放任型的教养

    方式。 [23] 像泽尼斯先生那样，利他主义的父母从不逼迫孩子做他们不喜欢的事

    情，甚至在他们自己愿意做出不同选择的情况下。 [24] 比如，虽然孩子被告知在早

    餐吃甜食会蛀牙而且将来看牙医会很痛苦，但是孩子对于甜食的热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认为值得承担蛀牙的风险，那么利他主义的父母会支持孩子的选择。同

    样，如果一个更年长的孩子决定从高中辍学并环游世界，那么一个完全利他主义的

    父母不会作任何反对。

    大多数父母对孩子都有利他主义倾向，但原则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完全同意孩

    子的决定。他们会试图劝服孩子不要吃过多的甜食和辍学。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

    于父母行为的第二个动机：父爱主义。正如利他主义父母，父爱主义父母也关心孩

    子，但他们相信有时孩子的自主权应该受到限制，这是为孩子好。这是因为父爱主

    义的父母对什么对孩子有益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可能和孩子的看法相

    左。因此，父爱主义父母可能会反对他们孩子想要做的事情，并且试图影响孩子的

    行为。父爱主义的父母不仅仅关心孩子的福利，还从成年人的视角权衡孩子行为的

    利弊。 [25]

    我们相信所有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父爱主义动机。毕竟，“父爱主义”这

    个词就来源于拉丁词汇“paternus”，意思是“像父亲一样”。在对待无法判断是

    非的幼童时，父爱主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对于更年长一些的孩子，利他主义

    和父爱主义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程度问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想象

    一个青少年加入街头帮派并染上毒瘾。如果孩子争辩道：“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清楚后果，但是这实在太有趣了，以至于我不能放弃。”即使是十分开明的父

    母也会去阻止这一切发生。富裕的父母可能会考虑搬到另一个社区；其他父母可能

    会实行严格的家庭宵禁；有些父母可能会尝试从心理学家那里获得帮助。 [26] 同

    时，同样是这些父母，他们也认为其他选择(比如课外活动或恋爱对象)应该让孩

    子自主决定。

    或许，最常见的亲子分歧在于享受当下的乐趣和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之间的权

    衡。父母总是比孩子自己更关心孩子的未来。因此，父爱主义的父母时刻准备着做

    出可能减少孩子当前的幸福感、但他们判断符合孩子长期利益的代价高昂的行为。[27]

    父爱主义动机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父母采取了权威型或专断型教养方式，这两

    种教养方式不像完全利他主义的父母会选择的放任型教养方式，它们都旨在影响孩

    子的选择。 [28]

    环境如何影响我们的育儿方式

    说明了教养决策背后的基本动机之后，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父母

    会选择不同的教养方式呢？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流行的教养方式的差异

    呢？一个可能的简单解释是，不同父母间存在差异。就像有的人喜欢足球，有的人

    喜欢歌剧，有些父母可能更为自由主义和利他主义，有些则更加父爱主义。一些差

    异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像布鲁斯·泽尼斯这样的艺术家往往比农民或公司职员更加

    自由主义，而宗教人士则更加倾向于父爱主义(见第5章)。然而，不是所有的个体

    差异都可以归因于社会因素：我们知道许多和我们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学者对孩子

    的教养比我们更宽松，我们也知道有同样多的人远远比我们严格。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也是更有意思的解释是，同样是父爱主义的父母，也可能

    根据生活环境来决定采用不同的教养方式。比如两位自由主义的父母，一位生活在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另一位生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如果两位都有一位想穿超短裙

    的女儿，贝鲁特的父母(着装标准是自由化的)可能会表示支持或毫不在意，而在

    德黑兰的父母可能会表现得专断并禁止这一行为(在德黑兰，穿着“不得体”的女

    性会被道德警察找麻烦)。同样，马里萨和马赛厄斯没有让他们的儿子们独自在家

    附近闲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警察有时会接载没有人陪伴的孩子并指控他

    们的父母犯了儿童疏忽罪。当我们拜访德国家庭时，在那里，孩子们从很小就自由

    行动，马里萨和马赛厄斯也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允许孩子更多地自由行动。更一般地

    说，父母期望孩子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应该是育儿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图1.1 不同的教养方式

    注：表格展示了根据父母的响应程度和对孩子选择的干预程度，对鲍姆林德的

    教养方式的分解。

    我们想应用这些观点来理解父母如何在图1.1所示的教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该

    图设想了父母教养方式是由亲子互动的两个维度产生的，即父母对孩子的反应程

    度，以及他们是否会干预孩子的选择。在这一框架中(这构成了许多关于教养方式

    的实证研究的基础，包括后续章节中我们研究的基础)，既不对孩子做出反应也不

    试图影响孩子行为的父母被认为是“忽视型”的。由于父母根本不关心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父爱主义)，可能会出现疏忽，因而我

    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最重要的教养方式之间的选择：放任型、专断型和权威型。育儿

    的目标和约束如何引导父母选择？父母何时决定最好不要对孩子施加压力并选择遵

    循放任型教养方式，而何时他们更喜欢咄咄逼人？父母何时强调规则，又何时强调自由？

    教养方式的权衡：放任型与密集型

    首先考虑在放任型教养方式和密集型(权威型与专断型)教养方式之间的抉

    择。关键区别在于，密集型父母会干预孩子的选择，而放任型父母不干预。如前所

    述，我们认为对孩子的利他心是推动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力量，而父爱主义是推动密

    集型教养方式的力量。因此，我们将看到一位完全利他主义的家长是放任型的，而

    一位完全父爱主义的父母会采取密集型教养方式。然而，大多数父母同时拥有利他

    主义和父爱主义动机。对于这样的父母，在放任型和密集型教养方式间的选择取决

    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

    所有一定程度上有父爱主义的父母对孩子的理想选择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常

    常和孩子希望做出的选择不同。父母是否决定干预的关键在于他们眼中孩子的选择

    导致的后果有多重要。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做出的选择的利益攸关程度，而这与环境

    相关。当选择的利益攸关程度很低时，也就意味着采取“错误行动”不会对孩子的

    未来造成任何重大影响时，父母可能会让孩子按照他或她的方式行事。当从父母的

    角度来看，做出正确的事对孩子的未来至关重要时，那么进行干预的驱动力会强很

    多。

    具体利益大小视具体问题而定。比如，父母可能担心孩子的健康、职业前景或

    未来的人际关系。父母甚至很有可能根据某个特定行为采取或多或少的父爱主义态

    度。因此，一些父母可能在涉及受伤的风险上非常具有保护性(以及父爱主义)，而在职业选择上表现得比较宽松。

    经济不平等与危险行为所发挥的作用

    父母和孩子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如果要挑出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就是如何

    在当下的乐趣和对未来的投资之间做出权衡。我们还不知道有哪个父母会希望孩子

    在作业上花更少的时间，在电子游戏上花更多的时间。大多数时候，父母会担心孩

    子的未来前景，而孩子更倾向于片刻的满足。

    当父母决定需要对孩子强加他们的意愿并敦促他们学习时，需要考虑的是这件

    事是否重要到要付出这么多努力。这时，经济不平等就成为了教养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假设有一个孩子发现上学很无聊，并且决定辍学，找一份低技能的工作。相

    比在竞争性较强、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的父母，在工资差异很低、蓝领工人享有

    较高地位的社会中的父母可能更不担心孩子的受教育程度。换言之，在一个辍学者

    的收入仅仅比医生和工程师稍低一点的社会，父母承担得起宽松教育的后果，因而

    放任型教养方式会更普遍。事实上，密集型教养方式(不论是专断型、权威型，还

    是二者结合)在这样的社会可能会不必要地束缚了孩子的独立能力，阻碍她发现自

    己的真正才能(例如，选择一个最适合她的职业)。相比之下，在一个教育和努力

    能得到高度回报以及教育程度低的人生活艰难的社会中，即使以抑制孩子的个人发

    展为代价，父母也会有很强的动机督促孩子。因此，我们会看到经济不平等和密集

    型教养方式相关。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一预测无论是在教养方式随

    时间的变化还是教养方式在国家间的差异上，都得到了数据的有力支持。

    如果父母生活在一个好工作取决于一个人的出生地位或社会关系而非美德或技

    能的社会中，他们也有可能不太关心孩子的教育。法布里齐奥的叔叔詹尼，现在是

    一位退休工程师，还曾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主，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由于当时他

    出生于中下阶层，父母对他的教育干涉较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不工作的成

    年孩子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损失。相比之下，他许多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同学要远远放

    松得多，仅仅在大量的聚会中穿插一点学习时间。在一个上大学是富人特权的社会

    中，学习散漫、花十年毕业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这些富家子弟知道对他们而言，找一份工作毫无困难，因为工作并不取决于他们最终获得的学位，而是取决于他们

    的出身。

    为未来成就而努力的重要性与及时行乐的冲突并不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紧张关系

    的唯一根源。另一个根源在于孩子沉迷各种父母可能不赞同的危险行为的倾向，包

    括从骑摩托到婚前性行为，这些对于青少年而言尤为重要。父母通常比孩子要更加

    厌恶风险。事实上，我们观察到许多社会中父母越来越倾向保护型。这一态度的缺

    点在于可能会使孩子变得怯弱、不主动。在这里，环境再次起到塑造激励的作用。

    在帮派和贩毒者居住的贫困社区，更易接触青少年犯罪的环境可能导致孩子做出毁

    掉他们生活的选择。而住在中产阶级社区，这样的风险要小得多。在这种更安全的

    环境中，父母可能更容易让孩子冒险并采取自主行动，而不必担心他们在失败的情

    况下会遭受严重后果。这种成长经历可能会使得在未来的生活中，孩子对涉及不同

    类型的风险的选择抱有更积极主动的态度，这些风险包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如何成为一位密集型父母：禁止还是劝说？

    假设经济环境使得父母认为有必要引导孩子，因而采取了密集型教养方式。这

    样的父母倾向于影响孩子的选择，使得他们和成年人的偏好一致。父母可以通过两

    种策略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可以采用的第一种方法是强迫——也就是说，禁止某种

    行为或让孩子做特定的选择——这是专断型教养方式的特征。与这种教养方式相关

    的还有直接监控和通过惩罚来执行严格的规则。专断型父母并不试图让孩子相信他

    们希望孩子做的是正确且符合孩子的自身利益的，他们只是告诉孩子要这样去做。

    [29]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劝说，也就是说，父母试图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偏好，从而

    使得孩子能够自愿地做出和父母所希望的选择相一致的决定。比如，父母可能给孩

    子灌输很强的对勤奋的信念感或者对于毒品的厌恶(或恐惧)，或者，更贴近生活

    经验的，他们可以试图说服孩子学业成就在生活中应该被放在首位。这一方法和权

    威型教养方式相一致。它还与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国际

    关系背景下创造的软实力概念相呼应。奈将软实力与强制和贿赂区分开来，将其定

    义为通过感召力、吸引力和微妙的沟通来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 [30] 根据奈的说

    法，软实力是引导他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行动的有效途径。这正是权威型父母试

    图在孩子身上做到的。

    如何在这两种方法中做出选择呢？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哪一种明显比另一种更

    正确。诚然，作为专断型教养方式一部分的强迫具有负面含义，如果这种强迫依赖

    于公认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体罚的话。然而，我们也承认，与放任型父母相反，权威

    型父母不会完全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而是试图引导(有些人可能会说操纵)孩子

    的思考和行为，使得他们与成年人一样。比如，如果孩子天性喜爱与同伴玩乐，权

    威型父母有可能会试图贬低这些游戏相对于做作业的乐趣。权威型教养方式在所有

    教养方式中可能会被认为是最具侵入性的，因为它旨在重塑儿童的价值观。相比之

    下，即便是专断型父母也会接受孩子的本性，他们只是规范孩子的行为。

    当两种方式中没有哪种明显更好时，选择取决于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从父母

    的角度来看，所有教养方式都需要一些成本。专断型父母花时间和精力监督他们的

    孩子。同样，权威型父母努力给他们的孩子灌输观念，比如使他们相信延迟满足是

    一个好主意，或者他们应该从长期的成就来评估他们的选择。有些父母也可能花时间让他们的孩子参加在他们喜欢的方向上塑造孩子偏好的活动。例如，古典音乐或

    田径运动可以培养孩子集中精力、坚持进取的能力。然而，这些活动通常对于父母

    来说是昂贵且耗时的。

    除了这些直接成本之外，父母还可能存在心理负担：由于所有父母都有利他主

    义的自我，他们可能不喜欢侵入性教养方式对孩子施加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宽容的教养方式比密集的教养方式成本更低，因为宽容的教养方式可以使父母免于

    监督孩子或给孩子灌输观念。然而，即使是放任型教养方式也有成本，比如父母受

    孩子的摆布，或者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邻居和朋友。法布里齐奥有一位来自北欧的

    朋友，他是一位放任型教养方式的狂热信徒。他们的孩子年纪相仿，在孩子们小时

    候，两家人有时会一起组织野餐。但好几次，那位朋友四岁的孩子会发脾气并要求

    做别的事。那位父亲就会宣布：“抱歉，我的儿子感到压力。”——野餐就结束

    了。盘子和桌布被迅速地收起来，整个计划在道歉中被取消。告诉孩子，“不，我

    们现在正在吃饭”从来都不在他的选项之中。

    不同的教养方式也有不同的好处。当孩子长大时，权威型养育方式的许多好处

    得以实现。例如，坚定的对于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可能会培养孩子的韧性和毅

    力，这是大多数人职业生涯中重要的品格特征。放任型教养方式也可以带来一些好

    处。典型的，北欧孩子不太会成为书呆子，而是可能成长为更独立和自立的人，而

    且更有能力发现自己喜欢做的事。给孩子洗脑去喜欢“有用”的科目，如数学或金

    融，对许多父母来说可能听起来很明智，但也可以扼杀孩子们隐藏的才能。一些在

    密集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可能因此无法成为世界级的足球运动员或才华横溢的

    艺术家。放任型父母的孩子可能会对喜欢的东西保持自信，并遵循他们的天性，而

    权威型父母的孩子可能会接收来自父母的所有恐惧。对于职业选择，甚至专制型教

    养方式也不如权威型教养方式具有侵入性。玛丽亚的兄弟(他回忆说，自己有一位

    善良温和的专断型母亲)是一位成功的职业画家。与之相比，玛丽亚和法布里齐奥

    的女儿就从未考虑过与艺术相关的职业，她的权威型父母会用尽全力劝阻她选择一

    个经济前景如此不确定的职业。 [31]

    专断型教养方式的一个重大缺点是它依赖于父母的持续监控。如果需要在无法

    进行监控的某个时间或地点做出重要决定，那么这些孩子将无法独立自主做出正确

    的选择。相比之下，由于权威型教养方式让孩子内化了成人的价值观和态度，如果

    实施成功，孩子即使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也会做出“成人风格”的决定。换句话说，相对于专断型教养方式，权威型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即使在直接监控不可行的情

    况下也能发挥作用。我们相信这个好处对于解释数据中在两种密集型教养方式之间

    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将在书中表明，在父母能够密集监视孩子的情况下，例如孩

    子会继续与父母一起住在家庭农场，专断型教养方式更为常见。相比之下，当孩子

    需要独立做出重要选择时，例如在需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就学才能获得成功的社会

    中，权威型教养方式占主导地位。

    先天差异与后天教养

    我们认为，权威型父母的目标是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和偏好。但是，父母真的可

    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吗？关于教养方式的实际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论，一些人认为孩

    子的性格主要是先天的，即由遗传而不是教养方式决定。 [32] 例如，有些人可能会

    认为，来自中上阶层的孩子通常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环境而成功，而是因为他们拥

    有更优越的基因。人类学家和人口遗传学家之间关于先天差异和后天教养相对重要

    性的争论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33] 但是，目前毫无疑问的是，后天教养很重要。

    例如，对领养儿童的研究表明，家庭抚育非常重要。 [34]

    基因因素的确对于基本的人格特征有很大影响，比如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相

    反，教养则是培养技能的核心。权威型父母试图影响的大多数儿童特征都是所谓的

    非认知技能，比如耐心、风险厌恶和对于努力可以获得回报的信念。 [35] 例如耐

    心，可能部分取决于冲动等个人特征，但也部分由后天习得。当父母试图帮助他们

    的孩子变得更有耐心时，他们会教孩子仔细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并设想这些行为

    在数年或数十年后对自身的长期影响。做出这些考虑的能力不是孩子天生具备的，而是一种需要后天教导的技能。

    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对非认知技能产生强烈影响的证据目前尚无争议。例如，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证明，针对弱势家庭的财务支持项目可

    以对儿童的非认知技能产生很强的积极影响。 [36] 相比那些在没有得到财务支持的

    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这些孩子变得更有动力去学习，更不可能从事犯罪活动，而且更倾向于考虑他们所做的选择的未来后果。由于财务支持能够影响家庭的育儿

    行为但不能影响他们的基因，这一证据表明非认知技能并不完全是遗传决定的。这

    些软技能对个人生活的成功至关重要。在与一些合作者的一项研究中，赫克曼表明

    非认知技能是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行为成功的驱动因素。 [37] 许多实证研究特别关注风险承受力和耐心的传递，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些特征具有重要作用。一项使用德

    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在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精力的父母可以塑造孩

    子的信任和对风险的态度。 [38] 总而言之，证据有力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教养方

    式的选择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将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决

    策。

    其他约束：思辨能力和父母的意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社会经济环境如何影响父母在养育子女时所追求

    的目标，以及教养方式如何随施加的约束条件而变化。当我们考虑为什么生活在同

    一社会的父母的教养选择不同时，其他因家庭而异的因素也很重要。例如，父母通

    过使用软实力来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的能力或机会可能不同。因长时间工作而

    远离家庭的父母与那些在家附近工作并能够很容易监督孩子的父母相比，可能很难

    对孩子严加管教。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可能具备更多的论辩技巧，这使得他们能够

    为他们的“成年人”视角辩护，从而更有效地劝服孩子。更富裕的父母可能不必为

    音乐课和体育活动的费用发愁，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专注。所有这些因素都

    可能有助于解释不同的父母对教养方式的选择。

    另一个可能存在的约束是知识：一些弱势家庭可能不知道各种教养方式的影

    响。经济学家奥拉乔·阿塔纳西奥(Orazio Attanasio)认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父母没有为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教育的经济价值。比如，父

    母并不总是意识到诸如与孩子交流这种简单互动的好处。 [39] 这种信息匮乏在发展

    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尤为显著，因为在这里文盲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信息传

    播缓慢。然而，在信息易于获取的工业化国家，这些知识差距当然不那么严重，也

    不那么普遍存在。

    在一项经济学家进行的关于育儿行为的早期研究中，布鲁斯·温伯格(Bruce

    Weinberg)认为，贫困的父母缺乏能够通过金钱奖励影响孩子行为的资源，因此必

    须依靠体罚来控制他们的行为。 [40] 例如，富有的父母可以向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承

    诺买一辆摩托车或者报名一个昂贵的网球俱乐部，以换取孩子的某种行为。贫穷的

    父母则根本无法以这种方式奖励孩子的合规行为。温伯格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美

    国体罚在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普遍。我们相信，教育甚至比收入还要重要。一些父母发现很难说服自己的孩子听从

    他们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更专断的教养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能更容易地

    积极补充他们对于“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比如，他们可能会帮助孩子完成微积分

    和拉丁文的家庭作业，这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些科目的父母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在

    瑞士，许多六年级学生必须通过一项考试(引言中提到的Gymiprüfung)才能进入

    学术型高中。考试通过一系列复杂问题来考察数学能力，对于拥有更高级的数学知

    识(例如，如何求解方程组)的孩子而言，这些问题相对容易。因此，孩子必须证

    明他们能够使用基本逻辑来解决这些问题，而非使用复杂的技巧。此外，当地的教

    务人员试图安排一种能够识别儿童的认知能力并且无法通过死记硬背来准备的考

    试。尽管如此，训练仍然是有效果的。对于有数学素养的家长来说，这要轻松得

    多，他们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教师，并自信地告诉他们的孩子：“(在我的辅导下)

    你可以成功!”这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处于弱势。

    理解社会变迁：从放任到“直升机父母”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基础知识，以便于使用育儿经济学来理解为何教养

    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时代间存在差异。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确定教养的重要

    性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以及不同教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如何因家庭而异。

    我们首先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许多成长

    于反专制主义的20世纪70年代的、被教导要质疑权威并蔑视物质主义的孩子，成年

    后却成了“直升机父母”？在第2章中，我们将表明，“直升机家长”在美国和其他

    国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发生的重大经济转型。

    第2章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蔡美儿坚信应该督促而非宠溺孩子：“西方父母非常担心孩子的自尊心。但作

    为父母，你为孩子的自尊心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放弃。相反，没有比

    发现你做到了你本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好的建立自信的方式。”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

    了，”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1969年出版的畅销经典育儿指南

    《孩子，把你的手给我》(Between Parent and Teenager)的主人公，列那德

    (Lenard)这样绝望地哀嚎。 [1] 尽管列那德抱怨不已，当今父母对于控制孩子的痴迷程度要比那个年代严重得多。今天，“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向密集型教养方式转变的趋势不仅仅意

    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选择的活动，甚至孩

    子的交友与恋爱。

    “虎妈”与过度管教

    密集型教养方式与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放任型教养方式截然不同。大多数今天

    的“直升机父母”都成长于那个宽松的年代。是什么使得20世纪70年代的独立青少

    年变成了痴迷于孩子个人成功的父母？具备这种经历的人也有不同的回忆。温迪·威

    斯纳(Wendy Wisner)，一位为网站“惊叫妈咪”(Scary Mommy)撰写文章的作

    家，回忆起她作为一个嬉皮士家庭的女儿的快乐童年，“在马莎葡萄园半裸着赤脚

    跑来跑去，然后在四处旅行中打发剩余的时光”，因为她的父母“总是肩负找寻自

    己、改变世界、不断探索的使命”。 [2] 尽管她对于自己享受这样的童年感到幸运，自从她成为了母亲，她就“拥抱了一种某种程度上说更为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但

    同时又保留了一点点反对教化、顺其自然的态度”。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播汤姆·布

    罗考(Tom Brokaw)这样总结这种变化：“这些人会接受你交给他们的任何东西。

    现在他们时刻监视他们的孩子，让他们进入足球训练营、大学预科课程，为孩子进

    入顶级大学操碎了心。他们在‘天然食品’超市(Whole Foods)购物。这种变化

    令人惊叹。” [3]

    父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孩子的生活。强硬父母的一个极端版本是耶鲁大学

    法学院美籍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她的畅销书《虎妈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为传统严苛的东亚教养方式做出了精彩

    (和幽默)的辩护，她指出这一方式旨在培养自信勤奋、追求卓越的孩子。蔡美儿

    坚信应该督促而非宠溺孩子：“西方父母非常担心孩子的自尊心。但作为父母，你

    为孩子的自尊心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放弃。相反，没有比发现你做到

    了你本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好的建立自信的方式。” [4] 不是“通过提供正向的

    援助和抚育环境……最好的保护孩子的方式是为将来做好准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

    能力，并用技能、工作习惯和自信心来武装他们”。 [5]

    蔡美儿是专断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典范吗？她的信条涉及了两者的要素。一方面，蔡美儿认为，建立孩子的自信心需要迫使他们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专

    断型教养方式的要素。她说：“中国父母知道，在你擅长某件事之前，没有什么是

    有趣的。要善于完成你必须完成的任何事情。而且孩子自己永远不想工作，这就是

    为什么凌驾于他们自身的偏好至关重要。这通常要求父母表现得很强硬，因为孩子

    会抵抗；万事开头难，西方父母往往刚开始就放弃了。” [6] 另一方面，蔡美儿也像

    权威型父母一样，相信孩子必须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自我激励。

    尽管人们总是把蔡美儿的教养方式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密集型教养方式在

    许多工业化国家变得越来越流行，尽管其特征不尽相同。 [7] 一些父母的关注和建议

    几乎让孩子窒息，但更具有保护性而非强制性。法布里齐奥认识一位意大利母亲，她25岁的儿子正在服兵役，她在一个村庄里租了一套公寓，这样她就可以为儿子准

    备温暖的晚餐，以缓解他艰苦训练的疲劳。如果所有的意大利母亲都这样保护孩

    子，政府可能不得不为前线的随行母亲安排特殊营地。心理学家哈拉·埃斯特罗夫·马

    拉诺(Hara Estroff Marano)将这种育儿方式称为“过度育儿”。在名为《弱者

    之族：入侵式家庭教育的高昂代价》(A Nation of Wimps：The High Cost of

    Invasive Parenting)的书中，她指责过度育儿将使美国年轻人失去独立性。 [8]

    事实上，她声称父母的干预已逐渐扩大到成人范围，并且父母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他

    们孩子的教育中，甚至远远超出了高中和本科阶段。例如，越来越多的父母介入孩

    子的博士阶段的录取流程，访问校园并打电话要求与招生官会面。马拉诺恐惧的

    是，这种干预现在已经进入商学院和法学院这些一贯重视申请人的自我激励和自立

    能力的学院。 [9]

    马拉诺只是过度育儿热潮的众多批评者之一。英国记者泰妮丝·凯里(Tanith

    Carey)是一本关于如何“驯服”“虎爸、虎妈”的畅销书的作者，她指责过度育儿

    扼杀了创造力和独立能力，而且很有可能会抚养出一代缺乏个性或想象力的千篇一

    律的人，所有人的目标是去相同的大学，并获得相同的工作。 [10] 作为放任型教养

    方式而非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倡导者，凯里建议父母应该放宽对于成功的定义。在她

    看来，父母应该帮助他们的孩子成为快乐、有活力的人，而不是一味强迫他们努力

    工作。斯坦福大学前本科生教务主任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Julie Lythcott-

    Haims)的一本新书呼应了马拉诺和凯里的批评 [11] ，她指责父母帮孩子做作业，为孩子请昂贵的家庭教师，甚至插手孩子找工作或申请博士，最后培养出的将会是

    被动、依赖和缺乏想象力的孩子。她呼吁这些父母摆脱“过度育儿陷阱”。 [12]密集型育儿的经验证据：那些在孩子身上花更多时间的父母们

    那些打电话给招生官或为服役的孩子准备热饭的父母当作轶事谈谈即可，但作

    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寻找系统的证据来证实这是一种更普遍的模式的表现之一。

    我们在整本书中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当考虑教养方式的变化和可能的解释时，我

    们会使用来自大量父母和孩子的数据，看看是否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解释是可信的。

    为了衡量育儿在近几十年是否真的变得更加密集，第一步自然是查看人们如何

    分配时间的调查记录。 [13] 越来越多国家的统计机构收集关于人们对每天24小时的

    规划信息。例如，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一个名为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的项

    目中收集了美国人如何使用时间的数据。 [14] 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项目。 [15] 这

    些数据证实，近几十年来，父母在育儿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

    图2.1展示了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母亲(上半部分)

    及父亲(下半部分)每周在育儿上花费的小时数。荷兰和美国的曲线尤其显著，因

    为这两个国家的数据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2005年，荷兰的母亲每周花在

    育儿上的时间比1975年多4个小时，而荷兰的父亲则多花了3个小时。这意味着与

    1975年的孩子相比，2005年的孩子平均每天与父母互动的时间增加了1个小时。在

    美国，育儿时间的增加甚至要更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母亲和父亲每周

    与子女一起度过的时间大约增加6小时，这相当于每天增加了1小时45分钟的亲子互

    动。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仅有较短的时间跨度的数据，但在所有情况

    下，都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育儿时间的增加趋势。

    如果考虑到同一时期发生的生育率下降，这种时间上的增加的影响将进一步扩

    大。在荷兰，每个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以总生育率衡量)从1960年的3.1下降到

    2014年的1.7，而在美国，这一数据在同一时间段从3.7下降到1.9。如果考虑到今

    天有更少的孩子需要照顾，我们估计的亲子互动每天增加一到两个小时，实际上是

    低估了每个孩子得到的额外关注。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成年人与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的“质量”——一起看

    电视与真正投入孩子的活动中不同。这个维度很难量化，但平均而言，如今的父母

    比几十年前受教育程度更高，这可能与亲子互动的质量有关。父母也可以使用更便

    宜、更有效的教学工具。事实上，开发益智玩具、网站、应用程序和电子设备的行

    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教学工具旨在“刺激”孩子并帮助他们发展。然而，这些变化的净效应很难评估，因为技术肯定也容易被误用。朱迪丝·伯恩斯(Judith

    Burns)撰写的BBC教育新闻报道指出，父母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会扰乱家庭生活。她

    引用了一项调查结果，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要求他们的父母停止不断

    刷手机的行为。 [16] 这令人质疑儿童与成人互动的质量是否真的比过去要高。图2.1 6个OECD国家中母亲(上半部分)和父亲(下半部分)每周花在育儿上的小

    时数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是，在美国和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花在育儿上的

    时间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更多。1975年在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比没有受

    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每周在育儿上多花1个小时。对于父亲来说，教育带来的育儿时间

    的差距是半小时。在21世纪的前10年，教育带来的父亲和母亲的育儿时间差距均达

    到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变化甚至更大。在20世纪70年代，受教

    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父母大约花相同的时间照顾孩子。今天，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

    距超过3小时。我们将在第4章继续讨论这一现象。

    这些调查记录也告诉我们亲子活动都做些什么。在1976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

    周花2个小时(母亲76分钟、父亲43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

    17分钟(母亲10分钟、父亲7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在2012年，美国的父母

    平均每周花6.5个小时(母亲204分钟、父亲184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一个半小时多(母亲65分钟、父亲31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总体

    来看，美国父母在这些活动上花的时间是原来的3.5倍，从每周小于2.5小时增加到

    每周8小时以上。

    意大利的结果也类似。在1989年(最早可得的数据)，意大利的父母平均每周

    花不足2个小时(母亲53分钟、父亲71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

    1个多小时(母亲41分钟、父亲13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2009年，父母们平

    均每周花7个小时(母亲257分钟、父亲165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

    每周花约一个半小时(母亲77分钟、父亲25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 [17] 总体

    来看，意大利的父母们在这些活动上花的时间是原来的2.9倍，从每周3小时增加到

    每周8.5小时。

    在美国，在家上学的兴起可能是一些父母越来越渴望完全控制并能够塑造他们

    认为合适的孩子的另一个表现。美国教育部报告称，从1999年到2012年，在家上学

    的学龄人数的百分比翻了一番，达到3.4%左右。这是“直升机育儿”的标志吗？超

    过90%的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父母表示“担心学校环境”是他们做出决定的一个重

    要因素，这一事实支持了直升机育儿的兴起。 [18]密集型育儿的影响反映在孩子的体验中。在美国，步行或骑车上学的孩子从

    1969年的41%下降到了2001年的13%。 [19] 6—8岁的美国儿童，1981年至1997年

    间，自由游戏时间减少了25%，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则增加了一倍多。这一现象很

    有趣，因为人们可能怀疑父母只是学会了与孩子一起享乐和游戏。他们也可能这样

    做(特别是对于父母比孩子更喜欢的益智性更强的游戏)，但新的密集型育儿的大

    部分内容是为了让孩子尽早取得学业成就。

    总结来说，证据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毫无疑问，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

    费的时间要多得多。是为什么？是今天的父母更加聪明、更有思想，或许甚至比他

    们自己的父母更有爱心吗？亲子互动时间的增加是否会培养出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

    并且积极主动的成年人？又或者，如马拉诺、凯里和利思科特海姆斯这些批评者所

    言，这只不过是一阵非理性狂潮，最后培养出的会是一代缺乏独立性和想象力

    的“妈宝男”和“娇娇女”呢？

    本书的目标是理解什么情况导致了这种教养方式的转变。我们的理论是，父母

    会对激励的变化做出反应，特别是对于他们孩子成年后生活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是

    什么让父母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行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回到20世纪六七十

    年代我们童年时的个人经历。

    回到我们的童年

    在我们的童年，我们被要求出席每次家庭聚餐，但是剩余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几

    乎不受到监管。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街道上到处是闲逛的孩子。更重要的

    是，因为在街道上玩耍不花任何费用，不同阶层和背景的孩子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低水平的住宅隔离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

    法布里齐奥五岁的时候从农村搬到了博洛尼亚市(Bologna)。博洛尼亚被称

    为“红色之都”，这是指代那里“屋顶瓦片”颜色和左翼政治传统的双关语(博洛

    尼亚从意大利共产党中选出市长，从1945年国家解放到1991年该党解散之间没有中

    断过)。法布里齐奥家在一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混居的郊区社区。孩子和父母都

    不重视社会隔离。就算有的话，当时流行的社会规范鼓励白领隐藏自己的阶级背

    景，并表达与蓝领工人的共同阶级认同感。任何对经济成就或教育成就感到自豪的

    表现都是不受欢迎的。几乎完全由公共资助的教育系统强有力地促进了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观。小学生

    被要求撰写有关越南战争的文章或参加有关捍卫世界和平的讲座。法布里齐奥的父

    母是不参加教堂活动的天主教徒，他们在全国选举中把票投给了联合政府中温和的

    中间党，但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给左翼政党。总的来说，他们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中产

    阶级家庭，倾向于保守地与周围环境保持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家庭的价值观充满

    了当时的平等主义文化。法布里齐奥的父亲曾经被选入当地学校理事会，作为一个

    严肃的白领工人，他支持了防止富裕家庭将孩子送到市中心的精英学校来形成隔离

    的措施。

    在学校，常规课程主要在上午进行，尽管父母可以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这些

    活动是为父母双方都工作的弱势家庭(当时很少见，因为女性劳动参与率很低)提

    供的免费社会服务。然而，为了与社会融合，更富裕的父母的子女也在强烈的同伴

    压力驱使下参加了这些课外活动。少数不参加的父母会受到教师和学校校长的批评

    和质疑。法布里齐奥的家人不得不遵守社会规范。

    除了学校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对到处乱跑的孩子的一种放松化的监督)外，课

    外活动很少见。有些孩子参与了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男孩主要是踢足球，女孩跳舞

    或打排球)，但这是特例，不是常规。学校本身的教育并不是很具挑战性。直到八

    年级，留级都是罕见的，而且通常是与父母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选择留级。在某些时

    候，数字成绩单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旨在淡化学业成绩差异的文字评估，成绩差

    异被视为学校未能弥补收入和机会不平等背景的失败信号。“孩子们天生的能力可

    能有差异”的观念是被禁止的。

    主流文化对勤奋好学的孩子并不鼓励：在学业上的成功并没有让他们在同龄人

    中更受欢迎。法布里齐奥记得他对他的学业成就总是三缄其口。当老师公开称赞他

    时，他感到更多的是尴尬和对同伴反应的担心，而非自豪。他的父母自然对他的好

    成绩很满意，但认为没有理由进一步督促已经表现良好的孩子。这不是疏忽的表

    现。由于他在学业上表现很好，他的父母认为更重要的是鼓励他出去，与同龄人交

    往，并学会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与其他人互动。虽然父母在吸毒或其他危险活动

    出现时会保持警惕，但他们对孩子选择与谁成为朋友并不太关心。

    父母和老师认为学校是培养独立人格，而不是促进未来的经济成功的工具。当

    法布里齐奥的父母搬到博洛尼亚时，并未专门考查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多数父母会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学校，他们从未想过区分好学校和坏学校。法布里齐奥的父

    母认为生活在混合型社区是一种幸运。偶尔的争斗会让孩子变得更强，带给他应对

    未来的困难和冲突的经验。当与其他孩子出现争端时，他们会鼓励孩子自己解决，除非事情变得非常糟糕才让老师或大人调和。当时的社会规则是“永远不要咄咄逼

    人，但受到攻击时，要保持坚定并反击!”

    法布里齐奥家所处的经济环境造就了这种闲散的教养方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

    末，失业并不是欧洲的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在博洛尼亚这样一个繁荣的意大利北

    部城市)。收入不平等在70年代初很低，在70年代与油价冲击相关的高通胀时期之

    后更是急剧下降。意大利有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机制，称为“自动扶

    梯”(escalator)，它通过定期调整生活成本，将工资与通货膨胀挂钩。法律确

    保工资定期调整，以补偿劳动者的购买力损失。重要的是，所有劳动者的绝对通货

    膨胀津贴都是相同的，而不是与工资成正比。在高通胀时期，“自动扶梯”具有显

    著的均衡效应。 [20] 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大幅缩减，降至历史最低水

    平。

    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局势并未预示这种趋势可能出现逆转。意大利共产党的民

    意支持达到了历史性高峰。在1976年的全国大选中，共产党获得了超过34%的投票

    份额，几乎与传统的领跑者基督教民主党相当。当时人们普遍预期意大利政治在未

    来几年将进一步左翼化。

    马赛厄斯的个人经历也很类似。马赛厄斯在汉诺威北部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他

    的童年。汉诺威是一个人口约50万的城市，它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一个汽车和轮

    胎的制造中心，沃尔夫斯堡(Wolfsburg)的大众汽车总部就在附近。马赛厄斯的

    家族拥有一个小农场，这个农场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初。然而，在马赛厄斯出生

    的时候，农场已经被两代人作为家庭的第二收入来源，马赛厄斯的父亲迪特玛和祖

    父奥托都是州政府的公务员。事实上，虽然仍然有一些传统的农民家庭，但是这个

    拥有5 000人口的村庄变得更像是一个郊区，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劳动者都会去汉诺威

    工作。

    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父亲负责赚钱养家糊口、大多数母亲留在家中照顾孩

    子的模式是常态。那时托儿所服务还不存在。4岁的孩子可以选择上幼儿园，但马赛

    厄斯在最初的几天里不停地哭泣。小学从6岁开始，每天只有几个小时，并且孩子们被要求在课后回家吃午饭。总的来说，教育系统的建立基于一种母亲总是可以在孩

    子有需要时照料他们的预期。马赛厄斯的母亲在生完前两个孩子后不久就不再担任

    教师(包括第二个孩子马赛厄斯)，这并不令人惊讶，照料孩子和农场工作使她忙

    得不可开交。

    在马赛厄斯的学校伙伴当中，有些人的母亲会兼职工作。有一个全职工作的妈

    妈十分罕见，同时也表明家庭可能遇到了麻烦，比如父亲在监狱或父母分居。但

    是，这种情况很少见。这个村庄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富裕的家庭

    (收入最高的人主要由当地的牙医和药剂师组成)，也几乎没有任何贫困家庭。大

    多数人生活在条件类似的小康之家。

    像法布里齐奥一样，与他的孩子相比，马赛厄斯拥有更加轻松悠闲的童年。每

    天只花几个小时上学，午餐后的大部分时间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自由地嬉戏。只要

    每个人都回来吃晚饭，马赛厄斯的父母就不会担心孩子的下落。他们在朋友家里玩

    耍，在干草堆里建造堡垒，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起踢足球。马赛厄斯的父母对孩子

    的少数几个要求主要是干农活，例如帮助喂养小牛，制作干草和收割庄稼。

    马赛厄斯的父母采取的自由主义方式延伸到了教育方面。在学校学习多少，或

    者是否要学习，主要由孩子来决定。如果其中一个孩子总是不及格并开始有留级风

    险，马赛厄斯的父母可能会表达一些担忧或聘请家教。但只要孩子能够跟得上课

    程，就不会受父母的干预。

    马赛厄斯早就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家庭作业没有什么意义。鉴于他能够

    通过认真听课而获得合格的成绩，他的父母并没有费心去敦促他学习。在学校，许

    多教师也不会系统地检查家庭作业，而是继续让少数努力学习的学生来公布他们的

    答案。如果偶尔老师确实希望学生提交作业，那么搭乘公共汽车去学校的路上随便

    写上一些基本答案就足以避免被老师批评的后果。下午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要做，马

    赛厄斯多年来完全不做家庭作业，直到十二年级才开始认真学习，而当时成绩开始

    计入高中毕业文凭(Abitur，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的高中学位)。

    马赛厄斯父母的一些选择有个人因素影响。马赛厄斯的父亲经历了严格的专断

    型教养方式，他自己的父亲让他没有余地来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学也表现为一

    种负担，在学校教师常常体罚学生。鉴于这些经常令人痛苦的经历，迪特玛决心尽

    可能多地给予自己的孩子自由，并让他们自己做出大部分决定。马赛厄斯的母亲安娜玛丽小时候承受的压力较小，部分原因是，作为一个女孩，她不是那个应该继承

    她家农场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在一个大多数孩子无法选择人生的环境中长大

    的，并且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同样分享她曾经获得的自由特权。

    同时，个人经验只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毕竟，尽管马赛厄斯的父母可能比大

    多数父母要自由放任，大多数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也大致有着类似的童年。同样重

    要的因素是经济环境，当时的主要特征是低不平等和低失业率，特别是在马赛厄斯

    长大的郊区村庄。犯罪也很少，吸毒成瘾等问题主要局限于大城市。父母没有理由

    担心他们的孩子会遇到严重的麻烦，即使他们没有在学校表现出色，孩子们仍然可

    以期待以后过上好日子。在这种环境下，父母非常努力地督促孩子是没有意义的。

    马赛厄斯成长的相对平静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马赛厄斯的父母在孩童时期

    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鲜明对比。安娜玛丽和迪特玛都出生于二战期间。他们的

    父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20年代和二战结束时的

    两次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大范围的饥荒和贫困时期。他们的家人能够从这一切中幸免

    于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耕种土地提供的相对稳定收入。鉴于他们的经历，迪

    特玛和安娜玛丽的父母认为保留土地和继续经营家庭农场对他们家庭的生存至关重

    要也就不足为奇。这一背景解释了，至少部分解释了奥托为什么强迫迪特玛追随他

    的脚步。同样，7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德国的小农经济正在迅速衰落，这可

    能解释了迪特玛宽松的教养方式。

    除了经济情况，教育体系的组织方式对选择教养方式也很重要。马赛厄斯小时

    候的德国教育体系的特点是很早分流(现在程度稍轻)。在四年级之后，孩子进入

    三种不同的学校，最学术的那一种才能使他们进入大学(学术型高中)，另两种则

    让孩子为职业训练做好准备(Realschule和Hauptschule，即实科中学和职业预

    校)。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父母会为了孩子会被推荐进入哪种学校感到焦虑，并

    且可能会选择密集型教养方式，以增加孩子进入更具挑战性的学校的机会。

    实际上，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例如，父母直接找孩子的老师，甚至

    乞求“正确的”(即进入学术型高中)的推荐信，已经变得很普遍。然而，在20世

    纪70年代，即使是在那样关键的时刻，父母们也表现得很放松。这里至少有两个原

    因。首先，选择风险并不高。即使是较低层次的学历也可以为孩子提供美好的前

    景，因为从这些学校毕业之后孩子通常会进入学徒项目，这些项目过去让大多数孩子得到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此外，还有社会习俗的因素，即为不同背景的孩子决

    定“适当的”学校。工人阶级背景的孩子(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预期会前往职业

    预校，来自更有特权背景家庭的孩子(比如医生、律师或药剂师的孩子)可以去学

    术型高中，哪怕他们并没有在学业上表现卓著。

    一旦进入学术型高中，学业优异就并不是特别重要了。马赛厄斯朋友的父母们

    主要关心孩子是否可能留级，但由于留级很常见，这甚至算不上羞耻。事实上，留

    级的(稍微年长的)孩子往往是学校里的“酷”孩子。当然，他们对美国父母今天

    所熟悉的平均绩点几乎没有任何担忧。如果我们看看学术型高中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从高中毕业后，只要有及格的分数都能使高

    中毕业生获得大学教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意味着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所大学

    的任何专业就学。成绩好并不能决定孩子未来的生活。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

    么孩子和父母都只对他们的学校表现提最低要求。

    在当时，关心成绩的主要是那些需要在大学学习医学的孩子。对于医学教育的

    需求超过供给，医科类大学录取学生主要是基于其在高中的成绩以及一场专门举办

    的医学考试(Medizinertest)，这场考试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大学的入学考试类

    似。在马赛厄斯的同学当中，决心要学医的孩子(通常是医生的子女)与专注于其

    他领域的孩子相比，明显要更关注成绩并强调学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经历代表了那一时间段更广泛的趋势。法

    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二战后开始的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70

    年代降到历史低谷。 [21] 这一低不平等时期恰好与放任型教养方式的日益流行和专

    断型教养方式的消亡相吻合。

    显然，经济因素并不是全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在欧洲尤

    为重要。日益流行的精神分析学和囊括了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卡尔·荣格

    (Carl Jung)和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等关键人物的弗洛伊德学派；伯

    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社会批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对存在主义、女权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的整合；此外，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众多知识分子的这些力量将当

    时的西方文化推向激进的反奉从主义(anticonformist)。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地下艺术和文学叛逆演变成了60年代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爆发。反专制主

    义在嬉皮士运动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顶峰，并在70年代更具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反权威

    的朋克亚文化中延续。这些运动的共同主题包括自由恋爱和性解放、女性解放、强

    烈的平等主义以及对毒品的宽容态度。这种文化氛围也使得越来越放任的教养方式

    变得流行。

    80年代的转折点：不平等的上升与嬉皮士vs.雅皮士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转折点。在70年代晚期，保

    守的反革命思潮开始抬头。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拉(Karol

    Wojtyla)成为教皇，是为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这标志着天主教会向

    保守派的迅速转变。他充满活力和魅力(这点可能有争议)的领导旨在恢复天主教

    会的威望、声名和权力，同时引导公众注意专制制度的压迫性。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她的政治宣言颂扬了个人主义，将几

    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平等主义价值观拒之门外。例如，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她提

    出“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相反，有的是“个体的男性和女性，有的是家庭。得不

    到人民支持的政府不会有任何作为，但每个人必须先处理好自己的事”。 [22]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成为美国总统。里根和撒切尔提倡了

    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例如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的优点，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理想的不屑。他们的幕僚重塑了世界，改变了保守的自由主义，并导致了苏联的崩

    溃。

    同时经济不平等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图2.2展示了4个OECD国家就业人群中最富

    裕和最贫穷的10%(也称为S90—S10比率)的总收入份额之比。 [23] 图片展示了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水平的加剧趋势。在美国和英国，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特别

    剧烈。在美国，这一比率在1974—2014年间翻了一番多(从9.1到18.9)。在英国

    的同一时期，这一比率从6.6增加到11.2。在意大利，该比率从1984年的7.7(最早

    可获得的数据)到了12.6。甚至传统意义上高度平均主义的国家也存在不平等的加

    剧：瑞典的S90—S10比率从3.5上升到7.3，荷兰从5.3上升到7.8。尽管它们的不

    平等水平远远低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荷兰和瑞典现在都没有达到美国70年代的收

    入差距水平)，这仍然是实质性的增长。图2.2 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业人群中最富裕的10%的人的收

    入份额与最贫穷的10%的收入份额之比)的变化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激增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导致

    的。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1.5

    上升到了2。此外，研究生教育的回报率也急剧上升。 [24] 英国经济学家乔安妮·林

    德利(Joanne Lindley)和史蒂夫·梅钦(Steve Machin)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劳动者相对于只有大学本科学位的劳动者而言，工资溢价增加了。 [25] 在70年代早期，这两个群体的平均工资大致相当；而在2009年，拥有研究

    生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获得的收入比本科毕业生多13(比高中毕业生多出136%)。

    这些数字还有可能低估了研究生学位的价值，因为许多获得这些学位的人最后选择

    了学术研究或担任教职，这些工作的收入一般不高(除了在几所精英学校)，但是

    有许多明显的非货币福利(比如声望、研究自由和工作保障)。今天，研究生教育

    的回报非常高，高等教育的吸引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年来持有研究生学

    位的人的比例一直在增长。

    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教育水平相同的人群中工资不平等的

    增加。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各个学科越来越大的薪酬差异(例如，相对于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毕业生，获得科学和工程学位的毕业生工资显著增加)，以及不同大学

    的毕业生的薪酬差异来解释。 [26] 所有这些不平等的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它

    们增加了教育的重要性。

    为什么不平等上升了呢？人们通常把它归咎于同一时期的政治动荡，这导致了

    再分配经济政策的减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治变革不是首要原因。对于

    不平等加剧趋势的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技术变革。 [27] 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

    劳动力市场条件，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并增加了对受教育程

    度较高的劳动者的需求。同一时期的政治和制度变革降低了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

    社会政策来减轻技术变革影响的能力，从而起到了加剧不平等的作用。一些研究甚

    至认为技术变革可能是政治和制度变革的原因。比如，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菲利普·阿洪(Philippe Aghion)和詹卢卡·维奥兰特

    (Gianluca Violante)断言，教育溢价的上升会导致高技能劳动者脱离工会，致

    使工会逐步衰落。 [28] 另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法布里齐奥和他的合作者约翰·哈斯勒

    (John Hassler)、何塞·罗德里格斯·莫拉(José Rodríguez Mora)和凯蒂尔·斯

    多尔斯莱登(Kjetil Storesletten)，构建并检验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

    工资不平等的增加是80年代发生的政治变革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 [29] 在低不平

    等和低教育回报的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人(包括高收入劳动者)认为国家福利计

    划极具吸引力。这些计划提供了保障措施，在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参与这些计划

    并不昂贵。在20世纪80年代，更富裕的那部分人打破了这一社会契约，并决定考虑

    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个人成就中，同时认为社会保障不那么重

    要。在投票时，他们支持承诺降低税收和废除社会转移支付的右翼政府。那些收入

    更低的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与会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抗争。文化和人们渴望效仿的榜样也反映了这些变化。20世纪70年代的平等主义精神

    受到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在80年代因个人主义的崛起而黯然失色。两个著名的缩写

    词总结了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嬉皮士(hippie)和雅皮士(yuppie)。嬉皮士是一

    场激进的反权威、以青年为导向的政治运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但迅速

    风靡世界。雅皮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造的一个术语，是“年轻的城市白

    领”(young urban professional)的缩写，指的是年轻、受过良好教育、高

    薪、执迷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成功的物质陷阱的白领。

    嬉皮士运动的两位领导者是活动家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杰里·鲁宾

    (Jerry Rubin)。尽管霍夫曼在1989年去世之前一直忠于他的激进思想，但鲁宾

    的故事却反映了80年代早期发生的文化转变。 [30] 鲁宾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辍

    学，在60年代因反对种族歧视、领导反战抗议而成名，并因为组织运动阻挠运往越

    南的部队和武器而声名大噪。但在70年代晚期，鲁宾对政治活动失去了信心。他转

    型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并最终成为百万富翁。1986年，他与霍夫曼进行了一

    系列题为“异皮士vs.雅皮士”(Yippie vs.Yuppie)的辩论，其中鲁宾为他的信

    仰辩护，指责嬉皮文化导致滥用毒品、滥交和破坏私人财产。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

    新一代创新型企业家身上，他们将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并造就了社会、经济和

    政治方面的重大转型。

    我们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增加除了促使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也改变了父母的行

    为。特别是，父母越来越相信他们孩子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在一个利益攸关

    的世界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失。中产阶级的父母开始推动他们

    的孩子采取成人风格、成功导向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直升机育儿”获得

    了广泛的支持。

    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图2.3展示了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在育儿上的投入随大

    学教育溢价的变化，大学教育溢价即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

    的人的收入之比。 [31] 这两个变量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大学教育

    溢价增加之后，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照顾子女的时间大幅增加。图2.3 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以及美国教育回报率(受过

    大学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之比)

    我们认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至少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增加投资的部分原因。为了

    使这一论点可信，重要的是需要证明教养方式在学校和生活的成功方面至关重要。

    支持密集型教养方式，或者更一般地说，父母与孩子互动的时间提高了孩子在学校

    的表现的证据有多有力？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描述了许多支持这种观点的发展心理

    学研究。我们现在考虑来自两个数据源的证据，这些数据源让我们得以使用多个国

    家的数据更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教养方式很重要：来自PISA的证据我们首先考虑OECD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数据。PISA于1997年正式启动，每三年进行一

    次，测试了15岁的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读方面的知识能力。该项目涉及70多个国

    家，最近的调查中有超过50万名学生参与。每个国家都会随机选择参与调查的学

    校，学生的样本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背景和能力各异。世界各地的儿童

    回答的问题是相同的，并且被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使结果具有可比性。

    公众对于PISA项目的关注大多数都集中在比较不同国家和教育系统的表现。在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育儿的维度。在最近的一些调查中，学生及其父母被要求回

    答一份调查问卷，其中包括有关父母和孩子如何互动的信息。我们将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与每个孩子的考试成绩联系起来。我们的分析聚焦于2012年的问卷调查。

    我们使用关于父母育儿参与度的问题的回答来构建衡量教养方式强度的方法。

    更确切地说，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我们将教养方式归为密集型：父母每周至少

    讨论一次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每周至少与孩子交谈一次，每周至少和孩子一起吃一

    顿饭。 [32] 显然，这是对密集型教养方式的宽泛定义。回顾我们自己的童年经历，我们的父母常常和我们聊天，每天和我们一起吃饭。然而，他们可能没有每周与我

    们谈论学业。因此，我们的父母将被归类为采用了非密集型教养方式。

    首先来看韩国的结果，韩国是一个东亚国家，是PISA中孩子表现最好的国家之

    一。只有来自中国上海、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学生获得的平均分数高于

    韩国学生。例如，韩国儿童的数学分数为554，而美国儿童的数学分数为481，而

    OECD的平均分数为494 (OECD是一个由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高收入经济体组成的组

    织)。在韩国学生中，非密集型父母的子女平均分数为540，而密集型父母的子女平

    均分为563，相差23分(见图2.4)。 [33] 阅读和科学分数的差异差不多，分别为24

    和22分。图2.4 PISA 2012中韩国学生在两种教养方式下的考试成绩

    PISA测试分数中23分是很大的差异。这类似于芬兰(芬兰以及瑞士是欧洲表现

    最好的国家)的孩子的数学成绩与表现较差的法国或英国等其他OECD国家的孩子的

    数学成绩之间的差异。

    有人可能会担心，受不同教养方式影响的儿童的表现差异实际上可能反映的是

    父母的教育水平：密集型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密集型父母。受教育水平更高

    的父母可以在学业上更好地支持孩子，例如帮助他们完成家庭作业。因此，需要比

    较来自相同教育背景的父母。由于PISA提供有关父母教育水平的信息，我们可以使

    用标准的统计学方法(多元回归)将父母教育水平的效果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效果分

    开。 [34] 有些令人惊讶的是，给定父母对教养方式的选择，受过更高水平的教育并

    不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拥有两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只使得平均数学考试成绩增加7分，而密集型教养方式在同等教育水平的父母中则使数学考试成绩增加20分

    以上。因此，使用密集型教养方式与父母本身的教育水平相比，更大程度上与孩子

    表现的进步相关。阅读和科学考试成绩给出的结果类似。

    对于韩国学生的发现是否在其他国家适用？PISA 2012提供了11个国家和地区

    的教养方式的信息：比利时、智利、德国、中国香港、克罗地亚、匈牙利、意大

    利、韩国、中国澳门、墨西哥和葡萄牙。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我们的度

    量方法下的密集型教养方式与考试成绩都呈正相关。这一影响对于意大利的孩子最

    大(三个考试分数的平均分增加为34分)。唯一的例外是比利时和德国，密集型教

    养方式的影响接近于零。

    由于韩国学生的分数与墨西哥学生的分数差异可能还是由除了教养方式之外的

    原因导致的(例如，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教育系统的差异)，因此需要将韩国的

    孩子与韩国的孩子进行比较，墨西哥的孩子和墨西哥的孩子进行比较，而非使用来

    自不同国家的孩子进行比较。可以使用统计技术来计算11个国家和地区内的平均效

    应(用经济学家使用的术语来说，我们使用了控制国家固定效应的回归)。当我们

    这样做时，我们发现受到密集型教养方式影响的儿童的表现明显优于同一国家和地

    区内没有受到密集型教养方式影响的儿童。三种测试分数之间的差异在14—17分之

    间。当比较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父母的孩子时，效果仅略微变小，范围在11—14分

    之间。所有的影响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PISA还包含父母与子女进行的具体活动的信息。特别是2009年调查问卷中询问

    了父母与孩子一起阅读书籍、讲述故事或讨论政治或电影等各种话题的频率。使用

    与之前相同的统计技术，我们可以计算控制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这些亲子活

    动和考试成绩之间的相关性。由于许多父母参与多项活动(例如，阅读书籍和讲故

    事)，我们在控制其他活动的效果的前提下估计每项活动的效果。与孩子一起阅读

    书籍的父母，其孩子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测试中的分数增加16—18分，而讲故事的

    平均影响在2—7分之间。有趣的是，与孩子讨论政治的父母，其孩子的测试分数增

    加9—12分，这是很大的进步。

    人们应该谨慎地对这些发现进行因果关系解释。我们并没有声称(正如某些育

    儿书所做的那样)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阅读更多的书籍使得孩子的能力大大提高。

    相反，与不参与任何这些活动的父母相比，花时间阅读书籍、讲故事或与孩子讨论政治的父母比起什么都不做的父母可能更多地与孩子在多方面接触。因此，这些发

    现应该被解释为在育儿选择上很多因素的差异带来的影响，这些差异都是密切相关

    的，但只有一部分被纳入考量。根据这种解释，我们发现父母参与所有三项活动

    (阅读书籍、讲故事、讨论政治)的孩子受到的影响最大。如果以足够高的频率进

    行这些活动，孩子在测试中平均得分比父母不参与任何这些活动的孩子高出约32

    分。对于PISA 2012，这一效果与密集型教养方式的效果相当。总的来说，PISA

    2009和PISA 2012的数据给出了一致的结果：密集型教养方式与学校表现的显著改

    善相关。

    教养方式在美国的影响：NLSY97

    我们用来检验教养方式对儿童教育成就影响的第二个数据来源是1997年美国国

    家纵向青年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1997，NLSY97)。NLSY97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追踪了9 000名在1996年12月31

    日时年龄在12—16岁的美国青少年的生活。在1997年的初次访谈中，父母和孩子都

    接受了某些话题的访谈，其中包括一系列关于教养方式的问题。之后，在这些青少

    年逐渐步入成年生活的同时，他们也每年接受访谈。这使我们能够获得考试成绩之

    外的信息，并将育儿信息与孩子成年后的情况联系起来。

    我们根据孩子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对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分类。第一个问题涉及

    孩子认为父母对他们支持的程度。孩子们被问到，“当你想到他她是如何对待你

    时，一般来说，你会说他她是非常支持、有点支持，还是不太支持？”当回答

    是“非常支持”时，我们将父母归为“支持的”，否则归为“不支持的”。第二个

    问题与父母的严格程度相关：“总的来说，你会说他她对于确保你做了该做的事上

    是宽容的还是严格的？”在这里，可选择的回答是“宽容的”和“严格的”。我们

    接着将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产生一种(对于每个父母的)“教养方式”的

    度量，它有四个类别：不参与(宽容和不支持)、专断(严格和不支持)、放任

    (宽容和支持)和权威(严格和支持)。 [35]

    这种度量父母教养方式的方法有局限性。最重要的局限性在于分类是基于孩子

    的主观感知。在存在大量冲突的家庭中，孩子更有可能表示父母不支持他们或对他

    们过于严格。这可能会使专断型父母的某些结果产生偏差，因为我们可能会把冲突

    的影响误认为专断型父母的影响。同样，调查可能会导致我们将一些实际上是权威型的父母归类为放任型。通常与父母关系良好的孩子可能不愿意给父母贴上“严

    格”的标签，即使父母引导他们坚持遵守某些行为准则。同时，当被问及父母的严

    格性或支持性时，孩子们也可能会使用同龄人作为基准。例如，一些做法在白人孩

    子眼中可能是严格的，许多亚裔美国孩子则习以为常。即便考虑到这一点，这种分

    类(在文献中广泛使用)在探究教养方式影响的研究中仍然描绘出了一致的画面。

    表2.1显示了孩子的教育成就如何随着母亲和父亲的教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与

    平均水平相比，母亲为不参与型的孩子的高中辍学率要高出37%，而且他们获得大学

    学位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对于不参与型的父亲，他们的孩子不完成高中学业的可能

    性比平均水平高26%。不参与型父母的孩子的表现不佳也不足为奇，因为这种分类很

    可能会把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真正的忽视型父母或家庭纳入进来。涉及三组参与型

    父母的比较更为有趣。其中，专断型父母的孩子明显表现最差。专断型父亲的孩子

    中未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比例达76%，相比之下，权威型父亲的孩子占66%，放

    任型父亲的孩子占69%(总样本中平均有71%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母亲的情况类

    似，尽管教养方式带来的差异不太明显。权威型父母的子女比放任型父母的子女的

    教育成就更高。最大的差异在于研究生教育阶段。权威型母亲的孩子获得硕士以上

    学位的概率比放任型母亲的孩子高出40%。虽然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孩子的比例总的

    来说很小，但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因为这些学历的经济回报急剧增加了(如

    前所述)。

    表2.1 (父母)不同教养方式下孩子的受教育水平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应该谨慎地解释这些结果。不同的教养方式可以掩盖

    重要的社会经济差异。例如，第4章的表4.1显示，不参与型和专断型的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放任型和权威型的父母。由于父母的教育可以直接影响孩子的表

    现(例如，受过更高教育的父母可能更善于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一些相关性

    可能是由教育背景而不是教养方式导致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可能也很重要，例如

    不同种族群体的家庭结构以及父母的年龄。第4章将更深入地讨论社会经济特征如何

    影响父母对教养方式的选择。

    为了将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与混杂因素区分开来，我们采用了一种称为多元逻

    辑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由于我们在书中会多次使用这种方法，现在我们将解释胜

    算(odds)和优势比(odds ratio)的统计概念。

    胜算和优势比(快速入门)

    考虑一个可能出现成功或失败结果的事件，例如在某个学校通过某项考试的概

    率。成功概率与失败概率之间的比率就是胜算。比如，假设有13的女学生和14的

    男学生通过了这项考试。那么，女学生和男学生的胜算分别为1:2和1:3。优势比是

    这两个数字之间的比率。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女学生相对于男学生的优势比为

    1.5(12除以13)。在这里，优势比大于1，表明女学生比男学生更有可能成功通

    过考试。

    逻辑回归允许我们估计具有相同社会经济特征的父母的不同养育方式的优势

    比。换句话说，教养方式X与教养方式Y的优势比指的是两对除教养方式外完全相同

    的父母的相对成功概率。请注意，虽然双亲的绝对成功概率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因

    素，但统计模型假设优势比这一比例与这些因素无关。我们的快速入门到此结束。

    回到NLSY97的结果

    我们首先考虑母亲的教养方式对于完成大学教育(暂时不考虑父亲)的影响。

    放任型的母亲相对不参与型母亲的优势比是1.7；而专断型母亲相对不参与型的母亲

    的优势比是1.3；最后，权威型母亲相对不参与型母亲的优势比是2.1。这意味着，拥有权威型母亲对于获取大学学位这一目标是最好的，其次是放任型、专断型，然

    后是不参与型的母亲。图2.5 给定社会经济特征，不同教养方式下获得大学文凭的概率估计

    为了将优势比转化成更为标准的成功概率，假设有4个白人女孩：简、杰茜卡、吉尔和朱迪丝。在这一虚构的例子中，4个女孩的母亲具有完全相同的社会经济特征

    (也就是说，相同的教育、年龄等)，但是她们的母亲采取了不同的教养方式。图

    2.5展示了这一结果。假设简的妈妈是不参与型的，并且简有20%的概率获得大学文

    凭。给定这一信息，我们可以运用之前估计的优势比来计算另三位女儿从大学毕业

    的概率。这一计算让我们了解了教养方式的差异有多重要。杰茜卡拥有放任型的母

    亲，她将以30%的概率毕业。吉尔拥有专断型的母亲，将以24%的概率毕业。可能性

    最高的是朱迪丝(拥有权威型母亲)，她将以34%的概率毕业。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其他因素对于教育的成功也很重要，有些因素则不如

    我们度量的教养方式重要。给定任何的教养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会增加孩子

    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然而，教育成就唯一的

    预测具有最强解释力的因素是亚裔背景。控制所有其他因素(包括教养方式)，来

    自亚洲或太平洋地区可以将胜算率提高2.5倍。回到上面的例子，假设有两个亚裔女

    孩娇娇和珠珠，她们的母亲与简、杰茜卡、吉尔和朱迪丝的母亲具有相同的社会经

    济特征。假设娇娇的母亲是不参与型的，而珠珠的母亲是权威型的。娇娇将以39%的

    概率获得大学学位，这已经远高于简的20%；珠珠将以大于56%的概率从大学毕业。

    该如何解释亚裔血统与学业成就的强关联性？我们相信文化和行为差异，而非

    基因因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数据只能对实际的教养方式提供一个粗

    略的度量。分类标准最终依赖于孩子觉得他们的父母是严格的还是支持的。无论孩

    子报告了什么结果，许多亚裔家庭的互动可能与其他家庭的互动不同，这是我们的

    分类方法忽略的在教养方式上的微妙差别。例如，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接受采访，我们的妻子玛丽亚和马里萨可能最终会和蔡美儿描述的“虎妈”一样。然而，实际

    上他们可能比一般的亚裔美国母亲要远远“宽松”得多。因此，亚裔背景如此重要

    的原因很可能正是因为亚洲家庭背景的孩子接受了比其他群体更严格的权威型教养

    方式。

    父亲的情况又是如何？整体情况大致和母亲相仿。假设有一个名叫杰奎琳的虚

    构女孩，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不参与型的。让我们假设她完成大学的概率是20%(与

    简的相同)。接下来，考虑另外4个女孩，珍妮弗、乔迪、朱莉娅和晶晶。珍妮弗的

    父母是专断型的；乔迪的父母是放任型的；朱莉娅的父母是权威型的；晶晶也是如

    此，然而，晶晶也是华裔美国人。珍妮弗的毕业概率为23%，仅略高于杰奎琳。在这

    里，一个有趣的新发现是，专断型父亲和学业成就的相关性与不参与型父亲相比是

    一样低的；相比之下，之前的结果表明专断型母亲明显比不参与型的母亲拥有更成

    功的孩子。乔迪和朱莉娅成功毕业的概率分别为36%和40%。因此，拥有同为放任型

    或权威型的父母(而不仅仅是一个采用这些教养方式的妈妈，如杰茜卡和朱迪丝的

    例子)进一步增加了大学毕业的机会。最后，晶晶成功毕业的概率是65%!

    当我们考虑硕士以上学位，如博士学位时，教养方式的影响会变得更大。我们

    主要想说明，相比于放任型教养方式，接受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孩子的成功概率大幅

    增加。让我们回到前面的例子，假设杰奎琳获得博士学位的概率为0.5%。乔迪(拥有两位放任型父母)获得博士学位的概率几乎不到0.8%。相比之下，朱莉娅(拥有

    两位权威型父母)有1.3%的概率获得博士学位。回想一下，乔迪和朱莉娅获得大学

    学位的概率大致相同。放任型和权威型教养方式对于孩子完成本科学位没有巨大差

    异。然而，相对放任型教养方式而言，权威型教养方式在孩子获取硕士以上学历这

    一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在这个例子中，当一个人从放任型教养方式转变为权威型

    教养方式时，孩子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再一次，亚裔背景十分重要：晶晶

    获得博士学位的概率高达5.4%。

    教养方式也与危险行为相关。使用相同的数据集，我们探究了教养方式对于入

    狱、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避孕套的使用、抽烟、酗酒和吸毒的概率的影响。对于所

    有这些行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相比放任型和权威型父母，不参与型和专断型父

    母的孩子更有可能参与危险行为。总体而言，权威型父母(特别是权威型母亲)的

    孩子的危险行为最少。

    “直升机育儿”的经济学根源

    来自PISA和NLSY97调查的数据证实，教养方式对学校表现和高风险行为有影

    响。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参与型父母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并获得更

    高的学位，并且不太可能做出有潜在危害的危险行为。在教育成果方面，放任型父

    母的子女处于中间位置，专断型和不参与型父母的子女表现则稍逊一筹。在我们控

    制了父母的教育背景的情况下，所有的结果仍然保持正确。

    我们对教养方式的分类没有捕捉到其他差异。在美国，亚裔背景与成功概率的

    显著增加有关。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这也可能与教养方式有关：对教养方式的粗略定

    义可能无法捕捉到亲子互动性质的重要差异。由于不相信不同种族群体的学习能力

    存在显著差异，因而猜测我们发现的巨大影响与孩子与父母及同龄人互动方式的差

    异有关。

    所有这些证据都与我们的整体论断相一致：通过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时间来衡量

    育儿强度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以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抚

    养子女的重要性上升为特征的时期。结果，父母越来越担心孩子的学业表现，并通

    过更加密集的教养方式以及选择有利于孩子取得学业成就的教养方式来应对。因

    此，“直升机父母”的兴起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理性反应。第3章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为什么美国、瑞典或中国的父母们用不同的方式抚养孩子？传统观点认为，根

    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再次发现经济激励可以解释我

    们观察到的大部分现象。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经济激励塑造了父母育儿的方式。当不平等程度上升使得教

    育的重要性上升时，父母通过选择密集型教养方式以帮助孩子取得成功。在前一章

    中，我们发现育儿经济学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30年中育儿的总体变化：在不平等大

    幅上升时，“虎妈”“虎爸”和“直升机育儿”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相对于解释不同教养方式的受欢迎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解释为什么养育子女在

    各国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是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任务。各国在诸如政治历史、种族

    多样性和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每一个方面都可能在养育子女方面发挥作

    用。当涉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当地代代相传的文化

    和传统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相比之下，经济因素究竟有多重要？

    在这一章节，我们会论证育儿经济学实际上非常成功地预测了全球不同国家的

    父母的行为方式。我们发现，许多父母的选择最初看起来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最

    终还是归结于经济条件。经济不平等程度再次成为焦点。

    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和变化在各个国家都有很大差异。在美国，不平等程度的增

    加尤其明显，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自1980年以来，中等收

    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同时，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增长很快。从

    1980年到2014年，这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0%增加到21%，增加了一

    倍多。 [1] 今天，最富裕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38倍。

    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欧洲相对较低。在美国，在收入分布的90分位点的劳动者收

    入是10分位点的6.5倍。在北欧，这一数字降为3。在法国和德国，这一数字比北欧

    略大一些，但仍然远远低于美国的数值。欧洲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30年间上升了，但不像美国上升得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