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貌心理学

    [英]尼古拉·拉姆齐 [英]黛安娜·哈考特 著

    陈红 等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序

    第1章 外貌的重要性

    美貌的评判标准

    面相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对外貌缺陷的歧视

    外貌研究的领域

    外貌对生活的影响

    第2章 外貌研究面临的挑战

    外貌研究的敏感性

    外貌研究取样

    被试的同质化

    外貌研究的方法

    外貌研究的理论和模型

    相关拓展研究方法

    第3章 普通人的外貌与身体意象问题

    我们为什么总是对外貌感到不满

    外貌在生命发展各阶段的特点

    第4章 可见差异者的心理困境

    什么是外貌异常

    可见差异的成因

    可见差异引起的人生困境

    外貌缺陷是持续一生的潜在压力源

    第5章 脆弱性和复原力的心理预测因素

    病理学取向的选择

    增强复原力

    引发外貌痛苦的因素

    第6章 对外貌担忧的支持和干预

    针对大众人群的支持和干预

    针对可见差异者的支持和干预

    生物医学取向的局限性心理社会治疗

    法律干预

    第7章 潜在的更有效的支持与干预

    改变大众人群的审美观念

    提高对可见差异者的支持

    针对可见差异者的学校干预

    建立综合性治疗系统

    第8章 外貌研究的未来

    未来的挑战

    飞速发展的新技术

    译者后记给亚历克斯和詹姆斯，你们从未让我因为做一个在职母亲而内

    疚。谢谢你们，你们是最棒的。

    ——尼古拉·拉姆齐

    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你们总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最好的支持。

    ——戴安娜·哈考特序

    应邀写这本书让我产生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复杂情绪，尽管我诚惶诚恐(主要与时间压力

    和自我怀疑有关)，但这份挑战却是我无法拒绝的。我们知道本书适时地满足了当前公众日

    益增长的需要，指出了外貌在健康心理学的一些重要领域中的必要作用，包括调适与健康、理解和改变健康行为以及坚守治疗体制等。

    我们遇到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保证写作的问题。随着交稿期限的临近，我们两次逃离来

    自日常琐事的压力，来到康沃尔田园诗般风景优美的海边。令人惊叹的风景和无通信技术

    (无传真或互联网，只有长途电话)的干扰，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写作环境，也使我们能为

    完成任务做最后的冲刺。

    外貌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它与所有话题有关。我们都具有某种类型的外貌，除了同卵双

    胞胎，世界上有60多亿张不同的人脸。我们的外貌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我们频繁与他人接触到它在大量健康行为中的作用。尽管有记载以来，人们就一直对

    外貌有持续的兴趣，并会积极从事大量的外貌管理活动，但直到当代社会，人们对外貌关注

    才达到流行的程度。沃德尔(Wardle)在2004年9月25日的《时代》杂志中指出，在英国，92%的青少年期少女对她们的体形不满意，并且青少年和成人中准备从事导致健康受到严重危

    害的活动的人数在急剧增加。据林尼(Linney)报道，尽管对任何人的种族背景、性别、性

    取向或婚姻状况的歧视都是非法的，我们仍广泛接受因外貌偏见而对人们产生的刻板化评价

    (Linney，2004)。从历史上看，与外貌相关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的“专

    利”，而且我们目前清楚的是，外貌的许多方面都直接与健康心理学有关。

    为什么外貌与健康和适应有关呢？首先，人们关于外貌的感情会对他们是否参与健康活

    动有重要影响(如，改变身体形态的愿望会成为参加体育锻炼的强烈动机，与想减少患心脏

    病的风险的愿望相比而言)，然而，在健康心理学中多数模型缺乏明确的有关外貌作用的知

    识。第二，许多疾病和后续的治疗都涉及外貌问题(如乳腺癌的手术治疗决定，见第6章)。

    第三，人们对外貌不满意的情况十分普遍，数量激增的个体会选择进行持续危害健康的外貌

    改变干预(如美容手术、文身等)。第四，外貌问题可能影响治疗计划的持续性(如治疗糖

    尿病的一个副作用是患者体重增加)。体形被毁的人的数量在增加，由于医疗和手术技术的

    进步，更多的人在整形治疗后得以生存。具有与常人不同的可见差异的外貌，会带给人们极

    大的挑战，并影响人们的心理功能，从而影响进行中的治疗。最后，保健专家们正处理着越

    来越多的外貌关注问题，他们寻找研究证据来支持工作。但在认识到外貌关注对他们的病人

    的影响时，他们不清楚如何提供适当的关怀和支持。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寻求临床心理学家在

    这方面的意见。外貌问题因此与健康心理学的应用产生了广泛的关系。

    —— —— ——

    本书中我们并没有罗列所有本领域的研究，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写几本书来论

    述，还要推迟离开康沃尔的时间。相反，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把这一快速拓展的领域的

    各因素聚集在一起，强调与健康心理学相关的主题。书中有些地方我们收入了“体验者的心

    声”，尤其是那些受到可见差异影响的人们的心声。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解释研究发

    现，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话语远比书中那些没有直接受影响的人写的东西更具无可辩驳的说

    服力和对思维的激发性。我们希望那些好奇而想知道更多的读者会去找出这些文本。

    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有关历史、相关背景和方法的问题。第1章主要是本领域的导言，从

    时下有关的外貌关注“流行”的各个层面，追踪了身体外貌重要性的历史轨迹。第2章讨论了

    该领域研究者面临的许多挑战，基于现存理论和模型的不足，提出了外貌研究的新理论框

    架。第二部分探讨了受外貌困扰者的心理社会问题、他们的需求和经历的困难。首先，我们

    回顾了没有可见差异者的外貌和意象问题(见第3章)，从终身的角度审视受影响者的困难和

    痛苦。第4章主要关注有可见差异者体验到的心理社会困难，还详细考察了属于病理学范围的

    一些特殊的问题，如癌症、烧伤、皮肤病和风湿性关节炎等。第5章我们探讨了影响外貌问题

    的脆弱性和恢复性的心理因素，包括各种认知因素、社会支持的影响、外貌在自尊方面所起

    的作用和在社会技能方面的重要性。

    第三部分探讨了通过支持和干预来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在第6章，我们考虑为这些个体

    提供关怀，包括有差异和无差异的人们；我们还回顾了专业的生物医学取向的问题。第7章我

    们考察了更加有效的支持和干预的可能性，包括专业的社会心理支持、学校的干预、健康促

    进运动和媒体的潜在作用。

    第8章展望未来的挑战，包括围绕技术进步的两难问题，如通过计算机合成的完美无瑕的

    脸和身体的趋向影响了人们对外貌的审美标准，以及新的健康技术，如胎儿扫描、基因工

    程、整容手术等。我们也探讨了健康心理学研究和实践在该领域的潜在贡献，继续努力提供

    更有效的健康保健，以满足那些正经受外貌困扰的人们的需要。

    —— —— ——

    在过去的几年中，外貌研究中心(CAR)吸引了一些优秀的研究者和同事。我们感谢那些

    为本书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人，以及那些不断给我们提出挑战的人。凯特·格利森是在布里

    斯托大学工作的临床心理学的审稿人，汉娜·弗里思是西英格兰大学心理学院社会心理学专

    业的讲师。弗里思和格利森在对同一性和外貌的量化研究方面经验丰富，也是我们在康沃尔

    很好的同伴。亚历克斯·克拉克是皇家自由(Royal Free)医院的临床心理学咨询师，她拥

    有可见差异领域的临床实践方面的大量专门知识和技术，已经在本领域发表许多关于干预和

    提供关怀的成果。克莱尔·菲利普斯是由外貌研究中心的康复基金资助的研究伙伴，其专长

    是研究烧伤的社会心理影响。我们还要感谢对本书有间接贡献的其他同事。埃米莉·洛夫格

    罗夫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在外貌研究中心工作的研究伙伴，致力于有颅面

    疾病的青少年生活质量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协作组由唐纳德·帕特里克教授领衔，其团队

    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安娜·富塞尔是这个团队难能可贵的成员，我们要谢谢她对我们令

    人愉快的帮助和对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蒂姆·莫斯和埃玛·哈利韦尔是外貌研究中心最新

    的成员。当他们加入的时候，本书的出版工作已经在顺利进行，但即便在其他时间，他们也

    会毫无例外地加入我们。

    对于在“毁容”领域从事研究和实践的人们来说，使用最恰当的语言来描述可见差异者

    的有关问题被大大地忽略了。现今，人们在这一领域所使用的术语是相当消极的(如毁容、异常、畸形、缺陷，等等)，这些词有着生物医学取向，在治疗中是关注问题的、强调病态

    的。目前有大量这方面的言论认为消极的术语是最没有帮助的，会极大地加剧那些寻求帮助

    者的困惑(Eiserman，2001；Strauss，2001)。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使用诸如“可见区

    别”之类的术语对盛行的消极关注做补偿(Partridge，1999)。然而，这一取向并没有赢得

    受影响者们的普遍赞同(尤其是那些正处于困惑的人)，并且也未能使人们对“缺陷”一词

    引起的困惑达成理解。我们选择较中立的，或者较轻微的消极取向的术语，也希望能得到广

    泛的理解(例如，用“差异”代替“缺陷”)。阿曼达·贝茨(外貌研究中心的一个博士

    生)帮助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感谢她的可贵建议。另外，我们也强调了那些在可见差异

    领域内以积极方法进行探索的近期研究。

    最后，外貌研究中心的另一个成员纳蒂·莱特纳最近在与作者的私下交流中，回顾了主

    要的健康心理学杂志的内容。根据她的总结，外貌是高相关的，也常常是健康心理学研究中

    被忽视的方面。这是一个值得健康心理学家们投入的成熟领域，而且我们希望读者看完这本

    书后，能够不再怀疑研究外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也希望他们相信，把外貌研究这一令

    人鼓舞的、多元化的主题放到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显耀位置是有必要的。第1章

    外貌的重要性人类对身体外貌着迷的案例相当丰富，包括神话传说、历史逸闻趣事、童话故事以及大

    量的当代事例。作为一个种群，人类最早产生的对自身外貌的，以及在他人面前表现自己的

    兴趣，可以追溯到30 000年以前的非洲智人时期，当时他们选择对自己的面部进行装扮

    (Bates和Cleese，2001)；在公元前23 000年的画像艺术中这种兴趣也有所体现(Kemp等，2004)。

    有证据表明，我们对面孔的着迷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几天的婴儿，相对于接收任何其他

    刺激，更喜欢注视人的面部，眼睛一眨动就会吸引他们的注意(Bruce和Young，1998)。在

    不带有社交性质的注视情境下(如坐在火车车厢里、等候室中或许是电视机前)，我们许多

    人都很享受观察他人的面容、身材和衣着这一乐趣，并乐此不疲地以此为根据来推测对方的

    气质和职业。

    我们对自己的外貌也非常在意。1460年，威尼斯人制造了第一面真正的镜子，他们研究

    出了如何制造清晰玻璃制品的方法。人们如此陶醉于欣赏自己，以至于镜子的生产迅速成为

    一个大规模的产业。1507年，德尔加洛兄弟发现了创造完美映像的方法，但威尼斯人设法将

    这个秘密保守了一个多世纪，尽管期间大量其他国家的间谍和外交人员都想方设法获取这个

    秘密(Bates和Cleese，2001)。在一生中，我们会无数次整理自己的仪表，但是当我们有机

    会站在商店的试衣镜前或经过橱窗时，还是有照一下镜子，检查自己仪表的冲动。外表的稳

    定性对于我们的自我认同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我们的外表与自我表象不一致时，(例如

    照相机的闪光灯闪烁之后，我们会发现照片上自己的外表比自己感觉中的要老一些，或者有

    人说某张我们认为照得不好的相片和我们本人非常相像)，我们还是会对此产生困惑。身体

    外表(特别是脸部)的改变会对我们自我体验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逐渐同化到我们

    的自我认知中去。职业医护人员对这种现象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当他们把那些由于外伤等

    各种原因而进行面部手术的病人第一次带到镜子面前时，一旦镜子中的容貌与病人所期待的

    容貌不相符合，往往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病人造成相当大的打击(Bradbury，1997)。

    自从人类有记录以来，社会上就出现了人们使用装饰品以提升自我外貌的情况，其中有

    一些装饰品的使用历史还相当久远。例如，伊丽莎白时期人们使用过有害的含铅美白粉饼；

    在17世纪的意大利，人们为了同样目的使用过含砒霜的化妆品(Bates和Cleese，2001)；巴

    西和非洲部落中人们挂于嘴唇上的碟形圆环；中国妇女的裹足现象以及泰国增加脖子长度的

    项圈。在西方当代社会，此类事件也层出不穷：为了消除皱纹注射肉毒杆菌；广泛使用既令

    人痛苦又难看的牙套以获得长期的美容效果；节食、增肥或文身；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甘愿冒

    风险和花费大价钱进行的整形手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抗议这些危害健康的活

    动，认为其中有些自我美化策略中充满了欺骗。例如，18世纪的英格兰曾爆发过男性抵制妇

    女化妆的活动，女性外貌表现出的魅力被认为具有欺诈性，因为其“真实”面容被掩盖了。

    1770年，英国政府起草了一个法案，允许人们对这一类行为以“欺骗”为理由提出离婚。然

    而，这一法案显然是不能强制执行的，最终还是被终止了(Bates和Cleese，2001)。当代的

    相关争论更多体现为通过外科手术改变人们的外貌是否正确(Davis，1995)。

    无论个人信仰如何，大多数人都会积极地改变自己的外貌(例如通过选择服装和发型来

    改变)，或是为了达到自己感知的外貌标准，又或是出于表达自己个性的渴望(Newell，2000a)。然而，并不是所有与外貌有关的改变我们都能控制。作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我们

    的身体和我们对它的感知都会经历各种变化——其中一些变化可能是人们渴望的(例如许多

    人都欢迎青少年身体发育带来的改变，肌肉会变得结实如同锻炼过一样)，而那些由于衰老

    或疾病引起的外貌变化就不那么受欢迎了(Newell，2000a)。所有改变，无论是因发育、疾

    病还是由个人原因引起的，都发生在社会情境下，而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非常强调外

    貌。吉尔伯特(Gilbert)声称，几百万年来，吸引力的盛行以及注重自我对他人的吸引力，促成了我们思想的进化(Gilbert，2002)。我们已经相信，外表上具有吸引力对我们是有好

    处的，因为我们能更好地接近自己合意的社会资源，如朋友、爱人以及其他的长期关系。许

    多神话传说都是关于外貌的，其中暗示了拥有美丽的外表非常重要，它能赋予拥有者力量。

    莱考夫(Lakoff)和舍尔(Scherr)谈到一个希腊神话，关于三个非常强大的女神，赫拉、雅典娜、阿芙罗狄蒂。纷争女神厄里斯在一场婚礼中拿出一个金苹果并说把它“送给最美丽的女人”，结果三个女神为此争论不休。婚礼由于三个女神的争吵而一片混乱，而且三个女

    神都试图贿赂被找来做评审的帕里斯。她们努力赢得这一荣誉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十年的

    特洛伊战争(Lakoff和Scherr，1984)。这个传说的中心思想在于承认“世上最美丽”对人

    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某些人而言甚至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尽管我们可以对此不屑一顾，毕竟神话作为想象的故事，缺少许多当代的理念和行为，但几十年来人们对身体外貌进行持久强调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神话传说和儿童故事强化了

    这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例如睡美人因邪恶的丑巫婆的咒语而陷入沉睡；白雪公主的继母

    每天在魔镜前询问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担心她的美丽因白雪公主而黯然失色；灰姑娘的美

    丽受到两个丑陋的异父姐妹的嫉妒；卡通中的邪恶人物虎克船长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小孩感到

    恐惧。在20世纪20年代卡玫尔(Camay)肥皂的广告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女人一生中每天都在

    为美丽争辩。海肯(Haiken)引用了一条美国1946年刊登在报纸上的整形手术广告：“对一

    个外貌平平的女孩而言，生活似乎充满了尴尬、挫折和苦恼，直到有一天她决定进行整形手

    术，一切不幸才结束。”(Haiken，2000)21世纪初，人们在自己外貌上的投资情况，反映

    出美容行业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惊愕的价值450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Bates和Cleese，2001)。英国整形医师麦格罗泽最近提供了一个数据：英国人每年仅花费在唇彩上的广告费

    用就高达1200万英镑。

    此外，时下很流行的速配(男女双方在见面的几分钟内就做出是否交往的决定)使得许

    多人将自己的身体外貌最优化。格利森和弗里思提出了“可控经济”(scopic economy)的

    概念，意指当前的社会经济依赖于他人的“控制”。在该经济系统中，某些身体特征(包括

    苗条的身材、年轻的外貌、匀称的脸型)比其他特征更重要，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饮

    食、锻炼和外科手术等干预而改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来保持或提高自己

    的地位。

    “我们的外貌为表明个人身份和方便他人识别提供了有力线索”。这是感知者可用的第

    一手信息，并且这种信息在社会交往中会持续展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除去这一过程我们

    别无选择(Gleeson和Frith)。大多数时间，关于是否与他人相遇，或是他人对我们所呈现

    的自我形象的反应，我们都没有选择权(Frost等，2000)。面部比身体其他部位有更多的展

    露。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流工具，并且是形成和维持关系的关键因素，提供令人困惑的一

    系列的重要社会信号，让他人去发现、解释和做出反应。休斯(Hughes)通过参考“面

    对”“两面派”“丢脸”等突然出现在我们每日用语中的口头表达，强调了面部在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性(Hughes，1998)。哈特菲尔德(Hatfield)和斯普雷彻(Sprecher)注意

    到“其他信息也许更有意义，但是难以识别”(1986：72)。有一个惊人的数据统计，地球

    上同时会出现60亿张人脸(Bates和Cleese，2001)，但因为基因、发展阶段、人生体验和环

    境的交互作用，每一张面孔都是独特的。因此，面孔被用来作为护照、身份证和驾驶执照的

    唯一标志。外貌如此复杂，我们如何做出哪些面孔是美丽的、哪些面孔是丑陋的、哪些面孔

    是有吸引力的或哪些面孔是令人讨厌的判断？我们又是基于什么来决定自己愿意交往的对

    象，以及哪种交往风格最适当？美貌的评判标准

    贝茨(Bates)和克利斯(Cleese)认为“情人眼里出西施”是陈词滥调，他们认为在全

    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美丽和吸引力的判断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提出了一个影响因素的熔

    炉，包含希腊哲学、进化的生物学、数学公式(尤其是来自对称特征的内在喜悦，如古希腊

    的黄金分割概念)、人类偏好娃娃脸的内在倾向(如大眼睛、大嘴巴和小鼻子被迪士尼成功

    利用)以及基于过去经验的个人偏好(Bates和Cleese，2001)。

    达尔文是世界上最早讨论面部吸引力可能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学者之一。1871年，他发

    现探险者同他谈论的不同地方的土著人，拥有相似的审美标准。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证据表

    明人们对“哪种面部美丽的判断”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1993年人类学家琼斯(Jones)和

    希尔(Hill)旅行到了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的两个相对与世隔绝的部落。以前，这两个部落的

    人很少与村外的人接触，他们没有看过电视，所以也就没有见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长什么

    模样。琼斯和希尔向部落居民展示了许多来自各种文化的人的照片，要求他们对照片人物的

    美丽程度进行评定，再将他们的判断结果同俄罗斯人、巴西人和美国人对同样照片的评定进

    行比较。结果，所有5个国家的被试者都选择有精巧下巴和大眼睛的女性面孔(Jones和

    Hill，1993)。还有研究证明，光滑的皮肤、大眼睛和丰满的嘴唇是人们所共同渴望的

    (Kemp等，2004)。然而比起对女性面孔的评判，人们似乎对男性面孔的认识有更大的一致

    性，并且很多人都认为身体特征并不是判断其是否有吸引力的唯一标准。活泼的面孔很受欢

    迎，大概是因为这表明与这个人相处愉快的可能性很高。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一张表情丰

    富的面孔比那些美丽但是缺少表达性的面孔更有吸引力。对美丽的评判的一致性主要与第一

    印象有关。随着关系的建立以及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个体的判断、对美丽的评判就会逐渐

    发生变化。

    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对什么是美丽的判断标准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但研究表明人们对美

    丽的判断标准是不断改变的。在古希腊和罗马，男人和女人都珍视联结于鼻梁两侧的眉毛。

    突出的前额、鹰状的鼻子和“丘比特之弓”形状的嘴巴受到人们的喜爱。古埃及的“美

    女”被描绘为拥有丰满的身体、明显的下巴和突出的下颚。而大约400年前(公元17世纪)，无论男女，拥有双下巴都是非常时髦的，这代表着此人家境富裕，衣食无忧。在文艺复兴时

    期，人们强调和谐的面孔和身体比例，比如丢勒和达·芬奇认为两眼之间距离等于鼻子的宽

    度是最美的。在19世纪后期，女性紧身衣的流行强调了理想的“沙漏”体形。而到了20世纪

    50年代，女性丰满的面部和身材比现在流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普遍认识到日晒对

    皮肤有害之前，都觉得拥有深褐色的皮肤是非常时尚的(再次强调，能够去阳光充足的地方

    旅游是富足的外在标志)。男性留起了长发，女模特则被描绘为身材尤其苗条，还有近乎平

    头的短发。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模特们都是苍白的皮肤，看起来面无笑容，很虚弱。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男性强壮、有肌肉，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为孩子气、流浪儿

    似的打扮则站到了前台。在最近几十年内，各行各业越来越重视年轻的外表。如今，社会越

    来越强调一个人要看起来健康，再加上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导致更多人不断诋毁衰老。因

    此，人们开始采用各种更激进的手段来延缓衰老。面相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除了外貌可以提供信息以便人们做出是否美丽的判断，以及相互吸引力的初步评价这一

    认识外，认为可以从面部看出个体性格的观念也由来已久。许多伟大的作家都赞同这一观

    点，包括西塞罗(“面部是灵魂的表现”)、莎士比亚(“没有任何艺术能够发现面部蕴藏

    的思想结构”)和奥斯卡·王尔德(“只有肤浅的人才不凭外表判断他人”)。亚里士多德

    是最早对面部进行客观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总结道：“前额小的男人变化无常，如果是圆的

    或者是突出的，那么这个人是个急脾气……目不转睛的注视表示其厚颜无耻、优柔寡断，招

    风耳表示此人喜欢闲聊并且喋喋不休。”(Burr，1935)在18世纪，一位瑞士牧师约翰·拉

    瓦特写了一篇关于人相学的著名论文，他认为鼻子代表着味觉、敏感性和感觉，嘴唇代表温

    和、愤怒、爱情和仇恨，下巴意味着淫荡，脖子代表灵活性和真诚。他还对外貌与善良之间

    的对应关系做出清晰的描述：“精神最崇高的人最美，道德败坏的人最丑陋。”维多利亚时

    期的人自认为是面相专家，他们根据头部的形状判断个体的道德品行和人格类型。维多利亚

    女王公开对她子女的头部进行测量和分析(MacLachlan，2004)，在19世纪，坎珀直接通过

    鼻子的角度来测量人的智力(Bruce和Young，2001)。高尔顿(Galton)对罪犯的面部特征

    产生了兴趣，并对罪犯的照片进行了研究。他将这些人的长相描述为“像恶棍一样”，并声

    明“让人不开心的是，罪犯的不同犯罪类型已经与他们的长相确立了关系，这是对现代文明

    最令人悲伤的破坏”(Galton，1883)。他还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对不同罪犯的照片进行合

    成，据说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合成照片“帅得令人吃惊”(Perrett和Moore，2004)。法国

    犯罪学家龙勃罗梭(Lombroso)建议将所有人分为“罪犯”和“非罪犯”两种类型(Bruce和

    Young，1998)。他声称那些天生犯罪人(即生来就是罪犯的人)，其面部大都不对称，前额

    窄而倾斜，眉毛突出，牙齿不整齐。龙勃罗梭认为，为了降低犯罪率，那些看起来像罪犯的

    人都应该被抓捕。为了帮助政府，他甚至提供了一系列表示“犯罪类型”的图片

    (MacLachlan，200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大屠杀之前采取了诬蔑运动，将犹太人描绘为“丑陋、邪恶

    的人”。在广泛发行的卡通画中他们也把犹太人描画成弯腰驼背、贪婪成性、长着巨大的鹰

    钩鼻子的人(Lovegrove，2002)。尽管在当代社会中，很多地区的人都自豪地认为他们不再

    接受以外貌为基础的种族偏见，但是在非洲，为了有计划地准备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胡图州

    广播电台大肆宣传图西族人道德败坏、身有残疾(Lovegrove，2002)。

    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些理论都不可信。然而，将外貌和人格联系在一起的民间传说有着

    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以貌取人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有些人会认为红头发代表此

    人脾气火爆；小眼睛表明此人不值得信任。一次在书店闲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相面指

    导全书》(Dee，2001)。这本书介绍了看相的艺术，指出面部、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的

    形状能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是弯的或坏掉的，嘴唇歪斜或扭曲，眉

    毛有瑕疵，据说此人的命运就很坎坷。某些传媒巨头也对外貌与人格有关的荒诞说法负有责

    任。以迪士尼卡通人物为例，他们的外貌变化主要取决于角色是“好人”(大眼睛，对称的

    脸型，苗条的身材)还是“坏人”(阴沉的面部特征，有时还有伤疤)。尽管这些证据相互

    矛盾，我们还是认为外貌与内在性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联系。

    多年以来，心理学家一直试图归纳出这些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西科德(Secord)向被试

    展示了两个虚构人物的“个人”语词描述清单。两张清单是一样的，除了将“诚实热心”换

    成“暴躁残忍”以外。被试通过在七点量表上对32项身体特征进行评定，描绘出他们期望两

    个人物所拥有的外貌。西科德发现，因为人格清单的原因，32个项目中有25个项目存在显著

    差异，例如，这些被试将“诚实热心”的个体描绘为只具有“一般”特征(例如，鼻子的宽

    度为中等)，而将“暴躁残忍”的个体描绘为具有不寻常的特征(例如，鼻子的宽度非常窄

    或非常宽)(Secord，1958)。在1972年，戴恩(Dion)和她的同事也重新开始面相术的研究，他们发明了“美丽的就

    是好的”这一短语来解释他们的研究发现，即人们认为他们判断为有吸引力的个体拥有更令

    人喜爱的人格特质和个人特点。伊格利(Eagly)和他的同事将元分析用到外貌吸引力和相关

    刻板印象的研究结果中。他们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富有吸引力的人，往往也被认为具有更高

    的社交性、更富有社交技巧，有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的性兴奋水平并且更有主见。然

    而，评价也不都是好的，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个体并不会对他人更关心，或者性格更好

    (Eagly等，1991)。范戈尔德(Feingold)研究了与外貌有关的个体行为，报告说越是具有

    吸引力的个体，越拥有良好的社交技巧和更多的同性朋友。此外，他们还表现出较少的孤独

    感和较低的社会焦虑(Feingold，1992)。然而，外表吸引力和其他人格特点包括社交性和

    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

    库克(Cook)要求被试根据学生的照片对其智商进行评估(Bruce和Young，1998)。结

    果显示，被试的评分与学生的实际智商(IQ，Intelligence Quotient)水平或学业成绩完全

    无关，但是被试的评估却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他们普遍认为较高的智力与更对称的面部特

    征有关，与严肃的表情和整洁的发型有关。许多最近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谢泼德

    (Shepherd)总结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我们能够准确地从面部判断出个体的智力

    (Shepherd，1989)。伊格利和他的同事们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文化并未将外貌和智商

    紧密联系在一起(Eagly等，1991)。

    布尔(Bull)和同事们也证明，根据面貌做出的判断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尽管这些

    判断并不准确(Bull等，1983)。在实验中，通过向被试呈现保守党和工党政客的正面照

    片，研究者发现他们在政治倾向上的评定具有一致性，但与个体真正的政党从属并没有相关

    性。那些被判断为保守党的政客被认为比工党政客更有吸引力、更聪明、社会地位更高。这

    一结果并未随被试的政治倾向而变化。

    尽管在迫于压力的情境下，我们承认个体本身的信息远比其身体外貌所展现的信息还要

    多，但我们还是会不自觉地、不加思考地对人产生刻板印象。我们的文化追求对完美身材的

    沉迷展现于每一个杂志、广告牌、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断地对个体的

    人格、智力和众多心理特质做出快速且不准确的判断——通常会同意他人的那些与面部有关

    的决定，如使面部看起来更有或更不具有吸引力方面。对外貌缺陷的歧视

    多年来，人们在对美貌和吸引力做出积极归因的同时，对异常外貌的解释却常常是消极

    的。据肖(Shaw)报告，有一块公元前2000年的牌匾，上面写着如果一个婴儿“没有舌头，家里的房子就会遭到损坏；如果他上嘴唇盖过下嘴唇，全世界的人都会欢喜”(Shaw，1981)。肖还注意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认为上帝创造“畸形”儿，要么是为了

    自己寻开心，要么是在警告、训诫或恐吓人类。肢体不健全的小孩(有时是他们的母亲)常

    常被作为祭品安抚神明。在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女巫的脸、怪兽和山精被描绘得或长相

    怪异或是受到损害。美杜莎在凡人生活中因为过于美丽而遭到了变得奇形怪状的惩罚，她的

    头发变成了嘶嘶作响的毒蛇。她看起来如此可怕，如果他人见到她会变成石头，而她最后也

    被自己的映像吓死了(MacLachlan，2004)。

    在中世纪，胎儿损伤被认为是女人和兽类结合的结果，这种观念在神话人物上体现为半

    人马和米诺牛等。对这些长相异常的人的处理直到17世纪才有记录，据肖报告，在1708年，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五世规定禁止任何面部发育畸形的人出现在孕妇面前。在历史上，面貌异

    常也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关(Shaw，1981)。贺加斯(Hogarth)在18世纪创作的，以精神病院

    里堕落的病人为主题的油画，就因描绘了不具有吸引力或受到损害的面孔而臭名昭著

    (Munro，1981)。弗朗西斯·培根(Bacon，1597)做出如下总结，“那些长相怪异的人往

    往都有很强的复仇心理——他们想让别人也承受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Newell，2000b)。那些肢体严重不全的人往往被雇到马戏团去当小丑，满足观众的窥视欲

    (MacLachlan，2004)。尽管有一些感情细腻的电影、文学作品和媒体形象(例如，《大象

    人》里的约翰·梅里克，以及作为英雄形象出现、在大火中幸存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老兵西蒙

    ·威斯顿)，但大体上，多年以来的电影里还是有将可见差异的面容和身体与邪恶恐怖的行

    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例如《歌剧魅影》《弗莱肯斯坦》《猛鬼街》，以及恐怖片中令人害

    怕的蛇神和狼人。不幸的是，一些例子不仅限于屏幕了。如在纳粹德国，身体有残疾的人与

    那些学习障碍者、精神病人一样，他们会和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一起被送到死亡集

    中营。

    有吸引力的个体具有优势，而无吸引力或有可见差异者则处于劣势，这种偏见的起因是

    什么？研究人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认为是)人类本能理念的残余所致；或是与历史

    上的外在处罚标记有关，如罪犯或奴隶的标记显示了其较低的社会地位。洛夫格罗夫

    (Lovegrove)注意到，在公元前几百年的印度，通奸的人会被割掉鼻子，以示惩罚

    (Lovegrove，2002)。此外，这种偏见也有可能是由社会条件和强化过程所致，因为媒体往

    往对什么是“正常”和“异常”存在偏见。

    最近，有人将外貌差异归因为恒星影响、生殖和月经原因或者是在怀孕期间见到了“不

    吉祥”的动物(例如，孕妇见到野兔会导致婴儿裂唇的说法)。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思

    想已经逐渐消失了，但是肖指出即使在现代，在某些非洲部落，如果一个男人有任何的肢体

    缺陷，他就没有资格竞选酋长。在印度大陆边缘的一些农村地区，那些身体有缺陷婴儿的家

    庭会一直受到他人的侮辱，除非父母对婴儿进行了指定的净化仪式(Shaw，1981)。施特劳

    斯(Strauss)指出，在当代巴西，对生来有身体缺陷的婴儿进行残杀或选择性养育的事件时

    有发生(Strauss，1985)。1981年，在对200名妇女进行的调查中，肖苦苦寻求对先天缺陷

    的解释。许多被调查者提供了类似医学的解释，其他人则归因为母亲的行为(例如孕妇在怀

    孕期间过度食用草莓或红萝卜，导致婴儿患有葡萄酒色斑)。尽管这些解释来自民间传说，也只占少数，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可见差异者有不好的人格。

    戈夫曼(Goffman)在关于“自尊受损者的管理记录”(1963)的论文中，从社会学角度

    探讨了可见差异和污名(Stigma)现象。在文章中，他将各种群体，如罪犯、有缺陷者、因种族或宗教信仰不同与他人分离的人都称为被污名的人群。并把污名定义为一种个体“丧失

    获得社会完全接受的资格”的情形。戈夫曼对普通大众和受歧视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特别感

    兴趣。他认为，当“正常人”(戈夫曼原话)遇见受歧视个体时，他们可能很不舒服，因为

    受指责的特征太过异常了。由于缺乏指导自己行为的经验，他们会因担心自己的行为不当而

    变得焦虑，也害怕对方会因为其自身特质而产生防御性和攻击性心理。此外，“正常人”还

    担心会有其他与污名相关的非可见差异。受污名的个体也会出现不正常行为的危险——因为

    他们会预测他人可能拒绝自己，从而导致“正常人”考虑受歧视个体人格的其他方面可能与

    可见差异有关。

    戈夫曼的深刻见解在当代关于缺陷影响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桑伯勒(Sambler)

    和霍普金斯(Hopkins)根据对癫痫病人的研究，最早提出了“感受到的”污名(个体因自己

    不被社会赞许的特征，从而体验到他人的消极反应)和“实际的”污名(个体因容貌异常而

    受到外在的拒绝或孤立)这两个概念。桑伯勒和霍普金斯发现，他们调查的人很少能真正辨

    认出一种拒绝行为，这让他们意识到就算没有实际的拒绝，个体也会产生受污名的恐惧

    (Sambler和Hopkins，1986)。琼斯和同事将污名分为六个维度，它们可以影响“目标”个

    体受到污名的程度以及与可见差异相关的程度，即隐蔽性、可见差异等级、与个体交往的破

    坏性、可见差异的审美品质、可见差异的起源(如果个体认为自己应对可见差异负有责任，感到污名的程度更强)、暴露在受影响的其他人面前时的风险(Jones等，1984)。克利福德

    (Clifford)认为外表有缺陷的人之所以“非常显眼，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漂亮，而是因为

    他们连个体所能接受的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1976：6)。脸上有很大一个胎记的特拉斯特

    (Trust)写道，容貌异常的可见性意味着此人“永远被打上了二等公民的标记”(Trust，1977)。

    本能理论会关注这样的思想，即通过代代相传，人类保留了自然选择形成的永久的身体

    和行为特质。在某些物种中，如果新生儿刚出生就表现出具有某种损伤，其母亲会允许他自

    然死亡或者是直接将其致死。新生儿一出生就表现出对正常面部特征的偏爱，当遇到异常的

    东西时，他们本能拒绝的附带成分可能是困惑或不舒服(Bruce和Young，2001)。而容貌异

    常也可能被“本能”地解释为一种内部的、认知或情绪上的混乱。

    注重于强化和社会学习过程的理论强调了与社会规范一致而产生的组内压力。现代社会

    中，人们通过许多方式对外貌相关标准进行规范和贯彻(包括对出版物、电视和电影中的人

    物形象)，通过给出持续不断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着装和表现的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

    比较点(McCabe和Ricciardelli，2003)。广告商除了在电影、电视和杂志中使用身体外貌

    作为一成不变的人物创造的一部分外，还将外表美丽和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表

    明了我们的文化图式，即美貌和苗条的外形绝对是成功和幸福所必需的(Tiggemann，2002)。杂志封面、电影以及广告中，大量完美无瑕且极具吸引力的面孔进一步强化和塑造

    了我们对于美丽、吸引力和正常的文化概念。同时，故事、书籍、电影、卡通和搞笑讽刺漫

    画中，都将邪恶和恐惧与扭曲的外貌联系在一起。拉姆齐(Rumsey)报告说，他让七岁儿童

    对有面部缺陷的照片进行故事描写，结果发现这些儿童严重受到搞笑故事台词和流行电视节

    目的影响，大都反映出消极的偏见和刻板印象(Rumsey，1983)。无论我们对外表缺陷的反

    应到底是不是天生的，不容置疑的是，媒体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与外貌相关的刻板印

    象。

    黑格–弗格森(Haig-Ferguson)通过对10个盲人访谈分析，发现媒体和相关社会规范会

    影响人们对自己外貌的感知。他发现，虽然被试没有直接接触媒体形象，媒体以及其他相关

    社会和文化理念还是会通过其每日与朋友和家人的沟通影响到他们的自我认知：

    你(谈论为什么)男人都想要变成贝克汉姆，而女孩想变成布兰妮和克里斯汀娜。

    是啊，仅听他人说，你会知道肥胖是不好的……从人们所用的语言你就知道……还

    有，在学校里长得胖的学生会受人欺负(Haig-Ferguson，2003)。盲人被试也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外貌做出的评价，会对他人关于自己外表的反馈做出

    反应。被试也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

    觉得自己代表了其他盲人。研究者发现，这些盲人被试对“看起来漂亮”的标准比视力正常

    的人更低，他们更关注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看起来聪慧和整洁。有趣的是，他们也和

    一些视力正常的人一样，抱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基于自己外貌的某一特定方面，不少被试认

    为失明影响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对我来说，最大的外貌问题就是人们会以失明来判断我

    做事的方式。”

    被试也能清楚地谈及他们的理想外形和对衰老的担忧，当然，他们对外表渴望的程度可

    能与普通人不同。黑格–弗格森发现盲人最重视的方面，是希望自己保持健康，以及身体机

    能的健全，而不是对皱纹和皮肤松弛的担忧。

    他人对可见差异者的刻板评价会对该个体的消极体验产生很坏影响。面临挑战时，很多

    人承认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并非基于外貌，然而，大多数人仍会纵容这种肤浅的意识形态，将

    美貌和富有吸引力与所有合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心理学家又是如何尝试去研究和了解这些

    普遍深入的人际过程的呢？外貌研究的领域

    早在1921年，佩林(Perrin)就在《实验心理学杂志》中指出，“为什么个体的生理特

    征会对其各种关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有趣的课题”。霍姆斯

    (Holmes)和哈奇(Hatch)在一项评定学生面部美丽的程度的研究中说，大部分“漂亮”女

    性(34%)相对于“好看”(28%)、“普通”(16%)和被巧妙地称为“外貌平平”(11%)

    的女生而言，结婚会更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外貌的自我感知的小型

    研究。西科德(Secord)和朱拉德(Jourard)于1953年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主观外貌的

    自评量表。然而，这些孤立的尝试只是特例，并未形成体系。佩林可能很失望，因为直到20

    世纪60年代科学家才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有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回避对外貌的研究，心理学家才可能会克制自己不支持此观点，这

    也就说明了在评价一个人时外貌真的很重要(Kleinke，1974)。亚当斯(Adams)和克罗斯

    曼(Crossman)认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对美丽的心理学重要性我们还知之甚

    少”(1978：84)，而波斯切特(Berscheid)在1981年谈到一种对了解生理外貌真正影响的

    群体性拒绝。卡什(Cash)和普鲁津斯基(Pruzinsky)在评论西方社会在化妆品上的消费水

    平时指出：“就其普遍性和弹性来看，使用化妆品似乎是人类行为中令人着迷的方面，但社

    会行为学家却对这种眼前的普遍行为视而不见。”(2002：8)

    哈特菲尔德的评论也同样有趣。1966年她在一项对752名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在由电脑

    随机安排舞伴的新生舞会上，大学生喜欢并渴望与潜在舞伴继续约会的唯一预测指标就是外

    貌吸引力。然而，她的同事并不鼓励她发表这一研究结果。之后，她发现几乎在全世界，外

    貌都被认为是一种肤浅和轻佻的特质。有趣的是，尽管现在是整形手术繁荣时期，她却注意

    到，在20世纪60年代要求做整形手术会被认为是神经质的症状，而那些要求进行整形手术的

    人常常被认为有患精神病的危险。同样，进行牙齿治疗或畸齿矫正的唯一合理判断是为了促

    进其功能，而不是美容效果。然而，她回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整体环境发生了改变，律师、法官和陪审团开始对相关的立法工作产生兴趣，关于身体损伤对社会和经济机会以及

    自尊带来了有害影响。他们急切地寻找支持他们提案的证据，早期的研究结果也极大地支持

    了他们的观点。此外，布尔和拉姆齐提出，随着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他们与陌生人见

    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外表在个体印象形成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Bull和Rumsey，1988)。

    由于公众和心理学家对于外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1970年到1980年之间涌现出了大量相

    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主题：第一，探讨基于身体外貌做出的评价类型；第二，外貌的不同

    方面对这些评价的相对影响。早期研究大多都倾向于过度简化外貌相关印象的形成和它与刻

    板印象之间的关系。尤德里(Udry)和韦克兰(Weckland)对这一时期做了总结：

    每个人都知道漂亮比丑陋好。虽然有些人宁愿当坏人而不是好人，有些人甚至宁愿

    受穷而不愿富裕。但单凭信仰来讲，没人愿意长得不好看。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因为，人们期望美丽能够带来好运。在民间传说中，美丽的女子总是嫁给英俊的王子，并从此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人们认为，英雄都是英俊的，而坏人都是丑陋的。

    与此同时，第三种与身体意象相关的文献开始出现(被广泛定义为外貌的自我感知)，这类研究的焦点主要受到盛行的与肥胖有关的身体意象担忧以及越来越多饮食失调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的多数研究都宣称，面部吸引力在被他人喜欢、约会和长期关系

    中起到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但大多数研究都存在方法学上的不足和理论太过简单的问题。

    许多研究只是让大学生对一些人的头部和双肩的照片进行评定，几乎所有此类研究都缺乏生态效度(即实验结果的普遍代表性和适用性)。1981年，波斯切特宣布，大量研究显示一个

    人的外表吸引力水平是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变量”，并且以其强有力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优

    先的社会效果。在布尔和拉姆齐的文献综述中，他们感觉到波斯切特的观点被过度夸大了，认为研究者在假设情境中使用照片得到的简单结论是容易令人误解的(Bull和Rumsey，1988)。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者有了后见之明，他们的研究将外表吸引力和所有合意的

    东西联系在一起，更扩大了这方面的言过其实的社会影响。布尔和拉姆齐在1988年将这些研

    究总结为五个主要领域，以下做一简单回顾。

    外貌与吸引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声称，面部吸引力对一个人的恋爱和约会能够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后期更现实的研究对此加入了额外变量(如态度相似性)，结果呈现出复杂的交互效

    应。根据已婚夫妇对照片的评定结果，默斯特因(Murstein)提出了“市场交换”或“平

    等”模型(Murstein，1972)。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与自己吸引力水平相同的人做长

    期伴侣。但在实际关系中却并非如此，默斯特因提出了有关财富、地位或名声的补偿机制。

    后来人们对同性密友的研究也发现了小到中等水平的“匹配假设”(Cash和Derlega，1978)，范戈尔德报告说，在夫妻、恋人，甚至是密友之间，大家的吸引力水平具有显著一

    致性。

    外貌与罪犯

    不管是通过反复接触媒体刻板印象，还是通过其他机制，许多人多年以来都坚信外貌与

    犯罪之间存在相关性(Linney，2004)。尽管有证据表明人们对罪犯的长相存在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关证据能证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普遍有一个观念，即外貌差异

    可能导致不同的犯罪倾向。由此出现了给罪犯提供整形手术的现象，以增加他们出狱后能获

    得令人满意的社会适应性的概率。斯派拉(Spira)和同事们发现进行过整形手术的罪犯

    (17%)比未进行手术的罪犯(32%)重返监狱的概率更低(Spira等，1966)，但之后的其他

    研究认为整形手术有益的客观证据很少。

    关于面貌对犯罪的影响，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早期研究认为，如果犯罪嫌

    疑人的长相较有吸引力，陪审员判断其有罪以及对其报告判刑时会更加仁慈(Bull和

    Rumsey，1988)。然而，大多数研究都是研究者想当然的，他们对法庭进行了不真实的模

    拟，在现实情境需要解释的变异也很少提到。值得安慰的是，在之后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犯

    罪嫌疑人的犯罪严重程度、性质和类型，以及给予被告和受害人的细节数量在外貌对判决的

    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此外，相对于稍有法庭经验的个体，在其无司法经验的情况

    下，“犯罪嫌疑人”的外表吸引力或其他方面具有更大的效应。

    外貌与教育

    关于外貌在教育系统中的作用的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发展时期。早期的研究类

    型认为学生的外貌吸引力对教师的期望有显著且有利的影响，研究认为外表有吸引力的孩子

    学习成绩更好，并且会比其无外表吸引力的同伴有更好的行为表现。当然，这些发现引起了教育界和心理学界的震动。然而，之后的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结果，并将关注点集中于

    学生的实际学习成绩这一因素。研究发现，外貌的作用被削弱了，只有孩子在学习成绩较差

    的时候这种效应才比较明显。在他们的综述中，布尔和拉姆齐强调使用照片作为刺激物所得

    到的结果与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结果之间存在差距。他们总结说，学生的外貌与其实际学习

    成绩以及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微弱(Bull和Rumsey，1988)。此外，外貌效应与教师

    期望相关性更高，而不是学生的实际表现。

    儿童的外貌对成人的影响

    布尔和拉姆齐的综述表明，在教育系统之外，外表较无吸引力的儿童也会被成人认为表

    现不好、适应较差，但是研究者再一次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实际差异。20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外貌出众的儿童，外表并不出众的儿童往往会受到

    校方更严厉的要求和惩罚。但其他研究并未发现这一效应。

    为了不影响儿童外貌对教师期望作用影响的研究，有些研究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儿童出

    现的外貌刻板印象，以及受到他人外貌影响的年龄段上。儿童大多认为，越漂亮的老师讲课

    也越好(Chaikin等，1978)，但是没有表明这种效应存在真实的证据。戴恩和拉姆齐的研究

    结果表明，儿童还不能完全理解成人如何对外表吸引力进行判断，但儿童从六七岁开始就会

    根据他人的外貌来推断成人和其他儿童的现状和性格(Dion，1973；Rumsey，1986)。儿童

    在8岁之后就会根据他人的外貌进行假设的交友选择，尽管很少有证据证明实际的朋友关系就

    是以此为基础来形成的(Dion，1973)。

    外貌与销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更多的研究课题，开始关注诸如交流

    者的外貌是否会对听众的说服力产生影响之类的问题。西加尔(Sigal)和阿伦森

    (Aronson)以及其他发表了相关著作的研究者认为，富有吸引力的外表确实可以增强交流者

    传播信息时的说服力(Sigal和Aronson，1969)。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表明客户所感

    受到的销售人员的专业性、可信性和个性特征会对销售人员的影响力产生巨大影响(Bull和

    Rumsey，1988)。

    关于购买行为，广告中对个体外表吸引力的描绘大大增加了观众对广告的注意，同时增

    加了观众对产品的注意，进而促进了其购买欲望和实际购买行为(Halliwell和Dittmar，2004)。

    早期的研究文献认为外表吸引力会对就业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能力评估、实际工作地位和工作能力，但是，其他因素(主要是社交技巧和实际能力)被认为是这些评

    价的中介变量(Bull和Rumsey，1988)。最近的研究强调了影响此类判断的复杂因素，却无

    法影响人们现在普遍持有的观点，即外表年轻在职场中是一种优势。外貌对生活的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研究者重拾前人的指挥棒，进一步考察美貌和吸引力的构成因

    素，以及个体对这些构成判断的认可程度。艾利夫(Iliffee)在英国的研究和尤德里在美国

    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对女性面部的漂亮等级排列表现出较高的判断一致性。被试的性别和

    所处地理位置对结果影响较小。在美国，被试的社会等级没有任何影响；而在英国，社会阶

    层较低的被试的判断比社会阶层较高被试的判断表现出更强的一致性。年龄几乎没有对实验

    结果产生影响，除了年龄超过55岁的被试外，他们对更加成熟的面孔的积极评定更高

    (Iliffee和Udry，1965)。最近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他人正面照片进行吸引力判断时会有显

    著的高判断一致性(Langlois等，2000)，但是，仍然存在吸引力构成的共同标准的问题。

    布尔和拉姆齐在1988年的综述表明，人们对正面照片吸引力的评定相关性最强的依次

    是：嘴、眼睛、头发和鼻子。他们还报告说，人们对拥有婴儿般的特征(如大眼睛、小鼻

    子、大嘴巴和小下巴)的女性做出的积极判断更多。研究还(极为有限地)考察了眼睛颜

    色、瞳孔大小、眼镜、胡须、头发和牙齿状况的影响。肖和其他研究者发现照片中的牙齿状

    况(龅牙、四环牙、缺牙)会对他人造成显著影响：首先，这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劣势；

    其次，父母大都渴望子女矫正牙齿异型(Shaw，1981)。即使人们认为牙齿在现实生活中非

    常重要，但是很少有研究考证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已有的研究则指出(Rutzen，1973)牙齿

    对人的影响较小。其他因素也有明显的作用。肖根据研究不同面部吸引力的背景发现，牙齿

    对评定结果有重大影响。说到戴眼镜，阿盖尔(Argyle)和麦克亨利(McHenry)发现，佩戴

    眼镜对他人反应的最初影响随着交往过程中对个体其他信息的获得而消除(Argyle和

    McHenry，1971)。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研究者迎难而上，尝试了解他人对个体外貌的反应与由此产生

    的对自我认知的影响，以及这两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有关社会印象的形成、社会交互的

    互惠特性和自我预言实现的研究的流行，使得一些研究者(Hatfield和Sprecher，1986；

    Mctrthur，1982)认为，刻板期待(如“漂亮的人拥有更多优秀的特质”)导致了人们对有

    吸引力的人和无吸引力的人有不同的行为，最终导致我们期待的行为和现实的差异出现。一

    旦产生这样的行为，我们就会被内化为受刻板印象影响的个体的自我概念，从而对相应情境

    的行为做自我归因。尽管这一过程十分复杂，而且包含其他因素，但该理论框架已被证明对

    探讨外貌、社会行为和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

    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了两本划时代的元分析著作，两本书都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人际

    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伊格利等人发现了外表吸引力与各种积极特质相关的证据，但他们得出

    的结论是：“美貌就是好的”这一效应的平均量处于中等水平……显然不是特别强，并且效

    应的作用在不同研究中有相对应的变化。他们还强调，效应大小主要取决于要求被试做出推

    论的类型，以及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范戈尔德在文献综述中总结道，外貌具有吸引力的

    个体被认为有更积极的人格和社会特质，但是，在个人吸引力及其能力之间只存在“微不足

    道的联系”。

    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来兴起的外貌研究得到了继续发展和繁荣。心理学家、社会学家

    和社会评论家之间依然在争论外表吸引力的普遍性和影响力的问题。朗格卢瓦(Langlois)

    和同事为了澄清这种观念，发表了包含11项元分析的系列研究。他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被试一般都认同哪些人有吸引力、哪些人没有吸引力的判断，并且这些判断的跨文化一致性

    水平较高。第二，在陌生人的判断中，有吸引力的儿童比无吸引力的对照组儿童的社会吸引

    力更大、适应性更好，其人际胜任力水平也较高。同样，有吸引力的成年人被认为比无吸引

    力的同事有更好的适应性以及更好的社会和职业胜任力。第三，有吸引力的儿童和成年人会

    受到他人更积极的对待。最后，外貌有吸引力的个体确实比吸引力水平较低的儿童和成年人展现出了较积极的特质和行为(Langlois等，200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先前的研究

    者布尔和拉姆齐(1988)、伊格利(1991)相比，朗格卢瓦等人对其元分析中涉及的研究方

    法批评更少。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外貌心理学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社会心理学。最近，这

    一分支学科的心理学家开始将焦点转向人们如何运用可见性作为其表现和展示同一性的方法

    (Frith和Gleeson)。该领域的研究指出，人们的自我展现是在一系列由文化决定的等级序

    列中进行的，这使得人们因其外貌的特定方面(如身材、体形和皮肤质地等)与社会赞许的

    标准相匹配的程度被排列成强弱顺序。个体在等级中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健康状况对其外貌

    有影响，健康状况的变化会导致个体所处位置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然而，个体所处的等

    级位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进行协商——个体会积极地参与到改变的过程中，以获得更多自

    信，并运用大量生理干预(手术)、行为控制(控制饮食、参加锻炼)和心理活动，以改变

    所处的等级位置。格利森和弗里思指出了这种社会经济的矛盾性：当我们不断享受被他人看

    见和认出的快乐时，我们也会深刻地意识到来自他人的详细审查、评价和判断。综观身体意

    象领域的研究，人们对某些人的评价比另一些人更高，这样的社会影响已经得到了非常彻底

    的探讨。

    有关身体意象的研究

    在20世纪，研究者对身体意象的研究结果比关注外显身体外貌影响的研究证据更为显

    著。在20世纪初期，临床医师表达了想要了解诸如幻肢疼痛这类现象的渴望(Cash，2004)。最初的研究非常零散，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

    究。席尔德(Schilder)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大量研究。1935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人

    类身体的外貌与意象》的著作。在书中，他先于同时代的人提到，身体意象不只是一个认知

    结构，还受他人态度和与他人的交互作用的影响(Grogan，1999)。费希尔(Fisher)和克

    利夫兰(Cleveland)在1968年出版了《身体意象与人格》，以投射技术为基础对“普通

    人”和“精神病人”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在各种事件中，人们如何对身体各部分赋予意义，以及对身体知觉产生扭曲的偏见。他们的研究取向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心理动力学倾向

    (Pruzinsky和Cash，2002)。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些小型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规模才扩大起来。在这之

    前，多数研究主要被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家的兴趣左右，他们尤其强调对年轻女性饮食紊

    乱的研究。然而，大规模调查研究突出强调了身体意象研究更普遍的应用性，比如卡什在美

    国进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只有7%的女性表示自己对外貌较少担忧。罗丁(Rodin)

    等人创造了“常规性不满”这一短语，来描述女性普遍对自己外貌不满的状况(Rodin等，1985)。此外，基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知行为取向日益增长的优势，以及男女平等观念日

    益增长的影响，相关研究数量得以大大增加。这些数据都收录在卡什和普鲁津斯基于1991年

    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身体意象：发展、异常和改变》中。

    自此，学术研究和临床医学对身体意象的兴趣持续增长(Grogan，1999)，其中大多数

    研究将重点集中于女性对体形和身材的担忧上，反映了大众最主要的担忧。之后，随着男性

    形象在流行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研究者对男性身体意象担忧的兴趣有所增加(Lee和

    Owens，2002)。卡什和普鲁津斯基二人在其2002年的著作中简要介绍了身体意象在该领域研

    究的状况，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主题：第一，来自儿童早期的证据，强调身体意象对于理解

    人类经验的许多方面起着整合的作用；第二，身体意象是一个多维结构，可以用许多不同的

    方式定义，如汤普森(Thompson)列出了16种关于身体的定义，将“身体表象”称为“海绵

    式短语”，吸收了许多不同的内涵和意义；第三，不同学科之间和学科内研究整合的缺乏

    (Thompson，1999)。现在，大多数的研究者将身体意象结构定义为一个连续体，认为其失调水平从没有达到

    极端。较高水平的失调常常与其他现象有关，例如焦虑、抑郁和社会功能损害(Rumsey等，2004)，低水平的不满与积极适应和健康相关。从健康心理学的观点看，汤普森认为，低到

    中等水平的身体意象不满和失调可能会引发有关健康的锻炼和饮食习惯(Thompson，2002)。

    尽管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在身体意象领域的研究增加了，但早期那种大多数心理学家不

    愿意对外貌和身体表象的心理本质进行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尽管多年以来，人们对谈论吸

    引力的潜在优势已经更加开放，但直接谈论缺乏吸引力的外貌或是长相丑陋的劣势仍然不太

    合适。然而，第三个研究领域已经逐渐积聚了动力，且一些健康和临床心理学家已经在从事

    理解与可见差异者生活在一起而产生的心理社会效应方面的研究了。

    有关外貌缺陷的心理研究

    与那些进行身体意象和外貌研究的先驱一样，只有极少数研究暗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

    解外貌缺陷这个因素。埃布尔(Abel，1952)注意到，她的整个样本——74名到医院接受修

    正性手术的被试认为，他们的面部缺陷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拥有美好生活的障碍，很多被试都

    向她抱怨他们在工作中和社会上因此受到歧视。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科整形手术界逐渐认识到他们的病人大多数都存在社会交往

    和人际关系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告中说，尽管外科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它们并没

    有很好地解决可见差异个体的心理调适问题，他们对于观察结果的解释也是采用当时占主导

    地位的心理动力学观点。

    医学社会学家F. C. 麦格雷戈(F. C. MacGregor)指出，在对身体残疾和康复领域的研

    究中，她最大的担忧是，大量有缺陷个体似乎是“边缘人”或“被遗忘的人”(MacGregor，1974)。20世纪80年代，随着整形技术的提高，大量专业群体(包括外科医生和牙医)开始

    寻找外貌改变对如下问题的潜在影响的证据，如“为了打造出令人满意的切咬效果和更美丽

    的侧脸，折断某人的下巴是否可行？”。一些研究者建议通过设计面部测量工具来尝试量

    化“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身体外貌之间的界线。借助使用X光对面部扫描得出的数据，勒克(Lucker)和格雷伯(Graber)尝试评估下颚及下牙相对于头骨其他部分的可接受性或

    者是突出性、上颚及上牙相对于头骨其他部分的突出性，以及女性从正上方看上半部脸的大

    小和脸的宽度(Lucker和Graber，1981)。波斯切特指出，研究的进一步推动力来自诉求的

    日益增多，促使律师们询问外貌缺陷伤害影响的证据问题(例如儿童由于穿着易燃睡衣而导

    致烧伤，被流浪狗咬伤等)。外表缺陷是否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尊心，以及将来的婚姻与就

    业前景？

    少数英国和美国的研究者对于可见差异的心理后遗症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早期的研

    究存在样本偏差(其样本主要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外貌积极寻求治疗的患者以及能够负担得起

    整形手术费用的个体)。而且，研究过度集中于个案和有特殊病情(例如，有关“口腔外

    貌”和“葡萄酒色斑”的小型研究)的小样本被试。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期间，有

    一大批在美国工作的临床心理学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罗德(Broder)、里奇曼

    (Richman)和卡普–西蒙(Kapp-Simon)。他们深入裂唇、裂颚和颅面异常等领域，并且开

    创了令人瞩目的研究以探讨受影响儿童的适应情况，其研究动机是为了证明有必要将心理服

    务作为综合取向关怀的一部分。

    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少数小型研究探讨了有缺陷个体经历的具体困境。雷·布

    尔的研究团队集中于探讨有缺陷个体的人际交往机制，希望找到减少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

    他们的工作也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界对非语言交流和利他主义的研究潮流。他们

    证明了人们利用个人空间增大自己和面部差异个体之间的距离(Bull和Stevens，1981；Rumsey，1982)，且大多数人都尽可能避免与受影响个体的社会交互。然而，利他主义的情

    形更为复杂。交互作用一旦开始，对同一个人而言，人们更倾向于在他有缺陷时而不是无缺

    陷时向他提供帮助(Bull和Rumsey，1988)。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拉姆齐、斯蒂芬斯和其

    他研究者分别扮演了具有或没有面部缺陷者的同伴。这种体验非常强烈，使他们更直观地感

    受到了他人反应和行为的影响，以及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作用。

    拉姆齐还注意到了麦格雷戈的观点，他在1974年提出，为了回应他人，那些受缺陷影响

    的个体倾向于采取以下三种应对策略之一：第一，他们倾向于从社会交往中撤离(“鸵鸟战

    术”)；第二，他们倾向于表现出明显的敌意；第三，他们倾向于表现出过分的吸引力和活

    跃程度，从而控制整个交互过程。斯特伦塔(Strenta)和克莱克(Kleck)创立了一个情

    境，在此情境中，被试相信自己是带着面部疤痕出现在他人面前的，而这疤痕是画上的。所

    有那些相信自己脸上有“疤痕”(在某些情况下，疤痕已被移除而被试不知道)的人开始全

    神贯注于自己的外貌，他们感觉疤痕影响到了他们的社交活动，并且相信他们可以感受到别

    人对自己面部缺陷的强烈反应(Strenta和Kleck，1985)。拉姆齐进一步设计了一个研究，设定被试的面部缺陷有时出现有时没有，并且社交技巧水平是变化的。结果表明，在个体有

    可见差异和社交技巧时，被试与其相互交流最积极且形成的印象最好；当同一个被试处于有

    可见差异但缺乏社交技巧的情况下，被试的反应最差。尽管这是一个实验室实验，但他得到

    的结果却非常有价值。至此，缺陷研究中的所有信息都是消极的，主要集中于外貌问题和带

    来的困惑。扭转社会上对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的偏见，代之以对身体外貌的多样性更加包容

    和开放的“美丽神话”——这个任务就像一座山，太高且不能被快速攀登。关于受影响个体

    的行为可能会强烈影响社会交往效果的这一发现，导致了后继的一系列研究，即考察社交技

    能训练作为受影响者的一种干预的可能性。

    之后，1990年在英国前后发生的两个事件，导致了后续的研究转向缺陷：第一件事是两

    位心理学家理查德·兰斯当、尼古拉·拉姆齐和整形医师戴维·哈里斯在剑桥大学一个外科

    会议上的偶遇。三个人遗憾地讨论到，目前缺乏对那些有可见缺陷者的关注、研究经费和社

    会护理。他们计划在这个领域召集更多有共同看法的人，于是缺陷兴趣小组成立了。目前，这个组织已成立八年，成员会定期聚在一起交换意见，互相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并写成书出

    版，旨在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就可见缺陷领域中的问题和论点，以及如何调整卫生保健使之

    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要等方面，提供现有知识的权威解释(Lansdown，1997)。

    在国王大道地铁站发生大火灾以及随后的烧伤报告发表之后，詹姆斯·帕特里奇(James

    Partridge)出版了一本名为《面目改变》的书(Partridge，1990)，书中讲述了他从十年

    前的严重烧伤中恢复的经历——火灾那年他才18岁。尼古拉·拉姆齐和詹姆斯·帕特里奇

    (他当时是一个奶牛场主，住在根西海峡岛上)在新书发布会上见面，并交换了彼此的见解

    与发现。帕特里奇发现已有研究者开始研究有缺陷个体面临的生活磨难以及考验，之后他阅

    读了布尔和拉姆齐的著作《外貌社会心理学》(1988)。尼古拉也阅读了帕特里奇的《面目

    改变》，他发现对方的雄辩超过了那些从事研究的学者。公众对帕特里奇著作的反应使他确

    信，尽管从帕特里奇发生意外后的十年内，对烧伤的外科治疗已经取得了进步，但心理社会

    治疗仍然很缺乏。他决定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非常明显的需要，于是他成立了一个慈善组

    织，以促进有缺陷个体的事业发展。帕特里奇同意在他的筹款计划中包括一些用于研究的核

    心经费，并于1992年成立了慈善组织——“改变面部”和“改变面部研究联合会”。这个研

    究小组主要集中于社交技巧干预的发展和评估，以及慈善组织能够提供的其他服务，并担当

    缺陷兴趣小组各种活动的催化剂。研究明确集中于识别用户需要，设计和评估满足这些需要

    的干预措施，并将研究明确导向新出现的学科——健康心理学。从建立之日起，慈善组织和

    研究联合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改变面部”现在提供了大量有关支持和干预的直接和间

    接的方法，对卫生保健提供与政策的发展完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研究者努力描述和理解与可见差异相关的问题，并且考

    察在不同病情下可见差异者体验的异同。社会学和护理学方面的研究者对迅速增加的文献做

    出了杰出贡献。社会工作者迈克尔·休斯(Michael Hughes)基于对由于癌症或外伤导致缺

    陷的个体的研究，出版了一本名为《面部缺陷的社会结果》(1998)的著作。罗布·纽厄尔(Rob Newell)在2000年出版了《身体意象与缺陷护理》一书。本书的目标读者为卫生保健

    专业人员，内容基于纽厄尔对患有头部和颈部癌症以及其他缺陷的患者的研究。纽厄尔向读

    者提供了关于之前研究的优势和不足的全面评价，并考察了使用恐惧——回避应对模型这一

    框架了解受影响个体的困境。两位研究者都强调目前流行的生物医学护理模式在满足那些缺

    陷个体表达的心理社会需要方面的不足。虽然已将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相关的社会学

    和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中，但护理提供仍然集中在医学和手术干预方面。这隐含的关注点旨在

    改善外貌，而其他社会和心理因素调适作用的效果被最小化了。对那些寻求治疗的人而言，提供医学或外科手术的“解决”方案给他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这样有局限的卫生保健体系

    对强化现存的“喜欢身体有吸引力者，病态看待可见差异者”的社会偏见也有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系列连续的研究强调个体不同的适应程度，证实了缺陷程度和

    严重性与痛苦水平之间没有关系(Lansdown，1997)。其病情类型、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

    别、年龄的影响比预期的小，并且开始出现大量对心理因素的研究，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

    现在多因素调适过程中，心理因素是最有影响力的变量。

    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在他们努力澄清问题和困境时，他们也错误地将缺陷

    病理化而非正常化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美国和英国都掀起了一场运动，将研究的焦点

    拓展到那些应对良好的个体身上——既从积极方面也从消极方面学习。他们的关注点开始转

    向促进缺陷复原力的因素，反映了其他心理学领域的发展。正如马丁·塞利格曼和其他积极

    心理学运动的倡导者所强调的，“只有半桶水”的消极取向占据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时间

    太长了。

    最近缺陷研究的第二种趋向是，突出人们对有无客观缺陷者的外貌担忧的相似性和差异

    性。先前的假设是有缺陷个体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然而，最近日益增多的、研究一般大众

    对外貌和身体意象的担忧，以及对有缺陷人群中不同适应程度的评价，都强调各种人群的担

    忧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1997年，英国整形医师古斯·麦格鲁特评论说，立法中有针对种族、残疾和年龄的偏

    见和歧视。她悲哀地注意到，外貌缺陷已经成为“在英国歧视的最后堡垒”。通过立法来降

    低外貌歧视的机会似乎遥不可及。那些致力于理解和满足受外貌担忧影响者需要的研究进展

    良好，但是，外貌相关研究仍然只有少数人在进行，且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指导也很少。由

    于大众对外貌担忧有普遍性，目前健康心理学家应解决相关难题，并让人们知晓这类问题对

    健康的影响。

    本章摘要

    ◆ 人类对面孔有一种痴迷。自从有记录开始就有例子说明人类对于外貌的高水平的

    兴趣和投资；

    ◆ 在西方国家，人们目前对于身体外貌的投资水平(包括行为的和财政的)较高，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美貌和吸引力与幸福指数相关；

    ◆ 我们基于个体的外貌做出关于其特质(如性格和职业)的刻板评价；

    ◆可见差异者认为他们的外貌会引起别人的消极反应；

    ◆ 对外貌心理的研究最初存留的很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此类研究得到了推动，研究者将外貌与广泛的利益联系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早期研究结果呈现给

    我们的图景显然太过简单；

    ◆ 身体意象研究主要集中于体重和体形担忧。人们普遍承认身体意象是多维度结

    构，在广泛的人类经验中都有作用；◆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对外貌缺陷后果的研究澄清了现存问题，以及明显缺乏相

    应服务以满足受影响个体的需求；

    ◆ 研究者在试图解释对缺陷适应的个体差异时，开始关注对可见差异积极调适的影

    响因素；

    ◆ 受外貌困扰的个体，不管其外貌是否“异常”，其痛苦体验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讨论

    ◆现代社会对于外貌的困惑是否比以前严重？

    ◆ 为什么人们会根据外貌做出刻板评价？这些刻板印象的来源是什么？

    ◆ 是否有吸引力的个体比那些较无吸引力的个体社交能力更强？如果是这样，为什

    么？

    ◆ 当你遇到有严重面部缺陷(如烧伤)的个体时，你会做何反应？为什么你会以这

    种方式反应？第2章

    外貌研究面临的挑战近年来，有关外貌心理的文献大量涌现。当这一研究领域越来越受人欢迎时，新兴的和

    已有的研究者有可能面临一系列方法和专业上的挑战，其中有些研究只与外貌研究有关，有

    些研究还与健康心理学的其他领域有关。早在十多年前，施特劳斯和布罗德的文献综述就回

    顾了对腭裂及相关颅面病情的心理社会方面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他们揭示的许多问题较广泛

    地应用于外貌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在本章中我们参考了已经发表的文献和我们自己的研究体验，以期给所有从事外貌心理

    社会方面的研究者提供实际和系统的帮助。本章开始，我们将集中于任何研究都需要谨慎考

    虑的一系列问题，而这与研究方法无关：如研究者关于外貌的潜在假设，调查问题的敏感

    性，被试招募和经费问题。本领域特别需要努力克服的两大挑战是：有效整合来自不同类型

    资源(如不同方法和方法论)的证据，以及发展和检验适合的、可用的理论和模型。因此，我们将重点集中于与测量工具选择有关的困难，批判性考察作为本领域中研究基础的理论和

    模型，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指导未来研究。最后，我们提出了应该拓展本领域正在使用的

    研究方法的范围。

    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当前大部分研究基于以下两个假设：第

    一，有客观、可见的外貌缺陷的个体，其需要和担忧不同于那些正常个体。这导致了两种截

    然不同的文献的发展，但是这两个群体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每个群体的组内变异同

    两个群体之间的组间差异一样多。研究者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最好地研究可见差异

    者和无可见差异者的外貌问题的性质和影响，保留他们情形的独特性而又不忽略其共同性。

    无论研究哪个群体，研究者都会遇到许多同样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能较有用的

    是关注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而不是隔离接受考察的群体。第二，一般研究者认为那些

    有可见差异者都会体验到诸如社会焦虑之类的问题，而缺陷面积较大或较明显的个体体验到

    的抑郁程度会更强。这两个假设虽鼓励了病理学和问题中心取向研究的发展，但也忽略了个

    体的一些较积极的体验。外貌研究的敏感性

    外貌可能是一个非常敏感和感性的话题，某些人(包括那些仔细审查经费申请或研究道

    德的人)也许会认为参与本领域研究是有压力的。对自己外貌感到抑郁的被试也许会发现描

    述或反省自己的体验是令人苦恼的，并且如果不谨慎选择标准化测量工具，则有可能加重被

    试的抑郁症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清晰的协议，向被试说明其可以获

    得的进一步支持，并且确保他们能够了解到相关的帮助来源，如慈善组织、特殊病情小组或

    者是卫生保健服务。

    当本领域的许多研究都将重心放在与外貌相关的问题和困难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

    的问题：个体也许会同样敏感或机警地报告自己对外貌是满意的或外貌的积极方面。在社会

    中存在这样的信息：“你不能且不应该以貌取人”，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管理自己

    外貌的尝试是不可取的(Frith和Gleeson)。这使得人们很难谈论外貌问题，人们会好心劝

    慰那些长相不好看的人，却不会说对方的长相让自己很不舒服。这些安慰的话忽略了一个事

    实，即外貌对于他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认为我的朋友可以看到真正的我，他们只能看见我的外表，而这就是他们所能

    见到的全部。与我亲密的人都不喜欢我，这无关我的长相，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无所不

    知!我也这样看我自己；我喜欢自己——全部的我。

    有趣的是，一项对化妆服务的评估(Kent，2002)的问卷回收率只有33%，部分原因可能

    是被试担心自己看起来太虚荣，或者是对外貌过于关注以至有羞愧感。实际上，肯特的一个

    调查对象甚至特别要求不要对她进行跟踪问卷研究，因为她害怕室友有可能打开信封，从而

    发现她做过整形手术。

    这也给对外貌担忧有兴趣的研究者创造了一个难题：在面对社会大众否定外貌的重要

    性，暗指他们的担忧是肤浅的、微不足道的时候，让被试诚实地承认自己对身体特征的抑郁

    可能是较困难的。一项对患有早期癌细胞入侵前乳房病症(DCIS，乳腺导管原位癌)的妇女

    的研究(Harcourt和Griffit，2003)就提供了证据，被试报告说，当她们感到自己应该感谢

    治疗挽救了她们的生命时，她们就很难再去讨论对外貌的担忧了。有时研究者很难摆脱被试

    坚持说“外貌不重要”这一观点，来探究她们真正的担忧(Frith和Gleeson，2004)。对于

    临床护理工作来说，如果我们真能获得对外貌缺陷的全面的、有见识的了解，那么就需要有

    关外貌积极和消极方面的研究证据。外貌研究取样

    随着本领域研究者的增加，研究经费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毫无疑问，大多数健康心理

    学家都会认为他们的专业领域受困于研究经费的不足。根据我们的经验，外貌研究很难获得

    经费支持，因为那些对研究议程进行有效管理的经费管理者也许认为这一领域没有优先权。

    当资源非常珍贵时，外貌研究就会有被推到一边、为其他更有“价值”的课题让路的危险。

    然而，我们相信只有提高外貌和缺陷研究的应用和学术价值，以及使投资者意识到这些问题

    的重要程度和影响，才能吸引到必要的经费。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两难情境，但是我们希望

    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实际上，最近有一个消息让我们非常振奋，康复基金会(一个慈善组

    织)决定资助一系列关于外貌心理方面的研究，以便从根本上改善受影响个体的生活。

    被试取样与招募

    如果有人认为招募被试进行外貌相关研究应该很简单、没有麻烦，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外貌研究中的被试取样和招募常常出现问题，并且往往会遇到两

    个特殊的难题：招募方法和数量。

    如果研究针对某个特殊人群，如青少年，那么会有丰富的被试资源。然而不论采取哪种

    招募方法，研究人员吸引到的有可能都是那些对自己外貌较感兴趣的个体。那些对外貌不太

    重视的“适应性强”的个体不太可能自愿参加。有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多种招募策

    略，以及继续考察能够促进研究工作的其他方法。

    令人担忧的是，某些群体似乎比其他群体更难招募到。例如，外貌研究领域中大部分是

    被试女性(Schwartz和Brownell，2004)。一些研究者发现难以招募到男性被试

    (Wallace)，有研究者(Dittmar，2001)推测说，这也许反映了男性不愿意谈论有关外貌

    和身体意象的话题。然而，弗里思和格利森指出，男性并不是大都沉默寡言，而是他们谈论

    外貌的方式不同于女性。例如，当研究男性着装时，被试会否认他们对于外貌的兴趣，但接

    下来却会描述他们是如何根据自己的身材来巧妙处理着装的(Frith和Gleeson，2004)。很

    明显，这给研究者提出了挑战，需要寻找某些途径来鼓励男性参与研究。

    从不同文化和种族群体中招募被试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与外貌相关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中完成的，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以及英语水平不错的国家，这是因为只有很少的标准化外貌测量工具得到了翻译。很少有研

    究会探讨来自不同文化和族群的人们的体验，而这一点又非常必要，因为缺陷、耻辱和羞愧

    感也许与文化有关(Papadopoulos等，1999b)。研究者需要从大范围种族群体中招募被试，并进行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外貌研究中心的研究不断重复地使用白人英国人作为被

    试，尽管我们尝试从种族群体混居地的诊所招募更多被试，却依然无果。这使得我们认为，也许有其他因素导致这些种族的个体拒绝接受与外貌问题相关的诊所(例如一般整形和皮肤

    病诊所)。这可能是因为某种他们没有提到的原因，或者是他们并未寻求与外貌担忧相关的

    帮助。很明显，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接触到这些个体，甚

    至需要借助反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社区领导人的帮助。学生样本

    太多的现有研究依靠学生样本，特别是在考察无可见差异个体的外貌和身体意象，以及

    身体意象测量方法的发展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需要其他区分和联系被试的方法。例

    如，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展示了他们通过滚雪球抽样法，用电子邮件招募到了202名大范围人

    口统计学变量的非学生女性被试，来研究媒体广告对身体焦虑的影响(Halliwell和

    Dittmar，2004)。

    对有可见差异者的招募

    研究者招募那些外貌与通常的“标准”有所差异的被试并不容易。由于实践、后勤和道

    德方面的原因，对特殊病情被试的招募通常是通过相关的国家、地区或当地的支持组织

    (Cochrane和Slade，1999；Papadapoulos等，2002)、医院或诊所(Beaune等，2004；

    Fortune等，2005；Hughes，1998；Kent和Keahone，2001；Thompson等，2002；Wahl等，2002)，或者两者的结合(Hill和Kennedy，2002；Moss和Carr，2004a)进行的。这些方法

    有助于我们获得研究的目标群体，但通过医院或支持组织来招募被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第

    一，它使研究局限于那些与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联系和或正在寻求某种干预或支持的个体，这

    会导致强调外貌改变情形的严重阶段(Thompson和Kent，2001)。第二，它可能影响个体与

    这些组织联系的心理社会变量(例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社会适应水平产生影响。

    休斯描述说，他在与先天性缺陷个体接触时存在困难，因为外科医生担心在医疗中引入一个

    研究因素会破坏医患关系(Hughes，1998)。这表明如果医院是招募被试的唯一来源，而卫

    生保健专业人员又是招募被试的把关人，那么被试招募就会存在问题。

    我们现在对那些有可见差异却没有寻求治疗或支持的人几乎一无所知。这一群体可能包

    括那些被认为“适应良好”的人。由于最近对复原力和积极后果的强调(见第5章)，该群体

    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确定获取这些个体的合适方法，可能是

    通过广告、媒体或滚雪球抽样法。例如马丁和纽厄尔成功地通过医院诊所和媒体招募到了366

    名被试，来研究针对可见差异个体设计的《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ADS)的因子结构

    (Martin和Newell，2004)。

    由于可见差异在影响范围、病因、严重性、位置和持久性上的多样性，通常本领域研究

    使用的都是小样本。例如帕帕多普洛斯与同事在对认知行为治疗(CBT)干预进行评估时，只

    使用了16名被试(干预组和控制组各8名)(PaPadopolous，1999a)。尽管这已足够满足统

    计上的需要，研究者还是常常因小样本带来的结果不显著、心理问题和心理机能失调的水平

    低以及方法上的缺点而被指责(Eiserman，2001)。这意味着尽管问题已经呈现出来，研究

    人员却因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不适合或不恰当而无法被检测到。另一方面，有可能因为这些

    问题并没有被高度体验到，甚至在大样本研究中也是如此。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最好

    地检测出能够区分那些有或没有这种痛苦体验的个体的因素，并为痛苦体验的个体提供合适

    的支持。

    由于被试招募普遍存在的困难，可能存在较罕见的病症被忽略的危险，招募患有这些病

    症的被试尤其困难。例如，据估计，葡萄酒色斑患儿在3000个婴儿中才会出现一个(Sheerin

    等，1995)，硬皮病的发生率是15000(Joachim和Acorn，2003)，特雷彻·柯林斯

    (Treacher-Collins)综合征的发病率少于125000(Beaune，2004)，因此，获取大样本可

    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然而，患有罕见病症患者的高反应率却表明他们有很强的动

    机，他们渴望有人了解自己的心声。研究者会因为被试乐于参与而感到惊喜，特别是如果他

    们感到有关外貌的问题通常被忽略时。例如，瓦莫斯(Vamos)报告说，与通常生物医学治疗

    将焦点集中于生理疼痛和功能相反，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很高兴看到他们病症的外貌方面受到关注。无独有偶，外貌研究中心成员在诊所环境下完成的研究通常也得到了特别高的

    反应率。例如，具有外貌担忧的门诊病人的反应率是86%(Rumsey等，2004)。要求被试以相

    当程度参与的研究，也获得了较好的反应率。例如，在一项关于进行乳房重塑手术的妇女体

    验的前瞻性研究中，有72%的被试参与了每年三次的数据收集(Harcourt，2003)。同样，烧

    伤患者的招募通常被认为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花一定的时间与病人发展和维持良好和谐的

    关系，在数据收集时间上保持一个弹性的方法，那么也会有大于66%的被试参与关于这一群体

    心理社会需要的详细调查(Phillips)。我们用这些例子进一步说明外貌与许多患者群体相

    关，尽管针对这类敏感问题进行的研究会让人不安，但被试还是乐意并渴望参加的。

    多中心研究

    增加样本数量的一种可行方法就是采用多中心研究。例如，一项研究考察了前往布里斯

    托、伦敦的15所门诊诊所的病人，探讨了有外貌改变情形的458名患者的痛苦水平(Rumsey，2004)。布里斯托的外貌研究中心成员与美国研究团队的持续合作性研究，使得研究人员能

    够考察患有不同颅面病症的青少年的生活质量；同时，我们与在伦敦、谢菲尔德、布拉特福

    德和沃里克的同事的合作，也使得我们能够招募到超过1500名患有各种导致外貌改变病症的

    被试。但问题是，从不同地方招募来的被试的报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伦敦诊所进行外

    科整形手术的病人与在布里斯托的病人相比，呈现出异常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Rumsey，2004)。对于被试报告、体验和心理社会健康水平上差异的原因，我们只能进行猜测，但这

    反映出医疗系统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对外貌问题的态度的差异。虽然多中心研究确实可以通

    过定量比较来确定最适当的护理方法，但需要每个采集点的样本量都足够大以达到统计显著

    水平。被试的同质化

    从一开始，研究者就必须考虑将研究焦点放在外貌和缺陷上是否合适，或者决定他们的

    研究是集中于一个特殊病情(例如腭裂)还是一个群体(例如青少年)。将缺陷或外貌研究

    作为医疗中的一个独立现象进行研究，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有很大的益处。例如，它可能有助

    于应用结果、可提供针对确实非常普遍的痛苦(如焦虑)的保健，尽管人们还不知道缺陷的

    原因。

    然而，有人强烈地反对在一项研究或一个干预群体中将各种疾病混合在一起，也有人同

    样强烈反对将不同的个体视为同质群体。尽管患有不同病情的患者报告的问题种类有显著的

    一致性(Partridge等人，1997)，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假定在一种情形下预测痛苦的因素也能

    运用到其他情形下。在腭裂研究中，将诊断结果不同的群体结合在一起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问

    题。例如，研究可能将患有裂唇、腭裂、综合裂、单侧裂或双侧裂的个体混合在一起

    (Strauss和Broder，1991)。同样，对皮肤病的分类并不能区分出这一群体中有不同诊断结

    果的个体的特殊体验。是否将不同群体混合在一起研究的决定需要在研究的早期计划中做

    出，并且要参考研究的目标。

    这些取样和招募的问题在我们作为合作研究者的经验中得到了清楚的阐释，我们和合作

    者一起探讨了下列问题：“对缺陷有良好适应的人和那些体验到问题的人有什么区别？”为

    了使研究结果不只适用于当前处于卫生保健系统或被诊断为患有某种特殊病情的个体，我们

    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包括1000多名来自医院诊所的被试和数百名来自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

    的被试。在本研究中，对取样框架达成一致的过程是艰辛的。最后我们决定采用“2×4”的

    取样结构，主要根据以下两个方面：①缺陷是否是公众通常可见的；②可见差异的病因(先

    天、外伤、疾病或其他)。根据人口统计学变量、缺陷位置和特定病情将取样框架进一步分

    解是十分麻烦和昂贵的，以至于无法实现。虽然不完美，但最终的取样结果还是能够帮助我

    们对缺陷的适应问题进行考察，并且可以做出有用的比较。而且，一系列的小型辅助性研究

    也使对特殊问题和特殊群体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为了同时研究不同的患者群体(如上述例子)，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对他们进行有意

    义的比较(如，痤疮疤痕的严重性与面瘫严重性的比较)，以及一种对比较明确的判断方

    式。研究者面对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外貌缺陷相对严重程度的测量。在相关外貌改变的心理

    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如果被试感知到的严重性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那么关键是，我们不仅

    要知道它是不是一个有心理学意义的术语，还要用有信效度的方式对其进行测量。在许多研

    究中，基于大小、位置和可见性的判断都有利于评分者进行内部一致的标准化评定。因此，虽然研究普遍发现外貌缺陷的严重性不能用来预测心理抑郁，但这一结果也许在具有不同缺

    陷群体的研究中有较少的信服力(Robinson，1996)，相对于那些只有一种疾病的被试群体

    的研究而言(Love等，1987；Malt和Ugland，1989)。将患有不同改变外貌缺陷的异质群体

    结合在一起的更大困难是，某些病情会潜在地影响到机体的功能障碍，尤其是那些影响面部

    的缺陷(如头部和颈部的癌症)；而其他如皮肤病等疾病，对功能的损害较小。

    还有一个困难是，大众(而不是诊断)群体被认为是同质的，因为他们对外貌有相似的

    体验和态度。例如，假定所有青少年都受到外貌的困扰，或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被外貌所困

    扰，这种观点是没有远见的(Johnston等，2004；Spicer，2002)。斯派塞总结说，老年人

    常常因为这个原因被排除在外貌相关研究之外(Spicer，2002)。同样，假定个体必定认为

    衰老对外貌有消极影响，且相对于男性，这种情况对女性而言更糟糕，那么这种看法就不能

    帮助人们理解男性和女性在整个人生中的不同体验(Halliwell和Dittmar，2003)。同时，某些群体几乎没有被研究过。例如，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由于更年期导致的外貌改变

    (Banister，1999)。比较组和控制组

    研究人员在评价对外貌担忧者的干预时，常常不去使用控制组和比较组(Kleve等，2002)，因此，它们更应该被看成是有用的、提供信息的调查方法而不是研究方法。选择一

    个适当的比较组会使研究者陷入两难境地，现有文献因为研究没有比较组或得出了可疑的相

    关关系而饱受质疑。例如，贝亚勒和同事比较了进行隆胸的患者和耳鼻喉科(ENT)患者，前

    提是比较组没有进行整形手术。然而，耳鼻喉科手术(事实上如所有外科手术一样)会潜在

    地影响外貌，这也是患者所担心的。

    数据收集的时机

    假设个体对自己的外貌相当担忧，那么我们必须保证参与研究不会加剧他的痛苦，也不

    会带给他过重的负担或耗费太多他的时间。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在研究时间和卫生保健系

    统中给个体提供全面医疗都是有利的。例如，在手术期间进行数据收集是不合适的，因为这

    可能引起被试焦虑水平的升高，并且需要降低被试感知到的研究方法的严谨性。

    在某些情境下，数据收集时机尤其重要，比如个体处于生命垂危(如癌症)或严重烧伤

    的情况下。菲利普斯发现烧伤儿童的父母在小孩住院期间不太情愿参加研究，因为他们一刻

    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然而，一旦他们的孩子出院回家，烧伤的即时威胁平息后，他们

    就会非常渴望参加深度访谈。确实，随着时间的进展，当生命威胁减退、与医护人员和其他

    患者的联系减少、患者开始同健康的同事进行自我和外貌的比较时，其对外貌相关的担忧就

    开始显现出来(Gamba等，1992；Pendley等，1997)。并且，这些孩子的父母一旦感觉对生

    命的即时威胁消退，他们就会觉得谈论和承认外貌担忧是合适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不

    要认为对外貌改变的适应会随着时间进程而增加，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持续的压力源，它

    会随经验而不断加剧或减缓。

    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在研究者对新的干预或服务评价时，时间对于他们(相比手术

    的、心理的或教育的因素而言)可能是更关键的因素。新的服务和程序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时

    间，并且最初的小问题也需要进行修正。因此，当干预措施越来越成熟时，早期的评估也许

    不能真正地反映出这些问题。然而，一开始就没有将心理评估包含进去的干预措施，则会导

    致广泛采用的手术或支持性干预没有提供期望的心理社会益处。而且，在研究期间新技术的

    出现和医疗的改变意味着，在研究结果公布出来时，曾经被认为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已经被取

    代了。例如，雷比(Reaby)在1998年以及他此前和霍特(Hort)在1995年曾考察了进行过乳

    房重塑手术的女性术后7年内的体验，在这期间，外科手术和医疗水平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数据收集也会受季节和天气的影响。例如，当天气较热时，受外貌困扰的个体觉得通过

    化妆和服饰来遮盖自己的缺陷会令自己不舒服或做起来更加困难，并且这时某些被认为具有

    危险性的活动(如去海滩、游泳等)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他们的焦虑水平可能会提

    高。此外，某些皮肤病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会恶化(Papadoulos等，1999b)，这说明了导致

    缺陷的其他原因在一年的特定时期偶发的概率也会增加。例如，由于烧烤和野营篝火导致的

    烧伤在春夏两季会增加。最近几年，英国一直致力于降低在盖伊·福克斯之夜焰火庆典中的

    烧伤隐患。然而，在2003年，该活动中仍然有1136例焰火烧伤患者，其中包括588名儿童和年

    龄未满18岁的青少年。

    数据收集的情境某些缺陷如皮肤病的可见性会在数据收集时受到情境的影响(如空气状况、房间温度或

    被试对诊所的焦虑)，因而影响感知到的病情可见性的数据。同样，个体的自我报告可能会

    受到他们最近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向上或向下比较的程度的影响，并且，与具有相同病情的其

    他患者同处于诊所内的经历也会加剧他们进行这样的比较。因此，在对有评价性的或有影响

    性的状态进行评估时，我们有必要了解情境关系的作用(Cash，2002b)，以及适当的时候

    在评估中使用情境(与特质相反或是特质之外)测量。外貌研究的方法

    外貌研究使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方法：从以实验室为基础的研究到应用性的诊所情境，并且都采取了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取向。

    实验室研究

    实验室研究有时候会因为缺乏生态效度和忽视社会文化影响而受到批评，然而实验室研

    究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实验证据，并能更好地了解可见差异个体报告的问题。例如，空间关系

    学或人际距离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社会交往的主观体验可以进行客观研究(Rumsey等，1982)。在控制了自然情境和实验室情境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面对面交流和社会交

    往的水平以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拉姆齐和布尔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使用化妆来操纵无可见差异个体的面部缺陷，以提供实验证据支持个体的自我报告，即

    人们通常回避有可见缺陷个体。如果不采用被试内设计，则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证据。也就无

    法对缺陷的呈现或消失进行直接比较，而不受其他因素如性别、社会技巧或外貌其他方面的

    混淆影响。

    对化妆的研究也表明，仅仅一个预料中的消极反应就足以使有可见差异个体对社会交往

    产生不同的感知和报告。例如，那些相信自己脸上有伪造疤痕的被试，会将他人对其的消极

    反应和交往归因于他人对自己异常外貌的偏见(Kleck和Strenta，1980；Strenta和Kleck，1985)。事实上，被试脸上的伪造疤痕已被秘密地擦除掉，并且在克莱克和斯特伦塔的研究

    中被试看起来没有可见差异。很明显这种操作只有在控制的实验设计中，加上一定程度的欺

    骗才能实现。这些发现为心理治疗策略提供了清晰的基本原理，并促使后续研究提供证据，因为社交技巧比外貌缺陷更能预测成功的概率，因此社交技巧训练是一项合理的干预措施。

    控制的实验研究也能系统地考查媒体对身体焦虑和身体意象满意度的影响。本领域研究

    之所以成为应用的焦点，是因为最近英国医药协会等机构担忧，媒体大肆宣传过瘦模特而导

    致人们的身体不满意程度和饮食失调发生率增加。哈利韦尔和迪特马尔使用电脑图像软件对

    广告中模特的身材变化进行了操控。虽然模特的“吸引力”没有发生变化，但她们的图片却

    被拉长，促使她们看起来或“瘦”(英国人身材8号)或处于“平均水平”(英国人身材14

    号)。结果表明，看到瘦模特的女性其身体焦虑感增加，并将瘦和外貌的社会文化理想标准

    内化了。这项研究认为，广告中使用身材处于平均水平的模特可以降低女性的身体焦虑感，但仍然会提高产品销售量。这些研究对广告业有明确的暗示，并认为将重点放在降低外貌的

    社会文化态度的内化水平上的干预措施也许是有益的，干预的可能途径和这种干预的有效性

    有待考察。未来的研究也许会尝试引入更发达的技术，使得电视广告中的图像能用相似的方

    式被操纵，也能考察“普通”外貌而不是“完美”外貌的影响。然而，针对媒体影响的实验

    室研究被批评为生态效度不高(Grogan，1999)，因为被试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只专注于广

    告，因此结果不能代表被试正常环境中受到媒体的影响。

    吸引力测量“吸引力”这一概念已经被证明对研究者来讲存在许多问题。许多早期实验研究使用

    了“富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的个体的照片，但我们清楚的是，吸引力不只在于身体特

    征。对人类面部和身体的系统测量[见罗伯茨–哈里(Roberts-Harry)(1997)关于人体测

    量技术的文献综述]并不等同于对其吸引力的评估，目前依然有人试图通过电脑制作出所谓

    的“完美”面孔来，有趣的是，这些图像往往被认为是“毫无生气的”。很明显，像吸引力

    这样的主观概念需要进行主观评估。

    自我报告研究

    目前许多关于缺陷的心理社会影响的研究都发表在医学刊物上，大部分是相关调查和描

    述性研究，考察特殊的医学疾病如烧伤(Wallace和Lees，1988)、葡萄酒色斑(Lanigan和

    Cotterill，1989)和白癜风(Porter等，1986)。这些研究通常集中于疾病的心理社会方

    面，外貌问题被看作补充问题。例如，在对青少年癌症的心理社会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对

    外貌问题的注意很少，然而，许多青少年报告说外貌的改变是疾病和治疗中最令人抑郁的部

    分(Eiser，1998；Rowland，1990)。

    那些对可见差异个体面对的问题中某些最为清晰的描述来自自我报告数据。像帕特里奇

    这样的个人记录在激励对改变外貌的学术研究和解决问题方面影响很大(Partridge，1990)，然而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得到的关注还是相当少。

    本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回溯性的、定量的、跨情境的和相关性的研究。而这类研究

    存在着一定问题，因为当被试表达他们现在对于身体和外貌的情感和担忧时，他们也许无法

    描绘出真实的过去体验，从而混淆了消极体验和积极体验。实验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认知失

    调，导致被试调整早期自我观点以使过去和现在的情境达到协调。这一点已经在乳房切除术

    后进行整形手术的女性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O’Gorman和McCrum，1988；Reaby和Hort，1995)。此外，近期发生的被试事件和研究情境可能会影响个体的感知和自我报告。实际

    上，“身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研究对象”(Cash，2002b：41)，个体对于外貌的看法在其一

    生中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对于外貌或身体意象的状态报告每天都会发生变化，甚至在一整天

    内也会发生变化。然而，尽管会发生波动，个体还是能够在当前(状态)身体满意和特质身

    体满意之间达到一个自我平衡。在梅林科(Melynk)的一项研究中，108名美国大学生被要求

    填写《身体意象状态量表》(BISS)(Cash等，2002)，并且每天填写两次、一共填写6天，结果发现被试对外貌的特质满意度与报告的状态身体意象息息相关(Melynk等，2004)。

    纵向研究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进行纵向研究，以探讨适应的动态性、波动性本质以及考察与个体一

    生中重要时期有关的问题。例如，跨时间段研究(Sheerin等，1995)发现患有葡萄酒色斑的

    儿童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外貌而受到困扰，相反患有此病的青少年和成人则受到了困扰。预测

    性、纵向研究能够区分出这些问题在什么时间，以及怎样变得显著起来，特别是针对白癜风

    这种逐渐恶化的疾病。这也清楚暗示了研究者应该根据不同年龄段设计合适的护理方案，同

    时也表明了皮肤病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在有关非缺陷者的文献中，纵向研究倾向于聚焦个体对身体不满意的程度和体重

    (Heatherton等，1997；Rizvi等，1999)，而最近的研究则集中于青少年群体(Holsen等，2001)。对有可见差异个体进行完全的预测性、纵向研究通常非常困难。干预前外科手术或

    医学数据收集是切实可行的[例如，评估对患有葡萄酒色斑(Hansen等，2003)或牛皮癣(Fortune等，2005)的患者进行的治疗的心理社会影响]，但该手段通常无法收集到患者在

    缺陷前的基线数据。预测性研究(Dropkin，2001)考察了75名头颈癌患者在进行外科手术治

    疗前的焦虑和自我护理的关系，术后第五天可以作为有效区分他们对自己改变后的外貌接受

    的关键点。但是，研究者对患者只进行了6天的术后跟踪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的纵向研究。即

    使像这个例子，收集了术前的基线数据，进行和接受诊断的过程也已经影响了患者对自己身

    体的看法和情感。这一点已经在考察女性进行化学治疗的体验的当前研究中得到了证明。在

    治疗开始前的访谈中，被试描述了她们对于手术效果的期望怎样影响了她们对自己目前外貌

    的评价(Harcourt和Frith)。

    在理想情况下，采用纵向、预测性设计招募被试，在一整年里进行数据收集，这样做对

    研究是有益的。然而，在纵向研究中分散的数据收集时间，例如每6个月收集一次，仍然有可

    能错过一些对个体来说特殊重要的时间点，而且纵向研究对研究者和被试都有特别高的要

    求。纵向研究中不断重复的参与研究可能影响个体对外貌的看法。鲁施(Rusch)等人进行了

    一项纵向研究，被试是57名由于持续外伤需要进行整形手术的儿童的家长。几乎所有被试

    (98%)都被确认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受伤后的5天内他们都表现出焦虑或抑郁症

    状。一个月后，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降低到82%，12个月后进一步降低到44%。鲁施和同事

    认为，频繁的研究访谈被许多家长看作非正式的干预，能增加他们同子女谈论心理社会问题

    的可能性或警惕性。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研究情境的设定是否超出了预先的标准？(Rusch

    等，2000)

    最后，纵向研究也需要考虑心理社会干预的长期效果。虽然罗宾逊(Robinson)等人评

    估了社会交往技巧训练计划，并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追踪研究，但还是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考虑

    了护理的长期效果(Robinson等，1996)。

    随机控制实验

    在目前强调责任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实践的气氛下，随机控制实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拥

    有了强大的说服力(见罗宾逊于2002年的文献综述)。基于随机控制实验，健康临床医生、管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被用来评估治疗和干预的有效性，因此，以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也许

    更能被读者和权威医学杂志接受。虽然健康心理学家(尤其是那些在应用型健康机构工作的

    健康心理学家)必须意识到随机控制实验的价值，他们也要注意随机控制实验在心理社会医

    疗中适用性的争论(Bottomley，1997；Robson，2002)。我们认为，在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

    评价与外貌相关的医疗的影响时，需要进行谨慎的考虑。

    特别是，即使在随机控制实验中能够相对容易地对药物治疗进行控制和标准化，与外貌

    相关的外科手术和心理社会干预也有许多不同的问题。像疤痕的变异(例如发展为瘢痕瘤的

    倾向)这种个体差异是无法控制的，但它对外貌相关手术的主观或客观结果产生影响，在适

    应中手术可能是影响因素，也可能不是。

    最重要的是，随机控制实验剥夺了病人对治疗的选择，并假设被试只是被动的反应者，而不是有意识的、能够交互的参与者(Robson，2002)。实际上，给予被试的仅为是否参加

    实验的选择，他们对自己的治疗没有主动决定权。当随机控制实验被用来比较不同整形结果

    的手术产生的心理社会影响时，这尤其重要。例如，迪恩(Dean)等人于1983年使用了随机

    控制实验来比较进行过乳腺癌切除手术的女性，观察她们分别在立即实施乳房重塑手术和延

    迟实施乳房重塑手术时的心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随机化意味着女性对于自己未来的外貌

    完全听天由命。这增加了样本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因为那些想积极参与对自己外貌的决定或

    是对重塑手术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女性，不可能被分配到控制组，因此研究结果也许只能应

    用于那些对治疗方式没有特殊偏好的亚集患者。然而，在这一特殊研究中，必须考虑到随机

    控制实验的适宜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伦理实践上能否被接受。最近，在比较三种不同的延迟乳房重塑手术方法的心理社会影响时，随机控制实验被认为是适合的(Brandberg

    等，1999)。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被试都要做出进行某种延迟重塑手术的最初决定，而且要

    在她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供区进行移植。布兰德堡和同事指出，患者渴望随机化的事实支持了

    患者对复杂的手术也许不想做出决定这一观点(Deber等，1996)。

    最后，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评估心理社会干预，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干预是有益或无

    益的。被试报告的改进，可能是由于干预内容的结果，也可能是干预给予的方式，或者仅是

    处于团体干预中，有机会接触有相似担忧的其他个体。实际上，关于情境和过程它告诉我们

    的很少。同样，对研究者和其他人(也就是那些推动心理社会干预的人)而言，他们不可能

    不关注个体被分配到哪种条件下(Papadopoulos等，1999b)。我们需要更娴熟地设计和评估

    来确定干预的哪些方面是有用的。

    尽管随机控制实验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决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依然

    被证明是有效的。例如，在评估提供给有面部缺陷的个体认知——行为指导的宣传时

    (Newell和Clark，2000)。有一个危险因素是，如果不是因为随机控制实验易于操作、具有

    预测性，那么现代外科手术的技术也许会被更新的没有心理社会益处的手术所取代。随机控

    制实验将可能被证明是研究程序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组成成分，而不是唯一的(Robson，2002)。研究者所面临的未来挑战是确保随机控制实验被恰当谨慎地使用，并激发出不同方

    法的发展。

    影响调适的多种变量

    在许多情况下，研究结果会提及对外貌的调适，但对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哪些影响因素还

    不清楚。在决定个体差异方面具有一定潜在作用的因素是很多的，包括社会支持、应对、自

    尊、归因风格和对外貌的投资(Moss，1997)。然而，如果包含所有变量，那么研究会让被

    试难以承担，并且为了达到统计效力，研究中还必须采用大样本。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做出困

    难的选择：选择哪些变量、忽略哪些变量。

    同样，进行定量研究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结果变量测量工具，并且文献再一次表明，可能

    出现的结果范围很大，特别是关于焦虑、身体意象和生活质量的。虽然针对这些结构中的每

    一种都有很多测量工具，但使用最广泛的两种是《德里福德外貌量表》(DAS)和《医院焦

    虑、抑郁量表》(HADS)(见表2.1)。

    表2.1 在外貌研究中经常用于结果检测的量表范例这些结果常常被用来表示适应程度，但准确来讲，在这种情境下适应的含义又是什么？

    研究中通常对适应没有明确定义。它是一个过程还是结果？我们指的是低水平的抑郁还是高

    质量的生活？能否将其定义为不再寻求进一步治疗来“改进”外貌？如果我们采取最后一种

    观点，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报告的情境，即那些先前被认为适应良好的个

    体，寻求机会进行新的和开创性的外貌改进的外科手术？

    因为外貌产生的心理社会影响是如此复杂，孤立地测量一、两个因素并不合适，我们需

    要在全面评估和大量问卷之间进行平衡。然而，研究者却面临几个两难困境：第一，进行调

    查的结构如身体意象特别复杂，许多研究者不能清晰地陈述出要集中于哪一个定义或是结构

    的哪一方面[见汤普森(2004)、汤普森和范登堡(2002)关于身体意象评估的评论]。

    第二，测量心理社会功能的一般工具可能无法测量到与外貌相关的某些特殊方面(例

    如，社会焦虑而不是一般焦虑)。公认的测量方法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依赖于研究者对外

    貌做出的假设，而不能获得被试自己的观点(见下面对定性研究方法使用的考察)。尽管本

    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许多测量工具却缺乏可接受的信效度水平(White，2002)。

    例如，《身体意象量表》(Hopwood等，2001)用于心理测量属性的确认，似乎对患乳腺癌的

    女性来讲，该量表是测量她们身体意象的有效的、可靠的测量工具。汤普森列出了一个有用

    的建议清单，供研究者和临床医师选择测量身体意象的工具(Thompson，2004)。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临床医生和研究者依然致力于寻找对外貌的心理社会影响进行定量

    测量的34种测量工具的综述，其中包括一些被广泛使用的测量工具[如GHQ(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一般健康问卷》)和罗森伯格自尊量表]。钦(Ching)和同事指

    出，“心理”测量工具与进行对整形手术结果的测量相关，具有较低的表面效度。但是，这些量表评估的是大范围的心理结构，不一定特指外貌。钦和他的合作者根据《德里福德外貌

    量表》(DAS)较好的内容效度、表面效度和预测效度，对其评定较高。但同其他测量工具一

    样，DAS的假设是基于病态和病理学的，这一点与研究者强调外貌的积极方面的要求是背道而

    驰的。此外，这些测量工具也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个体对外貌的普遍担忧或许与他们正在接

    受治疗的客观病情或“缺陷”有关，又或许没有关系。

    同样，我们又怎能确信诸如焦虑、抑郁这些结果变量一定是与我们正在考察的疾病相关

    的外貌担忧所造成的？可见差异者同样存在人际关系、工作、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将抑

    郁水平归因为可见差异是不合适的。因为标准化测量工具通常评估的是主要变量，缺陷只是

    个体生活中一个特殊的、定义范围较窄的方面(Koo，1995)。一些关于生活质量的测量工具

    特意包含了外貌这个维度。例如，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设计的一份生活质量测

    量工具，就包含了乳腺癌患者的身体意象分量表，WHOQOL(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问卷)也

    涉及了外貌测量。这些测量工具的发展与应用是考虑到医学或外科手术发展是对外貌影响的

    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给予外貌问题与当前对生活质量的同样多的关注。

    克服适合的测量工具问题的一种途径就是发展灵活的方法论(见Rumsey等，2004)。这

    包括使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补充已被公认的、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发展和检验《视

    觉模拟量表》是为了快速、容易地评估诸如对社会支持的满意度这类问题，而社会支持被认

    为是重要的，并且目前也没有其他合适的测量工具。外貌研究的理论和模型

    现在我们主要的研究困境是选择合适的模型和理论，来指导和加强本领域的研究。这已

    成为一个痼疾，因为现有模型通常在范围上是有限的，或者包含了某些不能方便测量的维

    度。直到最近我们都避免使用任何特定的理论或模型，因为外貌适应的影响因素很多，特定

    理论或模型会限制我们对本应包含在内的因素的思考。然而，探索性研究提供了过多的关于

    个体体验和适应中潜在的一些变量的知识，现在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整理，形成

    一个便于管理的格式。我们认为，在限制的特殊情境下理论和模型是有用的，但现在可用的

    选择和框架模型依然令人不自在。我们也意识到，在这些模型内(如应对)对一些概念标上

    过程或结果变量的“标签”太过于简单了，而在其他情境下这些概念可能被标上其中一个标

    签，或者同时标上过程和结果变量这两个标签。

    现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本领域内研究者可用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和模型。我们将这些模

    型和理论分为三个类别：健康心理学中使用较广泛的模型，外貌或身体意象的一般理论，特

    殊病情或治疗下的理论。我们选择了几个例子，而不是试图进行全面概述。在考虑选择和使

    用这些或任何其他框架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它们代表的情境和过程是什么样的，是否与特

    定研究问题相关。对我们来说，一个有用的模型应该有以下特点：

    ◆承认在对外貌进行评价和反映时存在个体差异；

    ◆对普通人和可见差异者都适用，以便于对外貌问题标准化；

    ◆应该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

    ◆有大范围的研究方法；

    ◆能应用于实际，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

    健康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模型

    健康心理学家已经采用了各种模型来考察为什么不管个体有无保健行为，其中的一些行

    为对外貌都有直接影响。然而，外貌很少是这类研究的重心和动机，实际上，它还可能被完

    全忽略掉。个体参与健康保健行为不仅仅有与健康相关的原因，希望“看起来不错”或改变

    外貌也许是其强烈的动机。最近一项对687名年龄在11~21岁之间的被试进行的调查证实了，外貌是一个人支持或反对在饮食和锻炼方面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参考因素，尤其是对女

    性而言(Haste，2004)。而且，对外貌的担忧常常被人们当成不锻炼的理由：超过14的人

    不锻炼，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穿运动服的样子不满意。利里(Leary)等研究者认为：

    有些人需要并且想要锻炼，但他们没有付诸实践，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锻炼时留

    给他人的印象不好。那些认为自己超重、骨瘦如柴，或是身材不匀称的人可能不愿被他

    人看到自己在有氧锻炼课上弹跳、在当地游泳池游泳、户外慢跑或是举重。(1994：

    466)许多健康行为源自人们尝试管理自己给别人造成的印象(Leary等，1994)。例如，尽管

    意识到存在皮肤病传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传播和染上肝炎的危险，青少年仍认为演

    员和歌手进行文身是可以接受的(Houghton等，1995)，然而，他们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文身

    是不合适的。似乎个体已准备好承担增加患严重健康疾病概率(冠心病或癌症)的风险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由于戒烟而增加体重。事实上，在列举了包括使用类固醇、整形手术、文

    身和饮食的例子同时，利里等人还声称“自我表现动机通常非常强烈，导致人们参与到印象

    形成的行为中，但是，长期来讲，这些行为对他们自己或是他人都是有危险的”(1994：

    461)。

    外貌研究和健康心理学研究中一般会使用较多的模型，包括社会认知模型、自我调节理

    论和压力应对理论。我们现在将对这些理论依次进行讨论。

    社会认知模型

    社会认知模型的使用方式是通过关于日晒危险的促进健康活动进行解释说明的，健康的

    信息与对古铜肤色吸引力的态度截然相反。卡斯尔(Castle)等研究人员将阶段性改变和健

    康理念模型(HBM)应用到了针对年轻女性日光浴行为的干预中(Castle等，1999)。同样，卡梅尔(Carmel)和同事也使用了健康理念模型，研究年龄对日光浴中预测性保护行为的作

    用。他们发现人们对外貌(和健康)的重视是他们可能参与日光浴保护行为的最直接的预测

    因子(Carmel等，1994)。

    极少数研究使用了社会认知模型去考察与外貌有明显相关的治疗和卫生保健干预的各个

    方面。例如，瑟尔(Searle)等人在一项定性研究中以保护动机理论作为框架，考察了运用

    眼睛修补术治疗弱视(无明显生理原因的视力下降)中儿童的坚持性。反对较大儿童进行眼

    睛修补术的原因是术后外貌和眼睛修补具有可见性，在幼儿中却没有这样的情况(Searle

    等，2000)。很明显，这对于那些为这类群体服务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来说是一条有用的信

    息，同时这也表明了外貌在治疗中的重要性。

    虽然这些社会认知模型也许能帮助解释一些与外貌相关的行为，但是，在试图理解对外

    貌担忧或有缺陷个体的体验的复杂性时，这些模型却常常是不充分的。首先，一些模型中包

    含的感知到的主观标准(例如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体有明确影响，比如是否尝试改变自己的

    外表或参加对外貌有影响的健康行为的决定。这些模型将个体看作有理性行为和拥有自由意

    志的，但那些感到来自社会和媒体的外貌标准压力的个体可能觉得自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

    志行事。同时，有可见缺陷的个体也许会声称，他们的行为是根据他人对自己外貌的反应，而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这些模型对社会文化情境并未给予足够关注，而个体体验虽是基于

    这些社会文化情境的，同样也没能考虑到对外貌有必要性的社会交往的复杂性。这些模型也

    没能包含可能影响适应的关键变量(例如，外貌对自我观念的重要性)。此外，由于“适

    应”的动态性，任何全面的理论或模型都应包括评价和反馈的过程，如果评价和反馈对理解

    外貌担忧有重要作用的话。个体对他们外貌的感受不会一成不变，那些被认为“适应良

    好”的个体也不可能一直适应良好(Thompson等，2002)。相应的有用模型必须考虑到这一

    波动和变化。

    自我调节理论

    利文撒尔(Leventhal)的动力、自我调节模型(Leventhal等，1980)指导了一系列对

    外貌相关病情的考察，如牛皮癣(Fortune等，2000)和白癜风(Papadopoulos等，2002)。可见差异的结果、持续时间、原因、严重性、治愈可能性以及同一性(标签和症状)都可能

    会影响到抑郁和相应行为，个体的这种看法似乎是合理的。然而，也有研究表明(Cochrane

    和Slade，1999)，当没有进一步治疗可用时，一些结构如时间线或治愈可能性对成年人的诸

    如裂唇之类病情是不适用的。虽然这种框架作为对可见差异者研究的指导具有吸引力，但是

    对没有可见差异的个体来讲，其重要性又是怎样的？而且，这一框架包含应对观念，而应对

    本身在概念化和评估方面都存在问题。

    压力和应对理论

    关于压力和应对的许多理论在本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受到研究者青睐的拉扎

    勒斯(Lazarus)和福尔克曼(Folkman)的转换模型，它集中于个体对与外貌有关的压力源

    和应对策略的评价(Cochrane和Slade，1999；Dropkin，1989)。德罗普金则用这一理论来

    解释进行头颈癌治疗的患者的术后恢复和对外貌改变的适应。“成功”的适应需要个体改变

    自己的个人价值系统，减少自己对外貌的依赖(Dropkin，1989)。这个模型的优点是将评价

    和应对看作相互影响的(因此，此模型可以被认为是动态的)；并且它考虑了积极和消极两

    个方面，向临床干预提供了潜在的有用框架。

    大多数基于拉扎勒斯和福尔克曼模型的研究都集中于确定与对外貌适应相关的被认为适

    应性(如寻求社会支持)的策略或适应不良(如逃避)策略。例如，希尔(Hill)和肯尼迪

    (Kennedy)考察了应对策略在牛皮癣患者的主观残疾性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这一跨时间性研

    究发现，情绪发泄、酗酒和吸毒的意念以及心理解脱(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适应不良)可以

    预测抑郁人群的大部分变化(Hill和Kennedy，2002)。然而，在一种情况下被认为是适应不

    良的策略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有用的，对某个个体来讲是有效的，但对其他人来讲则未必

    有效。例如，化妆这个方法在短期或是特殊情境下可能是有用的，但如果个体的社会交往都

    依赖于化妆时就会变成适应不良(见第6章)。

    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使用拉扎勒斯和福尔克曼的模型的研究者都依赖于应对清单的使

    用，这其中的问题已有研究者进行了详细讨论(Coyne和Gottlieb，1996)。简单地说，这些

    清单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应对策略和行为，如果没有了解个体对压力源的解释和其性质，那么

    使用该模型就会受限。那些要求被试完成应对清单的研究可能会将缺陷看作唯一的压力源，而清单可能包含一系列复杂的感知到的压力源，例如处理他人的反应、对治疗的担忧或对失

    去原有容貌的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萨默菲尔德(Somerfield)建议研究应该集中于“目标

    压力源”——那些可能影响相当比例的目标群体，对这些群体来说有压力、对干预有影响的

    压力源(Somerfield，1997)。这类研究应包含一系列对受影响个体来讲是重要的与外貌相

    关的特殊压力源。例如，一项研究集中于社会交往的应对方式，其他研究则集中于治疗其带

    来的压力。这样的研究计划就能详细了解对外貌问题的解决方式。这一理论趋向被用来解

    释“改变面部”组织对那些受缺陷困扰的个体提供的支持和干预(Clarke，1999)。

    与外貌相关的模型

    早期关于身体意象紊乱的认知模型主要针对个体感知的实际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

    距，这些差异被每天发生的事件和媒体描绘的图像激活。例如，汤普森等人回顾了大量关于

    身体意象的模型，他们描述了一个这样的过程：个体的思维越发被自己对外貌的消极看法和

    评价所控制(Thompson等，1999)。最终，任何社会情境都被解释为与外貌相关(例如，关

    系破裂或工作面试失败)，尤其是那些与外貌相关的情境被认为是消极的。身体意象紊乱模型的发展与饮食失调和体重不满意有关，虽然这些模型包含了一些对外貌和可见差异研究较

    有用的结构，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并在更大范围的群体中进行检验。

    卡什的认知行为模型(Cash，2002b)承认过去的历史性问题(文化社会化、人际经验、身体特征和人格特质)会影响身体意象态度和图式的发展。外貌图式化过程、激活事件、内

    在对话(思考等)、身体意象情绪和适应性自我调节策略和行为(如回避、外貌自我管理)

    现在都被看作影响因素。所有因素都是彼此影响的，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变量之间的交互作

    用，各个因素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或影响关系。卡什模型的优点是它具有动态性，承

    认当前的、近端影响在将来会变成历史性的影响，虽然是在身体意象研究情境中发展出来

    的，但是它可以应用于有可见差异的个体或正常个体。相对于之前那些仅仅针对消极方面的

    研究和理论，这个模型还可以解释积极的和消极的身体意象。该模型包含了一些高度复杂的

    过程(自我图式、社会调节过程和应对)和有争议的结构(人格)，使得对整个模型的验证

    有些困难和费力，但是它在指导研究方面仍然提供了有用的帮助，也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

    验。

    尽管学界已有许多有关身体意象的理论，但直到最近才出现了极少数专门研究与缺陷有

    关的模型和理论框架。对耻辱(Goffman，1963)、羞耻(Gilbert和Thompson，2002)和社

    会排斥(Leary，1990)的论述都促进了大量外貌和特殊缺陷模型的发展，且主要集中于认知

    行为原则。

    例如肯特(Kent)提出了一个以外貌焦虑和感知到的耻辱为中心的模型。个体在面

    临“触发事件”(有时他们感知到自己的外貌会引起他人注意，比如在参加社会或体育活动

    时)时焦虑感会增加(Kent，2002)。降低焦虑的尝试被致力于两种应对策略的使用：回避

    和隐藏。虽然这些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并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些事件最初被感知为压力性

    的，到最后却加强了外貌焦虑。这个模型明确地承认社会标准的作用，并且这个模型是动态

    的，因为策略强化了焦虑，反过来，焦虑又强化了对策略的感知需要(在本案例中策略是隐

    性的)。然而，这是一个对应对策略狭隘的看法，也许是触发事件的(预期)威胁提升了焦

    虑，而不是事件本身(Heason，2003)。此外，这个模型是问题指向的，模型的中心概念

    (羞愧和耻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只是强调了病理学方面。

    纽厄尔曾经提出过一个可检验的针对可见差异者社会焦虑的恐惧回避模型。他有效地提

    出了一个面对和回避反应的连续统一体，而不只是对适应良好或适应不良的慎重分类。回避

    被认为因恐惧和对消极结果的预期而得到提升，这也导致个体将那些本来无害的环境看成是

    有威胁性的，以至于他们参与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例如，个体也许会选择在家锻炼以逃避

    在体育馆感知到的威胁性环境，或者是进行网上购物以避免去服装店。恐惧和回避也因此被

    概念化为抑郁适应的中介因素。这个模型基于认知行为取向对社会回避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

    的解释，而干预策略和临床实验也是以认知行为取向为指导进行的。模型对于应对策略和临

    床研究的社会行为理论诊断及社会回避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模型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解释了非外貌缺陷群体的抑郁发展，或者抑郁最初是如何或者为

    什么发生的。

    最近摩斯(Moss)和卡尔(Carr)探讨了使用“多面自我”概念作为解释外貌缺陷适应

    的一个方式。适应不良者被假定出现在有外貌缺陷个体中，对他们来讲，外貌是自我概念中

    一个比较关键或重要的方面；自我方面以与外貌无关的信息为代价，被与外貌相关的信息所

    占据(区分)；自我概念在认知上较复杂。因此，那些对自身外貌适应有困难的个体倾向于

    对自己产生消极看法，而这又通过对信息和事件的解释得到强化(Moss和Carr，2004)。研

    究人员都承认社会支持和应对策略这些变量的影响仍然需要考察，而且应该将其应用到无可

    见差异个体身上，然而，这个框架确定的干预领域或许能补充现在的认知行为疗法或社交技

    巧训练。

    总的来说，这些模型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集中于认知行为概念、回避和隐藏作

    为应对策略，以及外貌的相对重要性。然而，这些模型仍需要在可见差异者和正常人群体中

    得到彻底检验。用于特殊病情或治疗的模型

    有些模型尝试解释特殊病情或治疗群体的外貌问题。例如，怀特(White)再次基于认知

    行为理论提出了癌症治疗患者外貌改变的影响模型。这个模型提出，心理抑郁、消极思维和

    适应不良的应对策略在癌症患者中是明显可见的。这些患者认为外貌特别重要，并且癌症已

    经影响了他们身体上特别有价值的部分(White，2000)。然而，怀特指出情况并非一直如

    此，个体差异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White，2002)。怀特的研究的意义是，他还强调人对外

    貌的投资并非是持续不变的，它也会受到时间、疾病状况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虽然这个模型

    是专为描述癌症患者的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但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病患，并可以对干预提供一

    个有效的框架。然而，这个模型过分强调解释是什么决定了身体部位的重要性。

    萨沃尔(Sarwer)等人提供了一个针对整形手术动机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身体意象和

    自尊受到身体外貌的现实情况、发展性因素(例如对外貌的嘲笑)、社会文化(例如媒体中

    描述的理想标准)和感知(例如对体形的评价)等因素的影响。身体意象的效价(外貌对自

    尊的重要程度)与身体意象满意度(价值)相关。具有消极或低水平效价的个体不可能寻求

    整形手术，不管他们对自己的外貌是否满意；那些具有高效价的个体(身体表象对其具有重

    要作用)如果不满意于自己的外貌，则可能去做整形手术(Sarwer等，1997)。这一模型需

    要在进行非手术整形治疗如注射肉毒杆菌的群体中进行详细考察，但萨沃尔和克里兰

    (Crerand)认为这一模型也同样适用于这些情况(Sarwer和Crerand，2004)。这似乎对手

    术的态度是重要的，并且也需要继续考察这一框架能否应用于其他情境，如通过其他方法

    ——文身或日晒，来改变自己的外貌。

    模型的使用

    很明显，虽然有一系列理论模型推动了现在的研究进展，但它们没有提供对个体外貌体

    验的全面理解。曾有人提出专业人员使用的理论和个体观点之间存在差距(Bond和

    McDowell，2001)。尽管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特定外貌模型，但其成功性和有效性却很有

    限，需要得到进一步检验和修正。然而这些模型确实推动了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它们可以

    指导研究和干预措施的发展，并可以提供目前急需讨论和争议的焦点。本领域的新近研究者

    也许会发现这些模型非常有帮助。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模型限制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

    对新的思想或各种因素间关系的复杂性失去判断力。学界对于患者进行面部移植手术时的选

    择和准备的心理问题的考虑，证实了当面对缺乏先前研究证据和文献的新情况时，使用这些

    理论框架具有潜在益处(Clarke和Butler，2004)。在本例中，克拉克和巴特勒证明了先前

    源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决策决定研究是如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指导，尽管他们的思维显然并没

    有被所选择的理论框架所限制。

    指导外貌研究和实践的理论框架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确定能够组成框架的几个问题而不是只对其进行说明，似乎是

    有用的。在一个可检验的框架内整合有关外貌抑郁的发展、维持和管理的信息，对研究者和

    临床医生都非常有帮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之前的研究者进行合作，一致达成了促进外貌

    问题考察的框架，对临床干预的研究和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见图2.1)。这个框架集中于输

    入诱病因素、干预性认知过程和结果变量。虽然诱病因素(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文化因素)

    在适应中能起到一定作用，它们却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发生改变。相反，认知过程(自我感知、社会比较)在干预中改变较多。这一框架表明，与外貌相关的理念受到了诸如文化、审

    美和同伴群体压力等诱病因素的影响，继而导致身体外貌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外貌在自

    我概念中的重要性随着情境和时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部分变化取决于个体过去记忆以及对

    当前社会环境的注意和评价。这种情况再一次说明，个体对自己的外貌评定或积极或消极，这个评定是可以改变的。在文化观念的比较中获得的自我评价过程，个体对社会交往对象的

    评价，以及对外貌可见性的主观感知，产生了个体的外貌理念。同时，归因风格、应对过程

    和社会支持这些过程影响了个体对外貌的理念和评价，也许也会对抑郁产生恶化或改善作

    用。许多人会达到或是超过主观标准，也就是说个体对自己的外貌满意，他可以通过衣着、化妆等方法提升自己的外貌以达到一个自己可接受的水平。如果没有达到主观标准，那些积

    极应对的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比如良好的社交技巧)和重新评估他们对外貌相对重要性的

    理念。那些极为看重外貌的个体在将自己与主观标准进行比较时，会认为自己是失败的，继

    而采取消极应对策略，他们可能会体验到适应不良，并表现出社会焦虑、社会回避

    (Newell)和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表现出的耻辱和敌意情绪(Kent和Thompson，2002)。适应

    不良可能会导致个体寻求治疗和支持。虽然这些方面在模型中被描绘为“结果变量”，但它

    们也确实影响着认知过程，因此，此框架是动态的，应该以非线性方式进行建构。这个框架

    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解释个体对外貌的积极体验和报告，因为它不是单纯问题指向的。

    图2.1 一个有助于外貌担忧研究和干预的理论框架

    这个框架与之前概括的一些模型有相似之处，例如卡什的身体不满意模型。然而，卡什

    致力于通过呈现整体的复杂过程来解释身体发展和体验，而上述框架则致力于对提供支持和

    干预给予直接的指导，因此其关注点在干预和能够改变的因素。根据可见差异个体和正常个

    体报告的外貌担忧性质的相似性，以及调节或减轻外貌抑郁的变量，这个框架有可能适用于

    这两个群体，但还需要检验。

    总之，大量的理论和模型已被用来尝试解释个体对外貌的体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

    模型能提供一个全面的框架来指导研究和临床干预。今天，本领域研究者面对的主要问题是

    对有用的框架进行发展、检验和补充，当然不排除先前论及的超出框架之外的思维。在这方

    面进一步有效的探索是使用比先前研究中范围更广的研究方法。相关拓展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取向

    学术界普遍认为(Thompson和Kent，2001)对可见差异的研究过于依赖定量研究，混淆

    了原因与结果。这一批评也同样适用于针对更广泛群体的外貌研究。有人认为，定量研究将

    某些复杂的东西如情绪和心理反应、有可见差异的体验简化为一系列的数字，这样做的结果

    是使其丧失了情境的个人意义。事实上，已经有人讨论过(Vance等，2001)定量研究方法不

    能推进对敏感的外貌问题的讨论和报告。同健康心理学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外貌和缺陷研究

    适合不同的方法和方法学——研究者的首选应该是那些最适合于考察情境和问题的方法。因

    此，在本领域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也获得了研究者的支持，然而定性研究的潜力依然有待全面

    开发。

    我们之前曾提到过，个人描述在提高缺陷个人影响的意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Lansdown

    等，1997；Partridge，1990；Piff，1998)。这些私人的、定性的记录解释了，个体通常是

    如何从可见差异中找寻到了积极体验，并且从这些文献中开始提出缺陷复原力的概念

    (Mouradian，2001)。正如我们在整本书中强调的，确定出区分那些适应良好或不良的个体

    的因素成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并且越来越清楚的是，定性研究在这一方面可能起

    到重要作用。最近本领域中使用较多的方法是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Thompson等，2002)、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

    Halliwell和Dittmar，2003)、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Johnson，2004；Wahl，2002)、人种学分析(Banister，1999)，或者各种取向的联合，如约翰逊(Johnson)等人

    将IPA与谈话分析相结合(Johnson等，2004)。

    弗里思和格利森认为，定性研究取向的一个关键优点是，使用的技术可以提供类似于日

    常谈论外貌担忧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在可见自我和外貌的管理和协商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次

    访谈可能提供一个更接近人们自然处理外貌问题的方式，胜过那些帮助个体表达外貌担忧的

    量表或测量工具(Frith和Gleeson，出版中)。本领域中使用的许多定量性测量工具的局限

    性在本章前面部分已有概括。

    弗里思和格利森也认为，从被试的观点来看，在访谈情境中谈论外貌可能是一个较令人

    满意的方式，来讨论那些可能具有敏感性和痛苦性的问题，并且可能创造出更多支持性和可

    告知的体验。访谈还可以帮助个体建立和形成想法，澄清一些以前没有思考透彻或清晰的想

    法，帮助他们讲出问题的细节和复杂性——有时这些问题是不会被鼓励拿出来分享的。他们

    还认为定性研究方法是有效的，因为传统实证研究的那些效果良好的测量工具，要求研究者

    在数据收集前要非常了解其使用范围。然而，因为研究的问题并不是总是那么明显，定性研

    究者认为除了开放式问卷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获得对被试的洞察。

    弗里思和格利森还强调，实证健康心理学可以集中于问题的复杂性，接近于分析(一旦

    数据收集，通常使用相当复杂的多元分析技术)，但定性研究可以关注数据收集本身的过

    程。被试会被要求描述特别复杂的情境、探究特殊情境以及对不同情境进行比较，这种方法

    可以使研究者考察个体不同担忧、价值观和动机的复杂性，这些方面决定了个体对其外貌和

    自我表现策略的管理。

    然而，定性研究的推广使用并非没有困难。第一，就像所有的外貌研究一样，在鼓励被

    试详细描述自己的体验方面，定性研究可能存在失败的危险。那些受外貌困扰的个体是抑郁

    的，需要建立合适的提供支持的推荐途径或资源，并且它们要容易获得。第二，虽然定性研究可以提供对先前未研究过的问题的详细理解，但不能将研究结果概括化。使用定性研究方

    法的研究者也许会发现，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只对可概括的定量研究有信心，因

    此他们的研究结果或许对政策制定和医疗制度影响较小。第三，定性研究方法依赖于那些能

    够确定并报告出自己体验的被试。为了获得对缺陷和其他外貌问题影响的理解，研究需要更

    广泛的社会群体(如家庭成员)的参与，但研究者可能面临接触不到其情感和无法与其进行

    广泛交流的问题，可能这些问题在家里容易被忽视，或没有公开讨论过。确实，对皮肤病患

    者进行的以访谈为基础的研究就受到了帕帕多普洛斯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只能确

    定那些个体意识到的且乐于报告的抑郁，而许多潜意识影响并未被其考虑到(PaPadopoulos

    等，1996b)。

    焦点小组

    研究者现在对定性研究运用得更加广泛了，且许多这类研究都包含了访谈。更广泛地使

    用各种定性研究方法和工具的潜力很大，例如焦点小组(focus group)研究或Q分类方法。

    焦点小组被用来考察中学生的身体意象、减肥态度和行为(Bond和McDowell，2001)、男孩

    和成年男性的身体意象(Grogan，1999)、儿童和青少年对文身风险性的意识(Houghton

    等，1995)以及患有可见差异如硬皮病个体的体验[硬皮病是一种罕见的慢性疾病，除了使

    人非常疼痛外，还会引起皮肤变粗、肿胀，(Joachim和Acorn，2003)]。这种研究取向的

    一个潜在优势是，焦点小组可以提供机会让具有相似问题的个体进行交往。因为小组干预的

    成功可能部分归因于被试与其他个体的接触，所以焦点小组对被试和研究者可能都是有利

    的。然而，因为社会情境可能提高对外貌担忧个体的焦虑，所以邀请个体参与焦点小组本身

    就会对他产生压力。对一些个体来说(如头颈癌患者)，缺陷也许与个体机能不良或交流问

    题有关，这使得个体很难参与到以访谈为基础的研究中，特别是如果小组情境会增加个体交

    流有问题的自我意识时。第7章讨论了向个体提供小组支持时的困境，这些个体认为是自己的

    外貌导致了他们对社会交往的焦虑。

    视觉法

    视觉法(visual method)也有可能在外貌研究中得到更多的使用。先前的研究通常会使

    用图片刺激来考察第三方对他人外貌的感知。例如对图片肖像的偏见，评定面部有疤痕的人

    比没疤痕的人吸引力更低、更不诚实(Bull，1979)；有经验的护士相对于她们没有经验的

    同事，认为头颈癌患者的图片缺陷水平低(Lockhart，1999)；研究者对“前后对比”图片

    的双盲测验发现，认识行为治疗干预对白癜风身体伤害有积极影响(Papadopoulos等，1999a)。斯坦福(Stanford)和麦凯布(McCabe)使用摄影术电脑图像技术比较了现实和

    理想的“身体意象”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超过90%的被试两者之间存在差异(Stanford和

    McCabe，2002)。然而，外貌和身体意象是复杂的三维结构，静态的二维照片或电脑图像不

    能模拟出其身体的整体感，他们也没有考虑人格和社会关系在个体对他人感知上起到的中介

    影响(Bradbury，1993)。

    在健康心理学中，图片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最近已获得诸多学者的信任(Radley，2001)，但在外貌研究中它还没有得到充分运用。根据被考察对象的视觉性质进行研究是令

    人惊奇的，并且它似乎有许多潜在的用处和益处。该方法要求被试建立一个关于自己体验的

    图片记录，能促进访谈中他对体验的回忆，并且使被试可以控制数据收集的时间和过程。汉

    纳(Hanna)和雅各布斯(Jacobs)完成了一项小范围研究，他们使用图片考察了4名癌症儿

    童如何描述自己的健康状况(Hanna和Jacobs，1993)。虽然这并未针对被试外貌，但健康的身体外貌也是需要确定的方面之一，何况照相机在儿童中本就很流行。很明显，这是让儿童

    和青少年参与研究过程的一种方法。同样，对青少年女性进行的研究表明图片或绘画如何促

    进年轻人能够更容易地谈论外貌相关问题的能力(Frost，2003)。

    观察法

    布洛德认为，在应用型、临床情境中的外貌研究需要更多地使用观察法(Broder，2001)。外科手术会诊的记录和分析可以有效地考察讨论外貌和身体意象问题、呈现治疗选

    择以及制定治疗决策等情境和方式。但是，记录过程可能具有干扰性，会影响健康专业人员

    对情况的处理和或患者参与的程度，随着相关的起诉事件越来越多，外科医生可能极不情愿

    让他人记录自己的手术会诊。

    混合法

    最近，联合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取向的益处在健康心理学中引起了较多注意，这两种范

    式基本上是相容的，它们的结合为社会和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取向(Tashakkori和

    Teddlie，1998；Yardley，2001)。在认识到多样性的好处时，这一取向会更强调研究问题

    而非研究方法(Bowling，1997)，虽然它对研究质量仍然要求进行严格评估(Yardley，2001)。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发现不必同时发生，而且混合取向可能会产生既不同于定量研究

    方法也不同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果(Yardley，2001)。然而，这两种方法在一起运用能够让

    研究者对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相对于只使用一种研究方法而言。

    我们的经验是，混合方法所具有的弹性会使我们更充分地利用各种取向进行数据收集和

    分析以方便预期读者。例如，如果研究目的是影响烧伤治疗的提供情况，那么合适的方法是

    在医学研究中使用定量研究方法，而对于健康专业人员或知识较不完备的政策制定者则使用

    定性研究取向。定性研究的证据可能对定量研究结果产生有力的解释和澄清。

    行动研究

    本领域的研究者也能从那些使个体对研究和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方法中获益。例如，邦德(Bond)和麦克道尔(McDowell)报告了一项关于青少年对身体意象态度和行为的研

    究，他们就使用了这种参与式研究方法。在这项研究中，焦点小组中的青少年成员进行讨

    论，决定了在较大被试群中使用的问卷的内容(Bond和McDowell，2001)。与之类似的是，洛夫格罗夫和拉姆齐也阐述了一项行为研究，在研究中青少年参与到对干预的设计和补充

    中，这项干预旨在应对学校中的与外貌相关的担忧和欺凌。在卫生保健决策中增加参与的运

    动，使这一取向更为合理。确实，英国NHS(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研究管理机构的执行表

    明，在研究道德委员会的正式批准未授予之前，研究者应该同具有代表性或相似的被试对可

    能的研究进行商议。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也许会寻求有关自助或支持小组成员的意见。但

    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要求对服务机构来说可能负担过重，因此对寻求支持的个体提供的资源

    和可用时间有危害性影响。研究结果的推广

    最后，研究者对本章中陈述的许多困境做了合适通常也是困难的决定，在成功地完成了

    相关任务后，他们必须在研究结果的传播上发挥出充分的想象力，以保证这些结果能够传达

    给他们的预期读者，即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专业学者和决策者。工作在应用领域的研究者不

    能只依靠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影响实践和医疗的方式，学术会议、工作坊、网站和时

    事通讯可以作为将研究结果的影响最大化的途径。

    总结

    我们希望本章明确地表达出以下内容：正是研究者目前面对的诸多各样的复杂困

    境，才使得本领域的工作令人兴奋且富有挑战性。尽管许多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些困

    难，并且已经承认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存在缺点，但是相关研究仍进展缓慢。从编制测

    量工具、建立模型，到解决实践上和后勤上的问题，研究者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然而，外貌研究也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帮助他们开展了具有激励性、发人深省且最终获益的研

    究。

    本章摘要

    ◆ 在对外貌和缺陷相关问题的心理研究中，研究者面临一系列方法、理论和逻辑上

    的挑战；

    ◆ 外貌研究是一个特别感性、令人痛苦的课题，本领域的研究者需要对这些问题有

    较敏感的认知；

    ◆ 在对被试的获得和招募上可能会遇到问题，对可见差异问题进行研究的那些个体

    面临的一个特别挑战是要区分和招募那些与卫生保健系统或支持组织没有联系的个体，对男性被试、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个体，以及那些被诊断为患有罕见可见差异的个体的

    招募，被证明尤其具有挑战性；

    ◆ 将外貌定义为一种现象而不是将研究集中于特殊病情或群体身上，可能会有所收

    获，但是这种取向也有局限性；

    ◆ 本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回溯性的、跨时间段的和定量性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对其

    进行前瞻性、纵向的研究；

    ◆数据收集的时间和情境需要认真考虑；

    ◆ 本领域采用了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然而仍然需要使用更多的研究方法；

    ◆ 尽管研究者运用了大量的模型和理论框架，但我们对于把握外貌问题的复杂性还

    是常常不够恰当和充分，我们需要一个整合的、预测的和可验证的理论框架，以提供有

    整合性的概念，评估来自各方面的证据，为临床运用提供清晰的指导；

    ◆ 尽管我们也许会遭遇一些困难，但对外貌心理学的研究终究是一项激励人心、发

    人深省和对人有益的课题。

    讨论

    ◆ 设计一项研究，了解可见差异的心理社会影响。思考在努力招募被试参加你的研

    究时会遇到什么问题？你会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讨论健康心理学在对外貌的研究中使用的定性研究方法的优缺点。

    ◆讨论为什么外貌常常被健康心理研究忽略。

    ◆ 讨论为什么在健康心理学其他方面得到广泛运用的社会认知模型，在解释个体对

    外貌的体验时却是不恰当的。第3章

    普通人的外貌与身体意象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对外貌感到不满

    在西方社会，人们对外貌的担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大家越来越沉迷于自己的外

    表，并且许多人对自己外表的不满程度日益增加。对自己的身体不满这种情况在8岁以上人群

    中已经变得相当普遍(Grogan，1999)，这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行为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包

    括使他们参与饮食养生法、锻炼身体以改变体形、产生社交焦虑和社交回避、在美容产品上

    进行巨额消费及冒险做整形手术。罗丁及其同事提出了“标准化不满”(normative

    discontent)这一术语来描述当时人们对外貌不满的水平(Rodin等，1985)。

    外貌的哪些方面最令人担忧？1997年的《今日心理》身体意象调查结果表明，56%的美国

    女性被试回答说对自己的整体外貌不满意。她们报告的主要不满原因是腰围不苗条(71%)、体重不标准(60%)以及肌肉不结实(58%)。近43%的男性对他们的整体外貌不满。与1972年

    和1985年所做的较早调查进行比较发现，女性对整体外貌的不满意从23%上升到了56%，而男

    性则从15%上升到43%。

    面部是被试不满意的焦点，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体正在打算进行或正在进行侵入

    性(invasive)的面部整形手术，常见的干预方式包括眼睑整形术(眼睑提升术)、面部提

    升手术、耳部手术、鼻整形术(鼻部手术)、隆下颌术或下颌角缩小术以及注射降低皱纹易

    见性的胶原质或肉毒杆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