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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美)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徐德林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A Life Beyond Boundaries：A Memoir

    ISBN 978-7-208-15151-2

    Ⅰ.①椰… Ⅱ.①本……②徐… Ⅲ.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4779号

    书名：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者：徐德林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李頔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151-2C·56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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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

    序

    第一章 移动的青春

    第二章 区域研究

    第三章 田野工作

    第四章 比较的框架

    第五章 跨学科

    第六章 退休与解放

    跋

    索引写在前面

    戴锦华

    就这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中文

    版将与读者相遇。捧读它的，也许是那些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

    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也

    许是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

    战”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

    这部奇特的自传原本应日本读者或曰知识界之邀而写作，最

    初以日文版面世，如今，在迟来的英文版由Verso——《新左翼

    评论》的原生地，也是欧美批判理论重镇出版后，经由德林的译

    笔，抵达中文世界。

    犹记得2014年安德森受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之邀

    访华时的盛况。不仅是系列讲座时人潮涌动、场场爆满的盛景，而且是各类媒体趋之若鹜的狂热。彼时彼地，不时需要朋友

    们“掩护”以逃离媒体围堵的安德森，带着老顽童式的、半是真心

    迷惑半是狡黠戏弄的笑容追问：“啥事情啊？中国读者为啥如此

    爱我？”

    一个玩笑，也是一个细碎而重要的思想时刻：相遇，碰撞或

    擦触，交流或误读。如今，《椰壳碗外的人生》在《想象的共同

    体》流布中文世界很久之后，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辞世之后到

    来，如同一阙悠悠的回声，也如同一个重要的脚注或一则历史与

    个人生命的底景，令我们得以在分享一个人、一位学者的生命轨

    迹与心路历程之时，上溯或叩访一段20世纪的历史，一本重要著

    作也是思想生成的历史——它的历史语境、质地，和历史的规定

    与限定。的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战后美国学术界的诸多明星学者

    之一。他的生命故事已刻满了那一独特的历史时段的印痕。曾

    经，在美国，非西方的或非主流学科(诸如区域研究)的学者，以他们基于批判立场的“边缘”论域或身份赋予的“视差之见”而改

    写了美国学术的流向，重新规划思想的路径，引领着学术的潮汐

    起落。《想象的共同体》，一部关于战后东南亚的区域研究的学

    术专著便这样胀破了美国大学学科划定的栅栏，溢出学院的高墙

    与孤岛，成为关于民族主义——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战后全球最突出的政治实践之一——的突出而极具启示的思

    想资源。或需赘言的是，区域研究，是战后美国最引人瞩目的晚

    生学科之一，冷战格局，是其最为基本且重要的坐标参数；一如

    殖民主义历史，曾是欧美人类学之为大学学科的基本参数。此

    处，存有一个有趣且多重的历史节点：区域研究，一度意味着欧

    美中心世界的“外部”研究，同时意味着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独

    立建国运动对欧美世界的震撼、威胁与闯入。这一新领域意味着

    全球冷战结构之下，西方阵营对冷战对峙、全球分裂之“脆弱地

    带”的不无焦虑的紧张注视，同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序号为三的

    世界正在改写欧美主导的地缘政治与知识谱系。昔日，作为区域

    研究又超越了区域研究的专著《想象的共同体》无疑也坐落在这

    个历史节点上：前殖民地、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建国意味着现代性

    逻辑的扩张及全球化进程新的段落，同时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全球

    化进程陡然涌入了诸多未知与变数。东亚地区现代国家的建立中

    民族主义叙述的神话或想象性特征是具体的、历史的区域研究成

    果，同时是回映作为民族主义之原产地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及其

    论述的一面镜。如果说，区域研究的预设是在欧美主体位置上的

    客体考察，那么《想象的共同体》所开启的论域则是主体反思或

    自我批判。

    或许，这也正是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的意义所在，它把

    我们带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生命故事，同时带往历史现场，带

    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现代历史为自身制造的暴力戛然折

    断再重组的特殊段落。我们将在其中读到，一位北美学者的区域

    研究并非新一轮朝向并深入“黑暗之心”的旅行，而是愈加深广的全球流动的多重旅行线路，是远为繁复有趣的多程往返。如果

    说，第三世界的腹地曾是19世纪欧洲想象中的“黑暗之心”，那么

    深入“黑暗之心”的安德森，事实上出生于中国云南，可谓来自“黑

    暗之心”——西方文明的外部与未知处。尽管“英国作家”、“英国

    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暗之心》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亦原本来自昔日欧洲西欧的边陲地带：东欧。

    阅读《椰壳碗外的人生》无疑会将我们带向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学

    者的生命记录，同时带给我们一份感性丰盈的提示：关于历史刻

    度，关于主体位置，关于学科设定的历史与现实预设及其偏移，用以校订并确立我们——今日中国读者、学者、当代人的自我定

    位与反思。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世纪之交的国际情势与张

    力、后冷战时代的“冷战”余音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实践及错综，造

    就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我们所身在的东亚、东北亚地区的极

    盛。《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接受自身已构成了民族主义省思与

    实践的新的章节段落。今日，阅读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

    生》，在享有阅读一本传记作品的乐趣的同时，我们间或获得了

    某种历史的校准器，令我们在获知、还原安德森理论的历史与学

    术语境的同时，获得通过或借重他、他的思想再度深入我们自己

    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与切口。

    此书的题名趣味盎然：《椰壳碗外的人生》。我们也可以带

    着安德森式的大而狡黠的微笑，将其戏译为“跃出深井之蛙”。超

    越“椰壳碗”这一封闭、逼仄的世界与视野，望向“小小寰球”，或

    许正是大于安德森学术的思想与生命启示吧。唯需赘言的是，在

    安德森的生命故事中，那只椰壳碗，不是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而是为欧洲“原创”的、作为现代逻辑的国家暴力自身。序

    本书的缘起非常与众不同，我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满足英语读

    者的好奇心。它是在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的，当时日本NTT出版

    公司的优秀编辑远藤千惠(Endo Chiho)女士碰巧看过先前出版

    的拙著的日译本，尤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在她看来，日本青年学生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

    出生、求学和成长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时代语境，几乎一无所

    知。虽然“西方”政治家、艺术家、将军、实业家和小说家的传记

    和自传唾手可得，但学者的传记和自传却寥寥无几。她的想法是

    出版一本小书，介绍我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

    历，在印度尼西亚、暹罗[1]

    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

    高校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但我对日文一窍不通。怎么办

    呢？她意识到必须要说服我写出一个简单易懂的英语文本。但关

    键是要找到这样的一位日本知名学者，他既精通英语，又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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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加藤刚(Kato Tsuyoshi)来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社会

    学和人类学。正是在这一年，我写完了我的博士论文(关于“二

    战”期间日据爪哇与随后的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成为了一名

    资历非常浅的政治学老师。因为加藤刚决心要到印度尼西亚的苏

    门答腊岛(Sumatra)西部做田野调查，我被指定为他的三位导师

    之一。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尤其是因为他那令人愉快的狡猾

    的幽默感。他很快就学会了学术英语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语言。完

    成了极具原创性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回到了日本，先是任教于东

    京一所耶稣会的“国际”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大学，那里是日本的

    东南亚学术研究中心，并成为了杰出教授。我们经常在那里会

    面，朋友关系更加牢固了。他告诉我，他认为远藤千惠女士的整体思路很好，而且他已

    经制订出一个讲求实用的系统计划，要是我愿意接受它就好了。

    他说诸多日本学生和老师因为不太了解英语、法语、汉语等语

    言，对国外学术几乎一无所知。教授们也对学生采取家长制态

    度，使得年轻人不必要地胆怯。

    我的第一反应是尴尬地拒绝。西方的教授们几乎没有生活情

    趣。他们的价值观客观、严肃、得体，而且——至少表面上——

    不出风头。他回答说我已经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接受过教育，而且我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尽管我在

    美国任过教，但我的观点却与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观点迥然有

    别。所有这些将帮助日本学生基于不无裨益的比较进行思考。他

    希望我们联袂而行。我将按照远藤千惠女士和他本人拟定的大纲

    写出一个初稿，而他将翻译我所写下之文字。他会来我家待上一

    个月，让我解释难以理解的段落，更正各种错误，帮我润色文

    字，以及为我介绍日本的教育。

    我最终投降了，因为加藤刚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工作非常

    努力，是唯一能够执行这个计划的日本学者。我默默安慰自己

    说，至少我永远不会看即将面世的这本书。但我将以一种模糊的

    方式与日本学生直接交谈。本书是在2009年出版的，非常雅致，远藤千惠女士和加藤刚甚是欣慰。

    从一开始，我弟弟就力劝我出一个英语版本，但每次我都拒

    绝了。但是，到了2015年，我因为多种原因改变了主意，尤其是

    次年我就年届八十这一事实。2009年退休以来，我一直在勉力而

    为的工作与我的“事业”几乎无关，包括泰国杰出电影导演研究

    《暹罗乡村黑暗势力的恶化》(The Decay of Rural Hell in Siam)、民间传说在菲律宾革命中的作用、广告不断演变的意义等等，还

    包括各种翻译和一位了不起的华裔印尼记者、历史学家的立项传

    记。这些全都与日本的教育没有太多关联，高校在英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衰落除外。更不用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惨状。

    然后是“英语”的问题。一切讹误、种种乏味、记忆差错、愚

    见蠢事和时常无聊的笑话，责任悉数在我。

    因此，这本经历相当曲折的小书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翻译

    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妄自尊大的地方主义的危险，或者说忘记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相关的危险。第一章 移动的青春

    193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中国昆明，那是在日本大举侵犯

    中国华北的前夕，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还有三年。

    1941年的夏天，就在我要满5岁之前，身体抱恙的父亲决定取道

    美国把全家带回中立的爱尔兰。

    然而，当我们的轮船在旧金山靠岸之后，我父亲意识到，大

    规模的大西洋潜艇战已让归途化为泡影。因此，我们留在了加利

    福尼亚，后来去了科罗拉多，直到纳粹德国战败。然后，1945年

    夏天，我们登上了回爱尔兰的轮船，船上满载的大部分人依然是

    奔赴欧洲的美国士兵。那时我差不多9岁了。我父亲第二年去世

    了，尽管如此，我那来自英格兰的母亲仍决定我们留在爱尔兰。

    我上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的那些年正值冷战岁月，见

    证了昔日强盛的大英帝国快速瓦解。就我能记得的而言，冷战并

    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倘若我不是足够幸运地居住在爱

    尔兰，我很可能在18岁的时候(1954年)被征召入伍，到马来

    亚、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为奄奄一息的帝国打仗，并且很可能非

    死即伤。

    另外，我是在电视时代之前长大的。然而，我们听了很多收

    音机广播———一种在做家务、写作业、玩牌或者下棋的时候提

    供乐子的媒介。晚上，我们经常收听BBC连播的、由非常优秀的

    演员朗读的小说佳作，所以，我们的想象中尽是像安娜·卡列尼

    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爷、尤赖亚·希普、德伯家的苔丝一样的

    人物。

    旅行剧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爱尔兰遍地都是优秀

    演员。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很多莎士比亚戏剧(在我们把它们作为

    教材阅读之前)，还可以看到享誉世界的爱尔兰剧作家的作品，包括萧伯纳、王尔德、谢里丹、奥卡西和其他人。美国流行文化

    对我们来说仅仅是边缘性的，见诸本地电影院上映的西部片和迪

    斯尼动画片。

    上述一切是很容易彻底不同的。倘若我的父亲把离开中国推

    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或

    许最终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亲不是爱尔兰人，我很可能就会在

    英国被抚养长大，并到海外去为帝国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

    些，我很可能就会沉溺于电视，懒得去剧院。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非常优秀的家长，他们热心、有趣、心胸

    开阔。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弟弟罗里(Rory)——现在众所周知

    为佩里(Perry)——和妹妹梅拉妮(Melanie)，都非常依恋他

    们。可以说，我们非常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我父亲名叫谢默斯[·詹姆斯]·奥戈尔曼·安德森

    (Seamus[James]O’Gorman Anderson)，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

    血统的后裔。正如他们的姓奥戈尔曼所暗示的，他母亲一系的男

    性祖先是爱尔兰人。他们拥有悠久的政治激进主义历史，反对英

    国在爱尔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位奥戈尔曼兄弟，即我高

    祖和他弟弟，参加了由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

    会叛乱(United Irishmen Rebellion)。结果他们蹲了一段时间的

    监狱，受了皮肉之苦。1820年代，他们两个都是丹尼尔·奥康奈尔

    (Daniel O’Connell)创立的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

    的核心成员，该协会致力于结束对爱尔兰天主教大多数长达一个

    多世纪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歧视。他们的侄儿之一参加了发生

    在“爱尔兰大饥荒”(Irish Potato Famine)中期的1848年起义。起

    义失败后，他先后逃到了巴黎和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后来

    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他最终任职于纽约州高等法院。

    1874年，我父亲的外祖父珀塞尔·奥戈尔曼少校(Major

    Purcell O’Gorman)当选议会下院成员，代表小城沃特福德

    (Waterford)，后来成为了查尔斯·帕内尔(Charles Parnell)领导下的爱尔兰地方自治联盟(Home Rule for Ireland Bloc)的一名

    重要成员。(据说他体重有三百多磅，是“议会之母”[Mother of

    Parliaments，指英国议会]的第一大胖子。)但是，他娶了一位信

    奉新教的英格兰女人。在那个宗教宽容的时代——它行将消失于

    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在位期间，借助如下地方法规，跨

    信仰的异教通婚问题得以巧妙解决，即儿子信奉父亲的宗教，而

    女儿则信奉母亲的宗教。因此，我的祖母是新教徒，她的哥哥却

    是天主教徒。

    我父亲的父系血统差不多相反，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意

    思是17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侵略者的新教后裔，他们攫取了土著

    爱尔兰人的土地，并作为乡绅定居了下来，数代之后就渐渐地觉

    得自己是非常地道的爱尔兰人。我祖父的家族中出过很多军官，其中有一些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阿富汗和缅甸当过兵，或者在

    大英帝国扩张期间驻扎在香港和印度。

    我的盎格鲁—爱尔兰祖父同样在大英帝国军队中干出了一番

    事业，他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在那个时代，盎格鲁—爱

    尔兰人的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其他儿子通常成为牧师或者军

    官。)他在专门培养工程师的位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皇家

    陆军军官学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接受过训练，到印度、缅甸和英属马来亚服过役。在我父亲出生的槟榔屿(Penang，又

    译槟城)，他修了一个迄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饮用水蓄水池，以及

    一个现代港口。今天，人们站在槟榔山(Penang Heights)上依然

    可以看到一座爱尔兰风格的小宅的遗迹，那是他为他的妻子，珀

    塞尔·奥戈尔曼的女儿，我的祖母设计的。他属于最早对密码学感

    兴趣的那批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领导了战争指挥部

    (War Office)的密码工作。有时候我在想，我是否从他的基因

    中继承了我一辈子对填字游戏的迷恋。

    这些祖先的历史大多是我在1960年代中期才发现的，当时我

    开始认真思考该为自己选择哪国国籍，并最终决定申请爱尔兰国

    籍。童年期间，我到外国旅行用的是我母亲的英国护照，后来也没有对此进行过太多思考，用的是我自己的英国护照。在长大成

    人的过程中，毋庸讳言我们拥有灵魂与个性，但很少困惑于身

    份。身份主要关乎计算或者对一具尸体的法医考察。

    我选择爱尔兰国籍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原因。越南战争正

    如火如荼，在相距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反共军队已然夺取权力，屠杀了大约五十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些事件巩固了我的左

    翼情感。另一个原因更具个人色彩。我的弟弟和妹妹已经决定保

    留他们的英国国籍。我认为我得把申请爱尔兰国籍归因于我父

    亲，他在我出生的时候让“宗族的”名字奥戈尔曼成为了我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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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我能证明我父母或者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出生在爱尔

    兰，爱尔兰国籍本来是可以轻易获取的。(我父亲出生在槟榔

    屿，因为我祖父驻扎在那里，而我母亲出生在伦敦。)不幸的

    是，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武力反抗英国人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

    (Easter Uprising)期间，反抗者烧毁了保存爱尔兰出生证明的大

    楼。然而，幸运的是，我母亲有一位朋友的业余爱好是研究沃特

    福德郡的家族谱系，他找到了上文提及的大部分信息。我把它送

    给了我们地区的议会代表并获得了他的帮助。因此，1967年，我

    收到了我的第一本爱尔兰护照。

    我父亲年轻时好动、勤奋。1912年时，他21岁，尚未完成在

    剑桥的学业，他自愿加入了名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CMCS)的奇怪机构。它最初是由英国

    和法国帝国主义者所设立，旨在确保清朝支付在1860年第二次鸦

    片战争期间北京城破之后被强加的巨额赔偿。实际上，它控制了

    中华帝国与外部世界的海上贸易的税收。久而久之，该机构的成

    员国数量有所增加，包括俄国、德国，甚至日本。它的宗旨也逐

    渐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它越来越多地设法服务于它所认为的中国

    的真正利益，尤其是在1911年清朝崩溃、军阀混战时代开始之后。

    我父亲证明了他是位一流的语言学家，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为保证其雇员流利使用中文口语和书面语而设立的高强度课程

    中，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除了中国政府以外，他变得非常喜欢

    中国和普通中国人。他还对中国文学涉猎广泛。他去世之后，我

    那相当一本正经的母亲吃惊地发现，他的藏书中有一套带插图的

    书是第一代(激进的)中国性学家出版的，反抗强迫卖淫和诸多

    中国妇女的悲惨境况。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结识了斯特拉·本森

    (Stella Benson)这位令人钦佩的人物，她既是坚定的女权主义

    者，也是极具天赋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

    小说和游记。为了在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和医院工作，她来到了中

    国。他们在伦敦休假期间结了婚，决定要驾车穿越美国度蜜月。

    父亲特别着迷于美国的历史。他们从那里坐船去了中国，这一次

    轮到斯特拉着迷了。

    1933年，斯特拉在中国去世，年仅41岁，父亲伤心欲绝。然

    而，1935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我母亲，娶了她，带着她一起回到

    了中国。我父亲不喜欢在大城市里坐办公室，因此选择了去边远

    站点度过他的大部分服务岁月，在那里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精

    力。在厦门的时候，他指挥过快艇小队拦截诡计多端的华南走私

    犯。但此时他不得不面对控制着鸦片生产和销售的云南当地军

    阀。我母亲喜欢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述昆明附近长满了亮粉色的东

    方罂粟的丘陵大山。我常常这样想，是我父亲身上的爱尔兰天性

    使得他如此思想独立、喜欢冒险。我对他的记忆仅仅能回溯到他

    已病入膏肓，不断进进出出医院的时候。但他总是热情似火、爱

    心满满、妙趣横生。

    我的英格兰母亲婚前名叫维罗妮卡·比格姆(Veronica

    Bigham)，同样是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来自一个典型的上层中产

    阶级家庭。她的祖父约翰·比格姆(John Bigham)出生在一个兰卡斯特商人家庭，但以法学家的身份成就了一番事业，专门研究

    商法和海商法。作为主持调查泰坦尼克号游轮沉没的法官，他曾

    一度闻名。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自身的贡献被册封为准

    男爵，头衔是默西大人(Lord Mersey)。

    她父亲特雷弗·比格姆(Trevor Bigham)是刻苦用功的“次

    子”，他获得了英国最为知名的“公学”——伊顿公学(实际上它是

    一所限招男生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做过律师，之后进入

    了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他最后成为了苏格兰场

    (Scotland Yard)的二号人物，获得了骑士身份，但他并不喜欢

    这份工作，早早就退休了。我记得他是一个相当拘谨、中规中矩

    的人，不过，他确曾教过我做更难的填字游戏，为此必须广泛阅

    读。他娶了弗朗西斯·汤姆林(Frances Tomlin)，她有一半的波

    西米亚血统，是位优秀的钢琴家。我感觉他们的婚姻并不十分幸

    福；1927年，她死于癌症时还相当年轻。

    她的去世很可能是我母亲患上严重厌食症的主要原因，厌食

    症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了解，结果母亲被迫辍学回家由家庭教师

    辅导。在那个时代，女孩考上牛津或者剑桥还是相当罕见的。她

    晚年经常说，她出生在1905年是多么不幸。倘若她晚十五年来到

    这个世界，十有八九就会成了牛剑的学生，拥有自己的独立事

    业。但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法语和德语都很流利。

    虽然在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我父母是知识分子都是不正确的，但他们携手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我们所居住的镇上无与

    伦比的家庭图书室。他们也鼓励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中了解

    说其他语言的、归属不同阶级和地区的、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我记得在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读过

    父亲收藏的由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翻译的《源氏物语》和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完全是如痴如醉。

    我们家的习惯在当时的爱尔兰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吃米饭多

    过吃民族食品土豆。我们吃鱼和吃肉一样频繁，而我们的邻居只在周五才吃鱼，天主教教义告诉他们这一天要为耶稣受点苦。家

    里满是中国的书卷、图画、布料和服装，我们经常为了好玩而穿

    中国服装。我记得当母亲给我看一只比我的手还小的漂亮绣花布

    鞋，并解释说它就是中国妇女穿的鞋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惊愕；

    从孩提时代起，中国妇女的脚就被痛苦地缠裹了起来。我父母都

    热衷摄影，因此家里有很多相册，照片主要是在中国、法属越南

    拍摄的，他们偶尔会到越南去度假。有一天，我母亲指着一张一

    个两岁左右的漂亮中国小姑娘的照片说道：“这是西莉亚·陈

    (Celia Chen)，你的第一位好朋友。”

    我出生之后，他们决定雇一个女佣来照顾我。他们找到了一

    位自己有个小儿子的年轻越南女佣，她为了逃离不合意的家庭包

    办婚姻来昆明找工作。她和我母亲变得很亲密，在我们一家回家

    度假的时候被带到了爱尔兰。若干年之后，当地居民还清楚地记

    得她。她是一名说法语的天主教徒，总是身着优雅的越南传统服

    装，头戴黑色头巾，牙齿被仔细美白过，面带令人愉快的微笑。

    她常常就是以这身打扮在周日去教堂。我母亲曾经告诉我，我说

    的第一个词是越南语，而不是英语。令人遗憾的是，孩子学习语

    言很快，忘记语言也很快。

    1941年，当我父亲决定带我们全家回国的时候，这个名叫媞

    海(Ti-hai)——意为“女儿二号”，她的父母这样叫她是因为他们

    仅仅关心儿子——的越南年轻妇女准备与我们同行，因为她喜欢

    见世面。但我们的登陆地加利福尼亚正在挑动种族主义的反亚洲

    政策，上海的美国领事拒绝为她签发护照，所以她不得不回越

    南。战争结束之后，我母亲曾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去找她，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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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上学的最初记忆始于大约1942年。我父亲在旧金山不断

    住院出院，我的妹妹也在1943年出生。我母亲因为照顾丈夫和刚

    出生的宝宝而筋疲力尽，无力对付两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当时

    我们总是吵个不停。因此，我们被打发到了县立学校(TheCounty School)，那是一所由两位严肃的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管理

    的寄宿学校，在洛斯盖多斯(Los Gatos)郊外，现在的硅谷

    (Silicon Valley)边上。如今这所学校依然还在那里，但小镇已

    变得非常大了，以致它现在离镇中心并不远。美国对我们而言是

    十分陌生的，我们非常想念父母，还经常被体罚。我不幸经常尿

    床，校规迫使我几乎每天都要错过一节课来清洗我的床单，我为

    此遭到了无情的戏弄和欺负。我不记得在那里学到过任何东西。

    在我们一家回到沃特福德并设法在镇边买下一处房子之后，我和弟弟被送进一所贵格会小学。在我们镇上，汽车当时是稀罕

    之物，因此，我们是坐由我母亲那上了年纪、极其善良的园丁赶

    的驴车去上学。我第一次遭遇交通事故就是当我冲出校门时，撞

    上了碰巧经过的同样一辆驴车。倘若是一辆汽车，我很可能已经

    丧命了，但因为是驴车，我仅仅摔断了肩胛骨。

    当我们男孩子可以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

    阶级斗争和宗教冲突。我们必须骑车穿过一个人口相对贫困的天

    主教社区。那里的男孩认为我们是势利小人，是半个英国佬和新

    教徒，时刻准备着干仗。下坡的路并不是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

    骑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装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轮

    到我们被这些家伙“搞定”了。当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仇恨，但那是在宗教、阶级和种族偏见方面的一个有益教训。现在，我

    对那所贵格会学校的记忆不多了，除了记得我非常害怕一位红脸

    的数学老师，以致我经常逃学，对母亲撒谎。我也是一个小团伙

    的成员，为首的是一个叫作菲奥娜(Fiona)的无法无天、体格健

    壮的女孩。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份幸运是我母亲做出的又一关键决

    定。爱尔兰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学习要么爱尔兰语(民族主

    义)，要么拉丁语(天主教)。我母亲认为我去学一门几近无人

    使用、唯有在国家西部最边远地区才有人说得流利的语言是没有

    意义的，因此我的选择是拉丁语。她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师——

    韦伯斯特夫人(Mrs.Webster)，韦伯斯特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年妇女，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虽然可能难以置信，但她让

    我爱上了拉丁语，让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有语言天赋。

    后来我问我母亲：“为什么要选择拉丁语？它甚至比爱尔兰

    语更为过时。”虽然她本人并不懂拉丁语，但她知道正确答

    案：“拉丁语是绝大多数欧洲语言——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语和意大利语——之母，因此，如果懂拉丁语，你就会发现掌握

    所有这些语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语文学相当伟大，每一个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

    然而，事实证明，我母亲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她认为

    那时的爱尔兰学校不是很好，她希望她的两个儿子去英格兰上一

    所好的寄宿学校，这可以帮助他们进入出色的“公学”，以后进入

    大学。在这些教育机构中，拉丁语(与希腊语)是课程表中必不

    可少的。

    因此，我们负笈离家，先是我自己，一年后是我弟弟。去英

    格兰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们必须坐七小时轮船驶过以波涛汹涌

    闻名的爱尔兰海，乘客一路呕吐不停。我们在凌晨2点左右到达

    威尔士的小海港菲什加德(Fishguard)，设法用几杯热可可或者

    马麦酱取取暖，然后坐凌晨4点的火车前往伦敦，到那里大约是

    10点钟。在祖父家休整一两天之后，我们就乘坐火车前往史凯特

    克利夫(Scaitcliffe)，那位于伦敦东南的小学校。

    我仅仅在这所新学校读了两年，但强度很高，因为它专注

    于“塞满”小男孩以使他们进入顶级“公学”。压力也来自我母亲，她告诉我们，因为她是寡妇，主要依靠津贴生活，我们如果不能

    获得奖学金，就不能去这些名校上学。我适时参加了伊顿公学为

    空出的十三个奖学金名额举行的全国选拔考试(19世纪末，我外

    祖父也曾在那里获得过奖学金)，名列第十二，让大家惊讶不

    已。我弟弟精力更充沛、更具竞争力，后来也参加了这个考试，取得了比我好得多的成绩。

    对我而言，伊顿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英国贵族和富商巨贾或者金融大鳄家庭，少数是来自前殖民地和

    现保护国的棕色皮肤的“王子”。“奖学金男孩”主要来自中产家

    庭，他们在单独的一栋楼里同住同吃，被迫穿一种特制的“中世

    纪”服装。来自光鲜“家族”(House)的大多数孩子，我们只在上

    课时才会见到。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保证了他们会有一个舒适惬

    意或者有权有势的未来，认为没有必要刻苦用功，公然把“奖学

    金男孩”鄙视为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他们的“书虫”。“奖学金男孩”大

    多很勤奋，以嘲笑他们的敌人“愚蠢”和势利作为回应。他们也有

    自己的(智识)势利，并且紧密地绑在一起。我从未在勤奋孩子

    如此之多的班上学习过。

    它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即使是冬天，我们也必

    须早早起床，冲冰水淋浴，在最后获准吃糟糕透顶的英式早餐之

    前，先要上我们的第一节课。每天上午和下午，课程都是一节接

    一节，仅仅穿插以严格控制的体育运动和作业缠身的夜晚。我们

    渐渐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的一个原因是老师们坚信“无所事事者

    易作恶”(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hands)的老话。他们知

    道，在一个全是男生的环境里，被荷尔蒙困扰的青少年如果不被

    时刻监督、保持体力耗尽，他们就会陷入千奇百怪的恋爱和性关

    系之中。

    课程设置对“奖学金男孩”而言尤其艰难，他们知道，或许他

    们必须再次获得奖学金才能进入牛津或者剑桥。伊顿的课程非常

    守旧。核心元素始终是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以及后来冷战期间的一点俄语。而这些语言又要依托于古代史、艺术史、少量的考古学以及以英国为核心的诸多比较近代史课

    程。没有人类学，没有社会学，没有政治学。除上述课程以外，还有许多数学课，以及十分薄弱的、浅尝辄止的化学、生物和物

    理课。不过当然，没有性教育。

    我只记得两位老师。一位是雷夫·佩恩(Raef Payne)，一个

    教授英国文学、胆敢向我们介绍T.S.艾略特(T.S.Eliot)(那时他

    年事已高，并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年轻人。这是我们对后爱德华时代文学唯一的欣赏。通常的英国文学教学大纲主要涵盖至19

    世纪末，课堂上的诗歌教学坚守某些固定模式，比如有限长度的

    韵式。那时候学习艾略特的诗歌是非常少见的，因为这不符合标

    准惯例。[2]

    这位年轻老师还负责排演每年的校园剧，通常是莎士

    比亚戏剧，能很好地处理每当某个男孩被分配去扮演任何女性角

    色时总会出现的口哨声加尖叫声。“别犯傻了，”他会说，“在莎士

    比亚时代，所有女性角色的扮演者都是与你一样的男生。”

    另一位难忘的老师是令我们生畏的校长罗伯特·伯利爵士

    (Sir Robert Birley)。让人吃惊的是，他讲授的诗歌课非常精

    彩，大大增强了我对诗歌的喜爱。他并不是简单地比较几首诗，分析它们的不同长度或韵律风格，他会选择一首诗，比如吉卜林

    的诗歌，分析其创作，解释其历史背景。同样是他让我明白了美

    和美德未必相同，写出漂亮诗歌的诗人未必就是好人。

    在这一环境中，弟弟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专攻近代

    史，主要但不局限于欧洲近代史，而我则专注于语言和文学。让

    我大开眼界的是对于从中世纪晚期直到19世纪末的法国文学尽管

    保守但系统的学习。英语和法语是最难互译的两种欧洲语言，这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立马就感觉到了困难，却也为获准进入一

    个完全非英语的世界而倍感愉快。

    相当大量的古代文学阅读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感觉就像是沐

    浴在两个伟大的非基督教文明之中。我们奖学金学生被视为学校

    的学习精英，因此获准阅读几乎任何东西，甚至是老师们经常因

    为尴尬而略过的色情文章。我们被训练欣赏的古代文化与我们正

    被培养融入的当代文化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被教育要对我

    们的躯体感到羞愧、遮蔽我们的躯体，但古希腊的雕塑几乎是彻

    底的、不加掩饰的裸体，美不可言。在1950年代的英国，同性性

    行为依然是一种刑事犯罪，可能让人遭受数年牢狱之灾，但古代

    神话中满是神爱上人类男孩或者年轻男子的故事。古代历史上有

    大量关于年轻的恋人勇敢地同赴战争、死在彼此怀抱的例子。而

    且还有美丽动人的爱神，以及一个手持弓箭支持她的淘气小男神。相反，基督教似乎枯燥无味，心胸狭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们接受过严肃的写作训练。我们

    必须练习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将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我们还

    仔细研读过16世纪到19世纪的英语散文大师。最后，必须用不同

    的语言熟记并公开朗诵很多诗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拉丁

    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甚至爪哇语诗歌。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很幸运，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拥有这些

    经验的人。到19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被视

    为人文教育基础的传统广义的古典学，也让位于通常被认为更有

    助于事业、职业和现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

    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在伊顿，我只做过一件我依然引以为傲的事情。老师们经常

    搞体罚，认为体罚“让我们坚强”。然而，更糟糕的是，高年级的

    孩子被允许抽打更加瘦小的低年级的孩子。在一些好朋友的帮助

    之下，我说服了我的同班同学与这一传统决裂。当我们成为高年

    级学生的时候，我们向所有低年级学生保证，不会再有抽打行为

    ——很自然，我们一度颇受欢迎。

    尽管伊顿很严格，它的假期却足够长。在我获得伊顿奖学金

    的时候，我亲爱的姑妈带我去巴黎观光了一周。我在旅馆附近的

    一个报摊买了一本法国连环漫画，无意间看到里面有一幅让我大

    为吃惊的画面：泰山正在为简缝制一些性感的丛林服装。我始终

    认为是简亲手缝制了自己的衣服，从未想过泰山会做这样的事

    情。在我向姑妈提及此事的时候，她大笑不止，因此我不得不稍

    作回击：“法国有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他们全都是男人!”后

    来，我与一些校友在荷兰骑车旅行，与我母亲的好朋友一起过暑

    假，他们一个住在奥地利，另一个在瑞士和意大利边境附近有一

    栋别墅。因此，我有足够的机会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外寻找青春

    期的乐趣。

    伊顿人可以到国外短期旅行，外国贵宾也可以来伊顿访问。1953年6月迎来了蔚为壮观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所有

    国王或者他们的代表都受到了邀请。然而因为太平洋战争中所扮

    演的角色，日本裕仁天皇不为英国公众舆论所接受，但天皇十分

    年幼的儿子明仁则被认为适合出席。我们奖学金学生接到通知说

    明仁要造访伊顿，我们必须好好表现以示尊重。实际上，我们大

    体上是相当不友善的，因为战争才刚结束不久。但是当明仁到达

    的时候，我们大为震惊。他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比我们稍大

    一点点，穿着普通的黑色服装，走在两个身材高大的苏格兰士兵

    中间，差不多就像刚刚被捕一样。他几乎默不作声，缺乏自信，局促不安，非常温和。突然间，我们中很多人都觉得，他在某些

    方面就像我们一样。

    在伊顿上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在那

    时，年轻人刻苦钻研是为上大学，但一旦进校他们就不打算努力

    学习了，大多数人(那时主要是男生)就把时间用来酗酒、玩

    牌、运动、看电影和追女孩。毒品那时在我看来并不盛行。后

    来，我在美国吃惊地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中学生学习并不刻

    苦，而大学生如果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努力。

    1950年代的剑桥依然十分保守。社会学刚被作为一门学科引

    入，言人人殊。没有政治学，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我获得的

    奖学金是在古典研究领域，但我很快就决定，我应该转到一个更

    有助于未来的领域。因为剑桥以拥有很多世界级经济学家为豪

    ——在我到来之前就已经去世的凯恩斯(Keynes)曾在此学习和

    教学——我选择了学习经济学。但旋即就发现，我完全没有这一

    学科的天赋，动不动就感到厌烦，在第一年的期末考试中成绩欠

    佳。我倍感灰心丧气，决心转回古典研究，并从学长们那里得知

    学士学位的结业考试要比我当初为了进剑桥而参加的选拔考试容

    易。

    因此，我把大学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任何让我感兴

    趣的东西，主要是文学和历史。我至今还留着里面记录了我所读一切的笔记本。尽管我被自己的一些选择弄得尴尬不已，我依然

    对所列图书的绝对数量印象深刻。或许这种行为要部分归因于我

    不擅社交：我是一个害羞的小伙子，不懂社交礼仪。我不大喝

    酒，讨厌跳舞(前摇滚时代)，完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和女孩

    子说话。

    但因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因，剑桥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它坐落在一个偏远小镇，但它拥有人们可以谓之为艺术电影

    剧目影院的东西。这是我的一大新发现。在伊顿，学校不允许我

    们单独去看电影；在爱尔兰，可以看到的影片大多数是西部片和

    警匪片。在大学，我能看到的尽是全球最佳影片。我被当时正值

    国际声望之巅的日本电影征服了：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

    郎等，当然，还有同代的其他导演。这就是我开始对于日本电影

    终身不渝的热爱的地方。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苏联革命电影是

    另一大新发现，我对俄语的掌握不算熟练，尽管我在伊顿就已开

    始学习，期望着用原文阅读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

    基、冈察洛夫和列斯科夫。把我在俄罗斯小说中所读到的与我在

    苏联革命电影中所看的进行比较，是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经验。

    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

    的影片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剑桥艺术影院最令人满意的一处是它

    放映了很多黑白影片，它们渐渐构成了我的电影美学基础。甚至

    时至今日，我也觉得黑白电影比彩色电影更加真实、更有活力。

    频频光顾这家电影院也启发了我的政治意识。在那些日子

    里，每场电影放映之后观众都必须立正站好，伴随着国歌响起，银幕上就会出现令人同情的年齿尚幼的伊丽莎白女王骑在马背上

    的彩色图像。这真是种煎熬。在因为《东京物语》(Tokyo Story)

    泪眼婆娑或者因为《战舰波将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热

    血沸腾的时候，去忍受这种专制的拥君废话就是折磨。不久，我

    就学会了如何在国歌刚刚开始的时候冲向出口，尽管很多盛怒的

    爱国者准备在通向出口的路上抓住我或者打我。由此，我成为了

    一名幼稚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我的第二个影响深远的剑桥经验发生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

    机期间，当时英国和法国军队勾结以色列人入侵埃及，以期阻止

    纳赛尔将军(General Nasser)试图将管理沿法国人修建的大运河

    的国际交通机构国有化。我对这次危机没有丝毫兴趣。然而，一

    天下午，当我正步行穿过大学的一个田径场回宿舍的时候，我注

    意到了为数不多的几名棕色皮肤的学生正在义愤填膺地发表抗议

    演说。我站在一边聆听，纯粹是出于无聊的好奇。突然间，抗议

    者遭到一伙人高马大的英国校园恶霸突如其来的攻击。这些恶霸

    大多都是运动员，他们高唱着《天佑女王》。对我而言，这既不

    可理喻，也应受到谴责。

    抗议者大多是印度人和锡兰人，他们身体瘦小得多，因此没

    有什么希望打赢。我未假思索便试图介入去帮助他们，不料我的

    眼镜却被人从脸上抓了下来，打碎在烂泥之中。我一生中从未如

    此生气过。生平第一次遭遇了英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若干年

    之后，当我通过写作《想象的共同体》来为英国读者讲述民族主

    义的时候，我以挖苦、讽刺、含沙射影的方式倒出了依然历历在

    目的一些愤怒。毋庸置疑，这是我后来被马克思主义和非欧洲反

    殖民民族主义吸引的一个原因。

    旅行也是大学生活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我和朋友们一起造

    访过弗朗哥大元帅(Generalissimo Franco)统治下的西班牙，并

    且有过因为行为不得体而被捕的不寻常经历。我们曾身着普通的

    英国男式泳裤去北部海岸游泳。回到岸上擦干身体的时候，两名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队员跑了过来，因为我们露

    出了赤裸的胸部和背部而逮捕了我们。通过辩称自己是不谙规定

    的游客，我们最终说服警察释放了我们，但在那之前，他们把我

    们押到一个服装店，要求我们必须购买目不忍睹的连体游泳衣，把身体从小腿一直盖到脖子。我首次体验了极端严格的独裁政

    治!

    另一次奇怪的经历发生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不久。为了将

    数百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送往莫斯科参加1957年著名的国际青年节，英国共产党包租了一个专列。但是，匈牙利事件引发的群情

    激愤让干部们深受感染，结果大量党员退了党，当然也就取消了

    旅程。因为英国共产党已然为此次行动投入了大笔经费，所以他

    们被迫将车票分给几乎任何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党员。弟弟

    (当时在牛津)和我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

    一睹神话中的莫斯科，共产主义世界的首都。全套资助包括了歌

    剧、芭蕾、博物馆和很多著名历史遗迹的免费门票。英国共产党

    领导没兴趣让外人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会议，所以，我和穆索尔

    斯基(Mussorgsky)、格林卡(Glinka)还有里姆斯基—科萨科

    夫(Rimsky-Korsakov)一起，度过了奇妙的一周。我也设法练习

    了我之前习得的一点点俄语口语。

    终于到我离开剑桥的时候了。我的学长朋友们已经告诉过

    我，古典研究学士学位考试要比三年前的入学考试容易些。因

    此，我被授予了毫无意义的一等荣誉学位。随后我在家里度过了

    艰难的六个月。弟弟告诉我，我其实拒绝过一个在爱丁堡大学教

    授古典研究的职位。这个插曲从未在我记忆中留下痕迹，这说明

    我是多么不希望从事古典研究，或者实际上是留在英国。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从事什么工作。我妈妈不遗余力

    地帮忙。她曾一心想让我成为一名英国外交官，但我却丝毫不想

    当公务员，更不用说是为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效力。后来，为了

    给我在商界找一份工作，她动用了我父亲依然健在的(在远东有

    商业利益的)朋友网络。这种期待更加让人难以接受。日子一天

    天过去，她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不断升

    级。

    后来，我再次撞了大运。我一直与我在伊顿公学的若干奖学

    金朋友保持着联系，有一天收到了其中一位即理查德·肯纳韦

    (Richard Kennaway)的来信，他任职于纽约州伊萨卡(Ithaca)

    的康奈尔大学。他告诉我说，他在等候第二年去英国殖民地服务

    的通知期间，找到了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担任助教的临时工

    作。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接替他。我知道，只要能让我离开家去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我妈妈都会投赞成票。但是，我从来没有

    听过任何一门政治学课程，而且完全没有教学经验。我朋友冷嘲

    热讽地回信说，这不重要。我的英国口音会给美国学生留下深刻

    影响；倘若我集中精力阅读，就能够领先他们一到两周。

    在这一点上，我和弟弟进行了交流，他长期以来非常关心政

    治，对美国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他说，我当然应该去。我还应该

    看些报纸，看点电视。印度尼西亚即将爆发内战，当地的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是世界上除在共产党统治地区之外数

    量最多的。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支持反共的军阀，而保守的

    地区政治家在设法推翻苏加诺(Soekarno)——左翼倾向的民族

    主义总统。碰巧，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聘用了一位年轻教授乔治·

    卡欣(George Kahin)，他既是研究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权威

    专家，也是1945—1949年反殖民武装斗争的积极支持者。

    因此，我决定到康奈尔试一试，肯纳韦很快便为我促成了一

    个助教的职位。我那年仅有21岁。

    美国之旅有些特别。我乘坐的是巨型邮轮玛丽王后号

    (Queen Mary)[3]

    ，那是它最后几次横渡大西洋的五日航程之

    一。在纽约登陆后，我乘火车去了伊萨卡。那是1958年1月初，小镇上积雪及腰。

    无需回忆我生命的头21年里降临在我身上的所有幸运之事。

    我唯一真正而重大的不幸，是失去了我可怜的父亲，当时他才53

    岁，而我才9岁。但或许有一个更大的场景，我已然一带而过地

    提及。我想说，这一场景同时有地理和时间的面向。

    从地理上讲，我是在为一种四海为家的、比较性的人生观做

    (无意识的)准备。行将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的生活足迹已经

    遍及中国云南、美国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并在爱尔兰和英格

    兰独立生活过。我是被爱尔兰父亲、英格兰母亲和越南保姆养育长大的。法语是一种(秘密的)家庭语言；我喜欢拉丁语；我父

    母图书室里的书籍作者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德国人。

    我还有一种位处边缘的有益感觉。在加利福尼亚，我曾因我

    的英国口音被人嘲笑，在沃特福德曾因我的美国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兰曾因我的爱尔兰腔被人嘲笑。人们可以负面地解读这一

    点，认为它代表一种无根的、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但是，人们

    也可以正面地解读它，说我拥有多重依恋，对爱尔兰、对英格兰

    (在某些方面)，以及通过文学和电影对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

    因此，后来我很容易便通过语言深深地喜欢上了印度尼西亚、暹

    罗和菲律宾。

    虽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毫无联系，分属截然不同的语

    系，但二者长期以来都对终身生活在半个椰壳——在这些国家通

    常被用作碗——下面的青蛙，有一种宿命论的印象。静静地坐在

    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对这个印

    象的道德判断是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

    和自我满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偏爱使用“暹罗”而不是“泰

    国”。这个国家的传统名字始终是暹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在英语中)我们说“Siamese twins”(暹罗双胞胎，即连体婴)

    和“Siamese cats”(暹罗猫)。1930年代末，民族主义的军事独裁

    者陆军元帅銮披汶·颂堪(Plaek Phibunsongkhram)将国名改

    为“泰国”。“二战”结束之后，平民曾短暂地重掌政权，恢复了国

    名“暹罗”。1947年，军方再次抢班夺权，在随后的25年(冷战)

    中大权在握。这一次“泰国”被彻底体制化了。

    关于国名的争论仍在继续。“泰国”的批评者多为自由主义者

    和温和左派，他们不喜欢国土与“泰人”(Thai)的关联，因为泰

    人仅仅是全国五十多个族群中的一个而已，虽然是占支配地位的一个。他们认为这个国名会煽动对于少数族群的狭隘和压制的态

    度，尤其是对最南部的马来穆斯林。那些不喜欢“暹罗”的人则坚

    称暹罗完全等同于前现代、不民主、封建时代。我认同前面一种

    批评者的情绪，因此把“暹罗”用作这个国家的名字，约定俗成的

    组织名称除外。

    我是在一个旧世界行将终结的时代长大成人的。我把自身享

    受到的优质旧式教育视为当然，浑然不知我差不多属于最后从中

    受益的那帮人。这种教育经过相当保守的设计，可以说是旨在复

    制上层中产阶级传统的传承人。借助这种通识教育，学生依然最

    终有望成为高级公务员、寡头政治成员，或者受人尊敬的老派教

    师。

    但是，战后工党政府所发起的和平社会变革，意在创建大量

    能够更好地适应冷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商业全球化和大英帝国

    衰落的中学和大学。年轻人需要学习经济学、商业管理、大众传

    播、社会学、现代建筑和科学(从天体物理学到古生物学)。业

    余身份几乎价值不再。甚至语言都在改变。我学会说的那种老式

    的BBC英语被攻击为受阶级支配，正在渐渐被更接地气的版本取

    而代之。再也没人认为熟背诗歌有多必要，更不用说熟背英语之

    外的语言的诗歌。

    学校也在变。由老师和高年级学生执行常规体罚的时代正在

    落下帷幕。男子学校面临着越来越重的变为男女同校的民主压

    力，其结果显然喜忧参半。我认为我属于通过书本、收音机和黑

    白电视获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倒数第二批人。没有电视，几

    乎没有好莱坞电影，没有视频游戏，没有互联网。甚至没有打

    字，这是我成年后才在美国开始学习的。

    我甚至可以模模糊糊地在家里感受到这种变化。我弟弟接受

    教育的方式与我相同。但比我小七岁、最终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妹

    妹则属于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即使在我和我那政治上更加开明和智慧的弟弟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方面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

    美国。在我真正去美国之前，我对那个地方绝对没有任何兴趣。

    我完全不了解美国历史，几乎没有读过任何美国杰出小说家的作

    品，日渐厌恶或者恼火于美国电影，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古典钢

    琴演奏者，我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美国流行音乐唯有鄙视。然而，当不得不忍受我乱弹巴赫和舒伯特时，弟弟就会回敬以高声播放

    拉美伦巴唱片，后来是猫王的唱片。我必须承认，即便是到了今

    天，尽管我已在美国居住多年，交了很多很棒的美国朋友，喜欢

    各种黑人音乐，但我依然觉得即使不是疏离至少也是远离于美国

    社会和文化。但是……我父亲留下了一本1920年代出版的《白

    鲸》(Moby Dick)，里面的精美插图出自令人钦佩的共产主义者罗

    克韦尔·肯特(Rockwell Kent)之手。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依然是我眼中的头号杰出小说家。

    我还属于一种更加专业的意识的“最后一批”。我到美国是

    1958年，不久美国大学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生在

    英国的一切类似。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称作“理论”的强大

    机器开始显影。它始于现在已经过时的“行为主义”革命。虽然我

    并不认为对于一个讲求实效、脚踏实地的人，“理论”是自然出现

    的，但它却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每一门学科都愈发急切地

    区隔于相邻学科，着手发明自己的术语。

    我在美国求学的时候，这种变化才刚刚开始，因此，倘若我

    选修历史或者人类学课程，我的老师们也不会发牢骚。但到1960

    年代末，这就变得很困难了。讽刺的是，三十年后，美国学者又

    开始急切地讨论跨学科的方法了，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早在一代

    多人之前就已经存在。

    这不是说发生在我成年之后的变化在多个面向都不是积极

    的。我只是希望强调，就是在那些变化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完成

    了我的学业。我是它们被常态化之前的最后一代，因此具备了保

    持距离观察它们的资格，而不是被它们形塑。第二章 区域研究

    结果，命运以不同于我之前所预期的方式显现了出来。没过

    多久，我就被康奈尔怡人的自然环境迷住了，就被乔治·卡欣聚焦

    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讲座课程迷住了。第一

    年康奈尔生活结束之前，我意识到我已然最终决定我愿意奉献终

    身之事：当教授，做科研，写作与教学，在学术和政治取向上追

    随卡欣的脚步。随后我会进一步谈到卡欣，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

    的学者，而且是个充满信念和活力的人。

    因此，我留了下来。我母亲很高兴我终于安顿了下来，尽管

    她对我远离她、远离我的弟弟妹妹有所抱怨。因此，我差不多每

    周都给她写信，并且每年圣诞节和暑假都回家。她也经常给我回

    信，西莉亚姨妈给我寄来了剪下的填字游戏，它们通常比美国的

    填字游戏更难完成。

    虽然我刚到康奈尔不久便被卡欣关于东南亚的讲座吸引了，但我却花了数月的时间才适应美国的研究生生活，甚至花了更长

    的时间才明白，因为有东南亚专业，康奈尔大学在当时是个多么

    独特的地方。为了解释这种独特性的本质，我们必须暂时放下康

    奈尔，思考美国人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的突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即使它的全球经

    济扩张政策是侵略性的。人们会记得，尽管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国还是拒绝加入国际联

    盟(League of Nations)。美国只有菲律宾一个重要殖民地，而

    且它自己作为一个前殖民地，经常尴尬地参与“欧洲”和日本殖民

    帝国主义的游戏。到1930年代中期，菲律宾将于1946年独立的日

    程已经被设定了出来。美国有一支庞大、现代的海军，但其陆军

    和空军却无足轻重。根据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的直接政治干预主要局限于它所谓的“自家后院”：中南美洲、加勒

    比海的一部分地区，以及一大块太平洋地区。美国学界观照了这

    一大方向。因为很多美国人的根在欧洲，又因为欧洲学术的声望

    很高，所以有大量美国学者研究西欧的主要国家——英国、法

    国、德国和意大利。苏联也有人研究，因为它被视为强大的意识

    形态敌人。在亚洲，受到普遍关注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研究

    后者主要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它即将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的军事

    力量抗衡。就中国而言，早期的浓厚兴趣是被大量美国传教士激

    发的，他们自19世纪末以来就在那里工作。1940年代末，随着蒋

    介石政权土崩瓦解，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包括反动的和自由

    派、一流的和平庸的，大大增强了汉学的影响。不同于来自日本

    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他们中很多人都抱有特定的政治目

    的。通过与思想观念相似的美国亚洲问题学者联手，他们后来成

    为美国亚洲学术团体中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派别。

    有人做了一些关于印度的研究，但受欧洲东方主义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为梵语学者所阅读的书籍，而不是关于当代印度殖民

    地时期的著述。除个别人类学家之外，几乎没有人研究非洲、中

    东、中亚或者东南亚。就东南亚而言(菲律宾除外)，重要专家

    的数量屈指可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研究巴厘岛(Bali)、科拉·杜波依斯

    (Cora Dubois)研究阿洛岛(Alor)，以及鲁珀特·埃默森

    (Rupert Emerson)研究马来半岛(Malaya)。迟至1958年，我

    开始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学习，这个小系为研美学者

    (Americanist)所支配。一位教授负责苏联，另一位教授负责西

    欧。乔治·卡欣负责整个亚洲。没有人讲授拉美、东欧、非洲或者

    中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美国突然

    成为了世界霸主。德国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英国和法国虽然属

    于战胜国一方，但都被它们的参战费用榨干了，以致它们作为世

    界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急剧衰落。到1960年代，它们的殖民帝国

    已然基本消失。唯有苏联尚在，但它依然是一个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强国。尽管美国曾置身于国际联盟之外，但它现在变

    为联合国的核心组织者，其标志是联合国总部地处纽约。在这些

    新的情势之下，势力比以前更大的美国精英们敏锐地意识到，对

    于世界上很多他们期待在其政治中起关键作用的地区，他们知之

    甚少。自从去殖民化疾风暴雨般在亚洲，稍后在非洲爆发以来，愈发如此。

    区域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新霸权

    地位。政府开始把大量财政和其他资源投入到对西欧之外国家

    的“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

    学和艺术研究的投入则要少得多。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对于政

    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尤其是关于依然被理解为“世界共产主

    义”的或真实或想象的威胁。在这一轮学术扩张中，驱动力是美

    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但是，很多大型私立机构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

    偏置了政府的“政策”聚焦。

    这些基金会的高级官员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他们

    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长期执政之下

    成长起来的，其思路比政府官员更加开明，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

    沉迷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他们中很多人都坚信更加深入的、基于历史的学术的重要性，这样的学术更有可能在开放的大学健

    康发展，而不是在政府相关机构。他们也更清楚长期规划的必要

    性、建设足够多的学术图书馆和高效教授“二战”前少有研究的语

    言的紧迫性。

    西方人眼中的“东南亚”是怎么样的呢？长期以来，中文书面

    语一直有“南洋”一词，它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术语，意思差不多

    是“南部地区”，但也意味着“水域”。因此，它表示可以从水路或

    者海上航道通达的北京以南地区。在不同时期，它可以意指中国

    境内的东南沿海各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但

    并不意指陆路通达的缅甸和老挝。在日语中，它的同源词“南

    方”(nampo)在明治时期获得了一种更加清晰、更具政治色彩的含义，不但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东南亚，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日本当作托管地统治的很大一部分西太平洋地区。

    第一个在完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术语“东南亚”的西方学者是

    杰出的缅甸专家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1941年，就在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出版了《东南亚的进步与福利》

    (Progress and Welfare in Southeast Asia)。但是，决定性的变化是

    在“二战”期间出现的，即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东

    南亚战区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的建立，那是一支

    旨在“解放”除美属菲律宾——它由华盛顿负责——之外的整个东

    南亚的盟军部队。东南亚战区司令部不但(短暂地)恢复了英国

    在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而且为荷兰在今天的印度

    尼西亚、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类似努力，提供了重要帮助。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司令部被撤销了。

    稳定而普遍地使用“东南亚”一词最初是从美国开始的，就像

    之前的日本一样，美国企图支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各

    欧洲帝国一直满足于在内部瓜分这个地区，于是它们的关注点都

    集中在它们自己的殖民地。这一重大政治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学术

    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战前，关于东南亚不同地区的最优秀的研究，差不多全是出

    自有学识的殖民地官员，而不是宗主国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员生

    活在某个殖民地长达数年，经常对当地的当代或者古代语言有所

    了解，有时候娶了当地妇女或者与她们有染。(一小部分人是同

    性恋者，但必须尽可能地掩饰这一情况。)他们往往把自身的学

    术工作视为一种业余爱好，主要对考古、音乐、古代文学和历史

    感兴趣。总体而言，这些是他们可以自由发言的领域。从事政治

    和经济研究并没有这样流行，因为作者们往往必须听从殖民政

    权。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通常只研究一个殖民地——他们被分派

    去的那一个——对其他殖民地几乎没有兴趣或者了解。大学者约翰·弗尼瓦尔撰写过一部有条不紊的、基于比较方法的著作——讨

    论英属缅甸与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政策与实践》(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但他是直到离开官僚机构之后才开始写作

    的。因此，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关于东南亚的美国好书依

    然非常罕见，以致我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学者型官

    员，前提是必须学会用法语或者荷兰语阅读。关于缅甸，我们都

    读弗尼瓦尔和卢斯；关于印度支那，我们都读穆斯和戈岱斯；关

    于马来亚，我们都读温斯泰德和威尔金森；关于印度尼西亚，我

    们都读施里克、皮若和范勒尔。[4]

    这种模式在战后美国几乎彻底颠倒了过来。从那以后，关于

    这个地区的学术差不多全是由教授和研究生完成的，他们几乎没

    有或者完全没有官员的经历。他们的职业与繁忙的日程意味着他

    们很难在这个领域花费任何真正有效的时间。第一代人中很多从

    来就没有牢固地掌握这些语言，比如缅甸语、越南语、高棉语

    (Khmer)、他加禄语(Tagalog，即菲律宾语)，甚或泰语和马

    来亚—印度尼西亚语。很多人确实娶了东南亚妇女，但他们通常

    是把妻子带回了美国。

    学科重点也发生了一大变化，反映了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

    项。政治学变得非常重要，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然后是人类学

    (华盛顿对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非常感兴趣)和近代史。对文学

    和艺术的真正兴趣则难得一见。

    美国图景的另一特征也值得简要提及。除了菲律宾以外，美

    国基本上没有学者们可以着手研究的殖民地档案，这自然就鼓励

    了对当代的聚焦。在英国、荷兰和法国，大量的帝国殖民档案是

    一种重要资源，因此，长期以来，甚至是在去殖民化之后，年轻

    一代的荷兰学者主要研究印度尼西亚，法国学者主要研究印度支

    那，英国学者主要研究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而且研究的是历

    史问题而不是当代问题。欧洲学者花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才在智

    识和体制上适应美国人所倡导之物。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始于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倡议

    的为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创造必要的体制空间。1940年代末和1950

    年代初，耶鲁(1947年)和康奈尔(1950年)这两所大学获得了

    创办跨学科的东南亚专业的大量资金和体制支持，包括设置新的

    教授席位、建立图书馆、设立专门的语言培训课程，以及提供田

    野工作津贴和研究员席位。

    选择这两所大学首先是因为它们在初创的艰难时期有可以利

    用的领导人才。康奈尔大学这个专业的首任主任是人类学家劳里

    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他在1930年代研究过澳大利亚土

    著居民，但战争期间被临时征召进了国务院，被分配去研究东南

    亚。他对“未被殖民的泰国”产生了特殊兴趣，回到康奈尔之后建

    立了康奈尔现代泰国项目(Cornell Modern Thai Project)的分支

    研究。

    夏普聘请了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是一名语言学教授和语言学家，熟悉12门以上语言，原

    本对斯堪的纳维亚感兴趣，“二战”期间被安置在瑞典中部搜集情

    报。战后他变得对印度尼西亚非常感兴趣，编撰了第一部印度尼

    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英语词典。正是他大大发展了康奈

    尔的东南亚语言教学，最终这所大学具备了教授该地区所有主要

    方言的能力。埃科尔斯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几

    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康奈尔图书馆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东南亚文

    献收藏，在没有任何个人经济诱因的情况下，将其余生奉献给了

    这一艰巨任务。为什么被招进本专业的教师极少流动到其他大

    学？为什么一流的学生成群结队来到康奈尔校园？这里的藏书是

    主要原因。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乔治·卡欣，也是一位不同凡响之士。在太

    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里，他在哈佛读本科，并开始变得对国

    际事务非常感兴趣，包括远东的国际事务。如果说夏普和埃科尔

    斯并不非常关心政治，那么卡欣则相反。在珍珠港遭袭之后，他

    旋即在政治上变得活跃了起来，这明确显示了他的进步思想和个人勇气。偷袭激起了针对沿西海岸而居的日裔美国人的暴力回

    应，“二战”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抓了起来，关进可怕的集中

    营。西海岸那些寡廉鲜耻的种族主义商人趁机拒绝还债给敌侨，导致他们的命运雪上加霜。卡欣联手一位令人钦佩的贵格会教

    徒，倡议使用法律和其他手段强迫这些人还债，尽管当时的政治

    气候让这样的行动看起来很不爱国。

    当年轻的卡欣加入美国陆军的时候，他受到的训练是被伞投

    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日军后方。无需赘言——如果有人了解

    五角大楼的话——他最终却被派往了意大利。但他的训练让他对

    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持久不变的兴趣；复员的时候，他作为研究生

    回到了学校，于1948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为政治研究而进行田野

    调查，当时正值印尼为独立而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期间。他成为了

    很多著名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密友，设法闯过了荷兰人的防

    线去访问群岛的很多地方，给美国报纸发回了亲印度尼西亚的文

    章，后来又游说美国国会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

    1951年，卡欣来到了康奈尔，不久后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

    《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关于当代东南亚政治的第一部美国学术大作。对康

    奈尔而言，他是至关重要的新成员。因为当时美国对东南亚的关

    注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他是一位政治学家，因此很多年轻人有志

    于在他的指导之下学习。不幸的是正赶上麦卡锡时代最狂热的时

    期，卡欣在国务院的右翼敌人编造了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很

    友好的虚假理由，收走了他的护照长达数年。

    因为夏普的支持，卡欣帮助把另外两位重要的而且完全不同

    的人物招揽进了东南亚专业。一位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弗兰克·

    戈利(Frank Golay)，他在“二战”期间被征召进了海军情报处，培养出对菲律宾的兴趣。他是正统的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相当

    保守，但他的学科是重要的，他对菲律宾的关注是切实的，他是

    一个好老师。第二位是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一位真正

    浪漫且非凡的女士。她出生在里加(Riga)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成长于沙皇俄国末年，所以她的母语是俄语。布尔什维克革

    命之后，全家迁到了瑞典，她最后成了一名舞蹈记者和报纸评论

    员，尤其是芭蕾舞，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是在纽约。

    她丈夫在一场离奇的事故中丧生，之后她和朋友一起开启了

    一次东方之旅。但在荷属印度尼西亚期间，她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和这里的人，迅速地把爪哇舞学到了熟练的高水平。她还爱上了

    才华横溢的德国考古学家威廉·斯图特海姆(Wilhelm

    Stutterheim)，并通过他获得了关于印度尼西亚被殖民前文明的

    全面认知。后来，悲剧在她的生活中重演。1940年春纳粹入侵荷

    兰之后，斯图特海姆，连同殖民地的所有其他德国人都遭到了拘

    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荷兰殖民政权决定把被拘留者迁往英属

    印度。但斯图特海姆所在的轮船在苏门答腊海岸被日本飞机击沉

    了，船上的所有人都命丧黄泉。

    回到美国之后，克莱尔被招募去教年轻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

    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她一直干到了麦卡锡时代，麦卡锡时代

    让她怒不可遏，情绪低落，所以她辞了职。卡欣早就和她相识，抓住这个机会把她请到了康奈尔，她留在了那里，直到1970年去

    世。她没有学历，因此不能成为教授，但她是一名优秀的印尼语

    老师，是殖民地社会、印度尼西亚文化和表演艺术的活字典。她

    是这个专业中唯一真正在东南亚某地生活过多年的成员。她也是

    唯一的女性，唯一真正对艺术感兴趣的人。

    耶鲁大学的东南亚专业要小一些，但它有一些康奈尔不具备

    的优势。它的创始人是卡尔·佩尔策(Karl Pelzer)，一位流亡的

    奥地利农业经济学家，曾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工作过，专

    门研究殖民地的大种植园。但关键人物是哈里·班达(Harry

    Benda)，直到他英年早逝；班达是捷克犹太人，年轻时曾在战

    前的爪哇从事过商业工作。日据时期，他被关进了集中营，九死

    一生。1946年获释之后，他投奔了美国，最终在康奈尔写就了一

    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在印度尼西

    亚的日本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他是卡欣最早的学生之一，尽管他年纪稍长。他的政治学学位论文丝毫没有妨碍他在耶鲁成为

    历史学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那时学术生活的流动性。

    佩尔策和班达赋予耶鲁的这个专业以一种“欧洲”文化和视

    野，相比而言，康奈尔更加“美国”。但两个专业彼此相距并不算

    远，驱车可达，教员之间相交友好；到我来到康奈尔的时候，两

    所大学在暑假期间轮流主办了极为出色的语言学习班。

    四位老师对作为研究生的我影响至深，他们构成了一个极其

    多样的性格、天赋和兴趣的组合。克莱尔·霍尔特和哈里·班达是

    我的欧洲同胞，对历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班达有着天才的大

    脑，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人生观，以及不安分的秉性。他致力于

    自身思想的“不落陈套”。他忠于美国，但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它

    的一部分。克莱尔·霍尔特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在她家里度过了很

    多时光，向她请教艺术、舞蹈、考古和爪哇人的生活。有时候我

    们会一起朗诵俄罗斯诗歌。她完全没有学术派头，让我也不致太

    沉湎于学术文化。

    卡欣和埃科尔斯是两位毋庸置疑的美国绅士，善良、温和、正直，对他们的学生全心全意。埃科尔斯把我引进了现代印度尼

    西亚文学，让我对词典产生了历久不渝的喜爱。直到今天，在我

    的私人图书馆里，我最喜欢的那个书架还是只摆满了各种各样的

    词典。我每次看到以他命名的难以置信的图书馆藏时，都会想起

    他的无私奉献。卡欣在政治上形塑了我，包括他的进步政治、他

    对国内和世界其他各地正义的激进坚持，以及他对真正分歧的容

    忍。

    夏普和卡欣都是聪明的学理型政治家，意识到了按学科设立

    院系在美国大学的影响力。他们也比耶鲁的佩尔策和班达更好地

    认识到，东南亚专业的发展和稳定取决于将新教师在智识上、经

    济上整合进系里。在美国，新聘的年轻教师要先试用六年，在此

    期间他们很容易被开除。至迟在第六年，他们将接受关于教学和

    论文发表记录的全面审查。倘若通过审查，他们就在级别上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被开除

    了，除非因为犯罪活动或者严重的性丑闻。

    因此，夏普—卡欣式策略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能

    够通过展示令人信服的学术资格而获得终身教职的年轻人。(通

    常，各系并不如此对东南亚感兴趣。)找到这样的年轻人之后，他们就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经费给这些年轻学者开

    几年工资，条件是如果他们从学科视野来看做得好，就会被转到

    院系的常规薪酬预算里。第二阶段是确保这些年轻人大量承担与

    东南亚无关课程的本科生教学。以我为例，我讲授过诸如“社会

    主义的传统”、“英联邦的政治”、“军方的政治角色”、“政治与文

    学”等课程。虽然这牵涉很多工作，但它让这个专业避免陷入孤

    立与东方主义。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专业的每名教师都应具备一

    门学科的扎实基础，并能够讲授很多别的课程，而不仅仅是东南

    亚。

    要在1950年代实现这些目标依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情势在

    196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俄罗斯人先于美国人把宇航员

    送入太空，这一成就让美国很多在政界势力强大的人士和机构焦

    虑不安。这次丢脸的部分原因被归结为美国高校发展迟缓。但

    是，更加广泛的焦虑同时存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毛泽东领导下

    的中国的崛起、印度支那不断加剧的危机、南亚的战争、中东的

    不稳定等等。从大约1960年开始，大量资金以奖学金、语言课程

    等形式投放进大学。类似康奈尔东南亚专业这类的区域研究开始

    第一次从政府那里获得大笔经费。

    这一变化在学生中造成了一种明显的半个世代的断裂。研究

    生的整个期间，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从未得到过任何奖学金；我们

    通过给大班授课的老师当助教来支付我们的教育费用。我们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并把它当作为了今后的一种良好实践，甚至乐

    在其中。到1961年的时候，研究生的数量显著增加，大多数都有

    奖学金，一些人如果被迫(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教课，还非

    常恼火。到1960年代后半段，隐现在越南的灾难，以及对依然有服兵

    役义务的本科生而言去印度尼西亚作战的可能性，合力导致了声

    势浩大、以校园为基础的反战运动，引发了对东南亚的极大兴

    趣。突然间，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重点大学都出现了对于东

    南亚相关课程的巨大需求，对此大学管理阶层不得不做出回应。

    教师职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任何获得了东南亚研究相关专业博

    士学位的学生，几乎都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好工作。

    我非常幸运在“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5]

    前夕完成了我的

    博士论文。不同于正常的招聘——要求具有竞争力的候选资格、大量的面试，以及对“裙带关系”的敌视——我在既没有经过面

    试，也没有外来候选人被考虑的情况下，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

    位。

    虽然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专业通常面临要延伸到本科生

    的巨大压力，但事实上它认为自己主要面向研究生。形式上的要

    求并不非常苛刻。每学期所有学生必须学一门东南亚方言，如果

    他们对印度支那或者印度尼西亚感兴趣，则会被鼓励学习法语或

    者荷兰语。所有学生必须参加至少两次所谓的“对象国研讨

    班”(Country Seminars)，它以三年为周期在该地区的主要国家

    之间循环。这些研讨班课程经常是由两位本系老师讲授，而且时

    常邀请客座教授讲授特定话题，会涉及深度的跨学科研究，比如

    关于缅甸的历史、政治、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国际

    关系，或者艺术与文学。专攻缅甸方向的学生将获得一次全方位

    的“缅甸研究”集中讲授，而专攻其他国家的学生则将学习如何以

    比较的方法思考问题。

    除语言课程和对象国研讨班之外，学生们还要修一系列其他

    课程，它们几乎全被界定为比较研究和泛东南亚研究，比如“去

    殖民化比较”、“东南亚山地部落”、“东南亚乡村发展”、“东南亚

    共产主义”等等。这种比较的框架是为东南亚研究的学科设计所

    需要的，与欧洲专攻一国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很幸运有这

    些经历，对我后来思考这个地区、思考世界影响重大。教学计划最后的、较少制度化的部分是邀请外国学者。有时

    候他们受邀来教授一个学期甚或一年。他们通常是作为客座研究

    员而来的，或者是作为全系师生每周一次的午餐研讨会(brown-

    bag meeting)的一日主讲人。我记得自己曾被西岛重忠

    (Nishijima Shigetada)的来访弄得神魂颠倒，因为他在日据印度

    尼西亚时期最后几天中的活动，被视为传奇人物。据说他在青年

    时代已然被左翼意识形态深深吸引，同情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

    者，但卡欣知道他现在是一家巨型石油公司的代理人，觉得他是

    一个机会主义者。西岛在午餐研讨会上是以极快的印度尼西亚语

    发言的，没有辜负他作为一个神秘人物的名声。缅甸前总理吴努

    (U Nu)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的到访同样妙趣横生。

    很多外国学生已然体验过他们自己国家司空见惯的威权式大

    学传统，对本专业老师与学生之间亲密、民主的关系感到吃惊和

    高兴。在研讨班上，学生们被鼓励各抒己见，自己的文章经常得

    到详细点评，而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察觉，在自己的原籍国，教授

    的项目利用他们做非正式的研究助理。

    在我读书那个时代，事实上直到很久之后，学生来自五湖四

    海。一开始，1950年代，所有东南亚国家都是不同程度上可以访

    问的。那个时期之后，缅甸关闭了国门，印度支那各国也长期如

    此。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有独裁政府，马来西亚有威权

    统治，1963年它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吉隆坡挑起了马来人的反华暴

    行。卡欣特别希望密切接触头脑灵活的东南亚年轻人，想方设法

    把很多这样的人招到了康奈尔。

    因此，在1950年代末，我有缅甸、菲律宾、越南尤其是印度

    尼西亚的同学。对我们而言，这是直接了解我们所关注的国家、建立友谊、让我们的偏见接受考验的极佳机会。另外，康奈尔大

    学之所在是一个弹丸小镇，这意味着学生们总是朝夕相处，不仅

    在教室和图书馆，在商店、酒吧、饭馆及当地的公园也是如此。

    我们中很多人都与东南亚人合租公寓，有时候甚至在此过程中学习烹饪。

    本专业的新奇性与高信誉，以及它可观的财力资源，意味着

    我们也可以招到很多来自非东南亚国家的学生：英国、澳大利

    亚、法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瑞士等等。这一切感觉非常

    国际化。

    最后，这里还有一个卡欣主要负责的特别小分队。作为美国

    外交政策方面强有力的、有思想的评论家，他倾向于认为政策的

    愚蠢和暴力是源自于简单的无知。因此，他认为本专业的任务之

    一是启蒙政府。当时他与华盛顿有着广泛的接触，鼓励国务院和

    五角大楼把将被派驻东南亚的年轻有为的文官和武官送来康奈

    尔，与普通研究生一起学习一年或者两年。我确信这个小分队确

    实受到了康奈尔经验的影响，但远不如卡欣所希望的那么大。随

    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他们的数量急剧萎缩，最终差不多就绝迹了。

    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群令人惊讶的形形色色的学

    生，通过彼此间的日常接触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团结纽带，并在这

    些年轻人毕业多年之后继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康奈尔小集

    团”(Cornell Mafia)的传说至今依然存在，为什么康奈尔相较于

    大多数其他后来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如此不同寻常的原因。在那些

    中心，美国学生通常占绝大多数。

    然而，基于我在康奈尔的经验，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可以

    让人对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提出批评。第一个是康奈尔的这个专业

    普遍被视为同类中最好的，拥有最多样和杰出的师资、迄今为止

    最大的图书馆，提供的语言课程数量最多。第二个是当其他大学

    在1960年代设立类似专业的时候，它们所雇用的年轻教师中很多

    都曾受训于康奈尔。因此，有理由认为，对康奈尔的批评更加适

    用于它的诸多后起竞争者。

    我的批评涉及学科之间的显著失衡。即使在今天，除少数优

    秀的人口学家之外，很难找到任何东南亚社会学家。对当代东南亚的研究依赖政治学和人类学这两大支柱，它们很少共享智识兴

    趣或者通用的方法论，而且长期以来或者聚焦民族政治精英，或

    者聚焦乡村地区和为数不多的少数族裔，这使得二者之间留下了

    巨大鸿沟。重要的例外是杰出的汉学家兼社会学家施坚雅

    (G.William Skinner)，他因为无法进入当时的中国大陆，又对

    台湾不感兴趣，所以通过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珍贵的书

    籍，研究了暹罗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区。我认为这一不足并不

    是康奈尔这个专业的毛病，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学的问

    题，因为它主要是对美国感兴趣，而它所依赖的统计方式在其他

    国家难以应用，几十年也得不到可靠的数据。

    第二个主要失衡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它的一个重

    要背景因素是“东南亚”这一概念本身，暗示了一种专属集体性。

    但事实是集体性难寻。八个彼此不同、国土面积不小的国家，伊

    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儒教——道教；16世纪被西班牙人殖

    民，17世纪被荷兰人殖民，19世纪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殖民，到了

    20世纪被美国人殖民，同时暹罗还被英国人半殖民；重要文献见

    诸相互不能理解的语言，比如缅甸语、孟语、泰语、高棉语、越

    南语、他加禄语、马来语、爪哇语、古爪哇语、梵语、阿拉伯语

    和多种其他语言。这与东亚、南亚形成了巨大反差：东亚仅仅包

    括三个国家，它们在道德秩序、宗教观念和文学流派等方面有很

    多共通之处；南亚由四个国家组成，它们有着长期的——即使有

    时是怀有敌意的——宗教、经济和传统文学的关联，但全都是被

    同一宗主国殖民的。

    倘若体制性的“东南亚”概念不存在，越南很可能就因为它与

    中国上千年的联系而被列入东亚研究之中，而东南亚西部的其他

    地区大多很可能与南亚有联系，因为其本土的文化基础(通过梵

    语和巴利语)深受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影响。菲律宾则很可能

    隶属于拉美研究。

    因为华人移民社区在几乎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巨大重要性，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很多学生都被鼓励“辅修”中国研究，但真正把中文学得很好的却寥寥无几。几乎没有人被鼓励去了解斯

    里兰卡或者印度，更不用说中东。认真学过阿拉伯语或者印地语

    的本专业学生我一个都想不出。

    哪怕是可能对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和古典造型艺术感兴趣的

    最聪颖的学生，“东南亚”的巨大异质性也使得培养极难。伟大的

    现代作曲家德彪西很欣赏一种爪哇加麦兰(gamelan，又译甘美

    朗)管弦乐，在其事业的决定性阶段借鉴了它，促使这种音乐声

    名远扬。1970年代，少数天资聪颖的美国学生经过爪哇艺术家的

    教导，结果在音乐系找到了工作，包括康奈尔的音乐系。但是，暹罗、越南和缅甸的音乐却没有这般受到重视。古典文献要求全

    面了解或者梵文或者汉语文言文，拥有这些技能的人通常偏爱研

    究印度或者中国。直到最近，在讲授东南亚艺术史的几个地方，还是聚焦于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越南。

    然而，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一个重要变化已然发生。现在，人们对古代几乎没有兴趣，但对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却兴趣盎然，它主要是以美国大众文化为中介，尤其是流行音乐、电影和英语

    写作或翻译。这就使得开设十分新颖的(英讲)课程有了可能，比如“东南亚电影”、“东南亚大众文化”、“东南亚小说”、“当代东

    南亚艺术”等等。其代价是关于古代的大量知识正在流失。

    这种代价在历史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康奈尔，东南亚史长

    期以来都是被分为古代(前殖民地时期)史——由英国东方通奥

    利弗·沃尔特斯(Oliver Wolters)威风八面地管理——和近代史。

    现在，这种划分不再是时间性的，而是地理性的：大陆与岛屿的

    近代史。在大部分美国其他大学的东南亚专业中，相同的模式也

    很明显。人们情不自禁地想到，这反映了美国人普遍关注美国标

    准所谓的当下、最近、流行和易得。按照那些标准，吉隆坡的摩

    托帮现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巴厘岛的转火圈(fire-walking)

    仪式则不是，因此后者从学术追求中被淘汰了。

    第二个批评性的观察，源自我作为一个退休已久的老人的当下处境。它涉及聚焦一国的学术趋势，看起来有一点像殖民晚期

    的模式。

    东南亚研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主要魅力在于它似乎是

    某种全新的东西，其结果是使学生们觉得自己像是考察未知社会

    和领域的探索者。除了有一点关于菲律宾和“二战”期间在当地的

    战斗的内容，美国中学教材里几乎没有提及这个地区。那时也是

    去殖民地化和新型国家诞生的时期，涌现出世界闻名的民族主义

    领袖，比如苏加诺、吴努和胡志明。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几

    乎全都被我们选择研究的国家的民族主义所吸引。这种拥护也受

    语言的影响。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越南是仅有的不能借助英语和

    或法语严肃研究的主要国家。我和我研究印度尼西亚的朋友们非

    常骄傲地率先实现了流畅使用印度尼西亚语，学泰语的同班同学

    也是如此。这种语言连接让我们与“我们的国家”关系日益密切。

    研究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同学可以勉强借助英语，专注于菲律宾的

    那些同学可以借助美式英语，涉足越南的那些同学可以借助法语

    和英语。没过太久，年轻人就可以流畅地说他加禄语、越南语、高棉语或者缅甸语了。

    对“我们的国家”的情感依恋也产生了我们并未明确意识到的

    政治影响。我的印尼研究同伴普遍在不同程度上偏左，因为那就

    是后革命时期苏加诺印度尼西亚的风气。(或者我们是被其左翼

    政治吸引到印度尼西亚的吗？)去泰国的学生要保守得多，因为

    在那里“唯一的游戏规则”是保守的军人—君主统治。这一分歧曾

    在越南战争高峰时期产生严重后果，当时研究印度尼西亚或者越

    南的人几乎个个都强烈反对这场战争，而专注于泰国的那些人最

    初则表示支持。教师之间渐渐发生了分化，这在之后的好些年里

    严重影响了本专业的精神面貌。必须补充的是，对所研究的单个

    国家的这种情感依恋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很难去研究任何其他国

    家，且不论还有语言问题。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我亏欠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

    情，他1972年把我逐出了印度尼西亚，拒绝我入境，直到他1998年倒台。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迫多元化，1974年到1986年间主要

    研究泰国，1988年至今研究菲律宾。我非常感激他迫使我超

    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

    《想象的共同体》的。但我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个案，直到最

    近差不多都是独一无二的，耶鲁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除外，他被迫致力于马来西亚研究，因为缅甸的军方禁止对该国

    感兴趣的所有外国学者入境。

    到1960年代，康奈尔和耶鲁的这个专业不再独一无二了，尽

    管如此，借由那些在美国和海外其他大学找到了工作的校友，它

    们的影响依然相当强大。久而久之，伯克利、洛杉矶、西雅图、火奴鲁鲁、麦迪逊和安阿伯等地的重点大学也创建了类似专业。

    在复兴和改造日本人关于东南亚，尤其是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学术

    研究的过程中，在康奈尔的日本学生，比如已故的永积昭

    (Nagazumi Akira)、后藤健一(Goto Kenichi)、加藤刚、白石

    爱子(Shiraishi Aiko)和白石隆(Shiraishi Takashi)等人，起到

    了关键作用。以已故的赫伯特·费思(Herbert Feith)为首的澳大

    利亚籍康奈尔毕业生基于康奈尔模式建立了专业，这些专业因为

    美国人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的加盟得以加强(讨论见下

    文)。在伦敦，著名的亚非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开始抛弃其殖民史视角，将教学拓展到了之前的

    英属殖民地之外。在此过程中，我杰出的学长鲁思·麦克维(Ruth

    McVey)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国、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在

    朝同样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虽然存在不同的传统和专业

    性，“东南亚研究”还是渐渐国际化了。必须补充的是，在此过程

    中，妇女作为学生和后来作为老师的比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有

    显著提高。

    因为美国的世界强权、抱负和威慑，东南亚研究在美国的历

    史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戏剧化得多。为什么东南亚研究在1940年代

    末和1950年代初的美国先行一步？一个原因是这个地区毗邻中

    国。在那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于1949年底建立了新政

    权，有力地赶走了西方列强。但在同一时期，唯独东南亚见证了强大的、通常以武力来维持的地方性共产党在几乎每一个国家的

    快速崛起。毋庸置疑，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是短暂但关键的“日据时期”。日本人并不仅仅摧毁了这个地区的

    所有殖民地政权，羞辱和囚禁“白人”殖民地居民，鼓励对亚洲的

    认同，他们还因为自身的理由，对当地民众进行战争动员，训练

    和武装本土后备军队，极大地毁灭了战前经济。日本人的军事暴

    行和经济勒索渐渐让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对日本采取了敌对态度，转向了左翼。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日本突然战败，东南亚出现了有利于左翼崛起的权力真空，因为此前左翼没有和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狼狈为奸。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具有这种格

    局。

    为了阻止这一趋势，美国积极行动了起来，包括成立东南亚

    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公开和

    秘密地干预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甚至暹罗。

    因为后来席卷了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灾难性的越南战争，美国政

    府对东南亚的焦虑在1960年代遽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南亚

    研究者大多反对的这场战争也是资金充足的东南亚研究在美国各

    地兴起的活水源头。但在1975—1976年美国败北之后，普遍的反

    感情绪滋长，很长一段时间鲜有人希望思考东南亚。政府和私人

    的资金支持开始枯竭。不幸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获得东南

    亚博士学位的优秀学生，发现在美国找到学术工作极其困难。很

    多人流动去了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或者加拿大。其他人被迫

    谋业于政府机构、外交使团、联合国机构、大公司，甚至中央情

    报局。另外，不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对美国研究人员完全关

    闭，而且现在还加上了缅甸。入学人数下降，新生对硕士学位的

    兴趣同对博士学位的一样，不太关注学术生涯，主要关注医学、发展援助等专业工作的实用培训。直到1980年代末，当时东南亚

    作为高速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6]

    (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之

    后)——短暂且仅有某些地区——再次脱颖而出，东南亚研究才

    真正东山再起。在政治学领域，“政治经济学”风行一时。

    相较于其他的区域研究，东南亚研究因其新颖性而渐渐受到了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的威胁，而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被解

    决。1980年代，为数不多的创始学者一代开始退休，大学通常决

    定不“换血”，而是宁愿在其他领域和专业投资。更重要的是，涉

    足东南亚的学界专家大多数都是在越南战争和婴儿潮期间招聘

    的，非常年轻。这一代人大多数是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退休。其

    结果是造就了“迷惘的一代”——因为教师金字塔奇怪的头重脚轻

    的年龄结构，高素质的年轻人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工作(在建设

    已久的领域，年龄金字塔形态正常，几乎不会有困难)。因此，1990年代初，著名老教授和优秀的年轻教师的课程司空见惯，但

    在两者之间的人却寥寥无几。

    本章主要讨论了与东南亚研究专业在康奈尔大学的发展相关

    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变化、大型机构和结构，以及教育政策。为了

    建立第一章与随后一章——关于我在东南亚不同地区做田野工作

    的经历——之间的联系，请允许我在此以一些个人回忆作结。

    最初，我感到非常迷茫。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他们期望

    我不但要帮助讲授本科生的比较政治学、美国政治(美国显然不

    能被比较!)和政治理论课程——我对它们的了解几乎为零，而

    且还要研修这些领域的研究生课程。我是一个真正的“婴儿”，仅

    仅21岁，极其无知，完全没有任何东南亚语言的能力。但是，学

    生的团结令人惊讶地强大。年长的学生真的就像大哥哥大姐姐那

    样，耐心地教我、引导我、逗弄我，提升我脆弱的斗志。我们一

    直一起去听课、上图书馆，当然还有泡酒吧。回过头来看，我意

    识到自己从同学们那里学到的和从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一样多，我

    通常只有在教室或者办公室里才会见到老师们。他们非常友善，但极其忙碌，而我也不想自我施压。

    东南亚研究专业是另一回事，因为卡欣想到了一个高招，即

    请求他非常熟悉的大学校长允许他把一座被废弃的大学生联谊会

    会堂用作他已然启动的康奈尔近代印度尼西亚项目的办公场所。

    卡欣让他的一些学生安装了钢柱来支撑下陷的地板。他为自己留

    了一间楼下的办公室，但这座三层建筑的其他地方则被交给了本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无论他们是否是印尼专家。午餐研讨会也是

    在这里举行。这座摇摇欲坠的建筑后来成为了传奇的“西大街102

    号”(102 West Avenue)，莫名其妙地幸存到1980年代，当时是

    为了给一个停车场让道才被拆掉的。因此，我们有自己的楼房，这在社会和心理层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到的时候，卡欣已组织起了一队高年级学生来写作由他编

    辑的一本书《东南亚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该书是无论何地出版的此类书籍的第一种。因

    此，“婴儿安德森”花了很多时间在这座建筑里聊天，每天都与学

    长们接触，他们中有一些刚从越南、缅甸、菲律宾或者印度尼西

    亚回来，满腹离奇的故事，迫不及待要分享。然而，这座建筑里

    的核心团体是印尼专家，赫伯特·费思、约翰·斯梅尔(John

    Smail)、鲁思·麦克维和丹·列夫(Dan Lev)，以及塞罗·索玛丹

    (Selo Soemardjan)——已然中年的日惹(Jogjakarta)苏丹的秘

    书，一个智慧、善良且极其友好的人。鲁思·麦克维最为显眼，不

    但因为她的才智和渊博——她早年曾是位苏联专家，俄语流利

    ——而且因为她是一位女人。在那个时候，东南亚研究专业的成

    员90%都是男性。每个人对“婴儿”都很友好。

    我那时智识生活的另一面向是今天实在难以想象的东西。几

    乎没有英语写作的、质量上乘的讨论东南亚的书籍可读。(我是

    直到去了印度尼西亚之后，才学习阅读荷兰语。)当然，之前提

    到的卡欣的杰作是有的，还有也已提及的班达的书。1960年，人

    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最佳著作《爪哇的

    宗教》(The Religion of Java)面世了，此外还有他的短篇文章。无

    论是卡欣还是班达，都对爪哇没有特别的兴趣，都不懂任何爪哇

    语。但格尔茨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让我看到了“文化”，爪哇文

    化，这种方式与我的欧洲“文化教育”联系了起来。还有比尔·斯金

    纳(Bill Skinner)对暹罗和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区的研究。关于独

    立后的缅甸、马来西亚、越南或者柬埔寨，除了零零星星的一些

    文章之外，几乎完全没有一流著述面世。比如印度尼西亚政治，即使我们想研究，鲜有用英语写作的有助益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人类学家的位置，依靠我们的好奇心、观察和日常聊

    天，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不为人所知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

    终身坚持阅读人类学，并且深受其影响的原因。

    与此同时，我在约翰·埃科尔斯和两位印度尼西亚学生的指导

    下，参加并享受印度尼西亚语课。我无比高兴能够学习一门亚洲

    语言，其规则与语音在“我的欧洲”是不存在的。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后来会发现，三年的课堂语言学习不敌浸润在外国日常生活之

    中六个月。

    1961年初，卡欣坚持让我拟定开题报告。在我犹豫不决的时

    候，他说道：“为什么你不着眼于日据时期及其对印度尼西亚社

    会与政治的影响呢？”我知道他所追求的东西。在他的《印度尼

    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中，唯一不充分的一章就是关于日据时

    期那一章，因为在他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那个时期几乎什

    么也没有公开发表，他不得不主要依靠访谈。因此，我寻思到，为什么不呢？日据时期仅仅延续了三年半，因此它必定是可以对

    付的。另外，从十多岁开始，我一直(表面上)对日本感兴趣。

    我和母亲过去常常就此有礼有节地争论——她坚决地支持中国，痛恨日本；作为一个落入《源氏物语》魔爪的叛逆少年，我必须

    坚持日本比中国更有趣。第三章 田野工作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第一次做田野工作的经历是决定性

    的。一个人再也不会感受到完全相同的震惊、陌生和激动。在我

    后来的事业中，我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并居住在泰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都让我着迷，两个国家我都喜欢。但印度尼西亚是我的

    初恋。我能够说和读泰语和他加禄语，但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是

    我的第二语言，是我可以用以流利地写作的唯一外语，而且带着

    极大的快感。有时候，我还会陷入印度尼西亚语的梦境。

    1961年12月底，我来到了雅加达，一直待到了1964年4月。

    当我乘坐的飞机在黑暗中着陆的时候，雨季已经开始了；我搭车

    进城，出租车车窗全都开着，这段路程我记忆犹新。首先冲击我

    的东西是气味——来自生机勃勃的树木和灌木丛、尿液、熏香、烟雾缭绕的油灯、垃圾，尤其是沿大多数主干道而立的小货摊上

    的食物。

    我的学长丹·列夫在回伊萨卡之前已经做了安排，让我借住一

    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好客而善良的遗孀的房子。她的房子宽

    敞、舒适，位于一条以民族英雄蒂博尼哥罗王子(Prince

    Diponegoro)命名的“高级”街道的街尾处。两个已成年的孩子还

    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家里还有一个厨师、一个佣人和一个年轻的

    男园丁兼差使。

    蒂博尼哥罗王子的故事可追溯到19世纪初。在拿破仑把荷兰

    并入法国的时候，伦敦决定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Dutch East

    Indies)。1811—1816年间，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斯坦福·莱佛士

    (Stamford Raffles)统治爪哇。当拿破仑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英国以荷兰的据点好望角(Cape)和锡兰(Ceylon)为代价，归

    还了爪哇。因为大陆经济封锁政策(Continental System)，荷兰

    在经济上严重受损，荷兰政府在东印度群岛实施其权力时处于弱势地位。1825—1830年间，不大的日惹王国的蒂博尼哥罗王子趁

    机造反，组织起大部队向荷兰开战。但是，当他被打败、遭流放

    的时候，他写到他的目标是“征服爪哇”，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当代

    爪哇人所知的事实。

    在我到达雅加达的第二天，如今已故的王福涵(Ong Hok

    Ham)顺道来访，他是印尼专家众所周知的人物。当时他还是印

    度尼西亚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但已然担任过施坚雅的研究助

    理。他邀请我和他的三位爪哇学生朋友同游，去印度尼西亚大学

    拉瓦曼根(Rawamangun)老校园的一幢男生宿舍。觉得自己在

    印度尼西亚语方面还不错的任何幻觉旋即消失了。但是，因为朋

    友们几乎不懂英语，我们共同竭尽全力来相互理解。王福涵向他

    们解释说，虽然我是在美国的大学学习，但我是爱尔兰人。这给

    了我莫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爱尔兰曾不得不为独立而战，而他们像当时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那样，对美国人是

    持怀疑态度的。

    他们请我吃了一顿美味的简餐，但故意没有提醒我注意或绿

    或红的小辣椒(tjabe rawit)，它们让人的舌头火烧火燎。我勉力

    勇敢地应对，没有把辣椒吐出来，他们对此印象深刻。后来，倾

    盆大雨又开始了。王福涵说不可能回我的住处了，手边又没有电

    话，因此，我们最好住在他的朋友们那里。他们递给我一条小毛

    巾和一条备用的纱笼(sarong)，向我示范如何使用印度尼西亚

    风格的浴室。我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喜欢纱笼。尽管蚊子成群，我还是睡得像死猪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家”，因为我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天晚

    上就在外面过夜，而且没有通知我的女房东，我滔滔不绝地向她

    道了歉。但她没有把我的过错放在心上。“季风就是那样的，”她

    说，“你可能被困在任何地方，男孩究竟是男孩。”这是我对“文化

    冲击”的第一次体验。我觉得按照我的欧洲标准，自己已经失礼

    了，但她压根就没有这样想。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印度尼西亚社

    会在对待未婚男子和女子之间的巨大差异：青年男子可以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但年轻女子则是被看管和保护的，被尽可能

    地留在家里。

    接下来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却都令人愉快。房子的对面有

    一块三角形的闲置空地，满是各种杂草和淤泥。每天下午，一帮

    年龄在8到12岁之间的可爱的“茅屋男孩”(kampong boy，指乡下

    男孩)就聚在那里踢足球。他们从抛硬币开始，输的一方一本正

    经地脱掉他们的短裤(他们没有穿内衣内裤)。这就是他们区别

    一方与另一方的办法。当然，他们没有球门柱。但他们带来了尚

    处于爬行而不是跑动阶段的四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把

    他们用作移动的球门柱。

    这就是我对普通印度尼西亚孩子的生活的两个方面的介绍。

    第一个方面是对男孩而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在公共场合露

    体并不令人尴尬——在爱尔兰或者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个

    方面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印度尼西亚孩

    子就必须帮助弟弟妹妹，尊敬和服从他们的哥哥姐姐。我的女房

    东解释这个习惯时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大一些，你就必须向小的

    让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他们，喜爱他们和保护他们；如果你

    小一些，你就必须做你的哥哥姐姐叫你做的事情。这似乎是矛盾

    的，但它的确奏效。在印度尼西亚期间，我很少看到一个家庭的

    孩子打架，与我自己的经历恰好相反。直到我们去伊顿，我和罗

    里经常打架，让我们的母亲苦恼不已。

    第三个冲击是我与疯癫的第一次接触。一天，我正穿过一个

    人挤人的市场，我注意到一个被一群咯咯大笑、不断尖叫的小男

    孩团团围住的奇怪身影。那是一个全裸的年轻妇女，不曾梳洗，又长又乱的头发一直垂到了她的屁股。大多数时候，市场上的人

    都是不关注她的，或者心情好的时候，给她一点食物。当我向一

    个小贩打探这个妇女是谁的时候，她说道：“可怜的人哟!有个

    男人伤了她的心，她就疯了。她的父母想方设法给她穿衣服，但

    她总是把任何衣物都扯掉。”后来，我还在无意中发现了疯癫的

    男子，也是全身赤裸和肮脏的，而人们会有同样的说辞。我开始认识到，这些不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的可怜虫或许比欧洲和美

    国的疯子过得要更好一些，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和美国的疯子

    被经年累月关在与世隔绝的疯人院里。在这里他们可以爱去哪里

    就去哪里，社会随便给他们提供食物。

    我迫在眉睫的困难是语言。我很快便得知，我在康奈尔学的

    那种正式的印度尼西亚语是教材上的东西，人们唯有在正式情势

    下才使用。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试图说话的方式，我说的话孩子

    们一个字都不懂。大约三个月后，我真的抑郁了，觉得自己完全

    没有取得进步。后来，我意识到它就像学骑自行车那样：你开始

    学的时候，老是跌落下来，但后来在某个神奇的日子，你突然就

    找到了骑自行车的感觉，甚至开始松开双手骑了。突然，在第四

    个月，我发现我能流畅地说话了，不带任何犹豫。我高兴得快哭

    了。我现在能够借助语言进行访谈了。我不大容易脸红，但是，接受我访谈的一位老妪对我这样说的时候，“依我看，你对如何

    使用‘padahal’(接近于even though，即使)了解得一清二楚，因

    此你是在用印度尼西亚语思考”，我高兴得两颊绯红。但困难并

    没有在那里停止。

    我的女房东用荷兰语和她的孩子、朋友说话，就像她那一代

    中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当她不希望我明白她所言之物的时

    候，她也用荷兰语，就像我父母在不希望我们知道他们所讨论之

    物的时候就用法语交流。在康奈尔时，没有定期讲授的荷兰语

    课。因此，我自学了这门语言，不是口语，而是阅读和理解。它

    不是太难，因为我懂一些德语，德语就像一种难度升级版的荷兰

    语。我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做到的，多年之后当我决定学西班牙语

    的时候，我如法炮制。我选取了一本既有厚度和难度也有趣的

    书，借助手边的一部大字典，一行接一行地，几乎是逐字逐句

    地，跌跌撞撞地读完了它。

    我选择的那本书是特奥多尔·皮若(Theodoor Pigeaud)在

    1930年代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爪哇的大众演出》(Javaanse

    VolksvertoningenJavanese Popular Performances)，它对我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书籍都要深远。皮若并非一个好

    人。因为嫉妒斯图特海姆，即克莱尔·霍尔特才华横溢的情人的声

    誉，他设法以“行为不检点”的理由把她逐出了殖民地。但他是位

    了不起的学者。该书的标题并不公道，因为作者收录了大量关于

    爪哇人最亲密的邻居——巽他人(Sundanese)、马都拉人

    (Madurese)和巴厘人(Balinese)——的对比材料。它内含了

    一份令人惊讶的信息汇编，涉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面具和面

    具舞、神灵附身、木偶剧院、演员和小丑的巡回剧团。对我而

    言，它展示了宫廷之外的爪哇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复杂性。甚至更

    让人满意的是，皮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在地图上标示出了所

    有局部变化、独特性与特殊性。我在康奈尔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让

    我对此有所准备。

    通过这本书，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这次是与“爪哇”而不是与

    印度尼西亚。我为这个词打上了引号，因为“我的”爪哇实际上并

    不是完整的。根据官方资料，90%的爪哇人是穆斯林，这就意味

    着他们按照穆斯林的礼仪形式割包皮(如果是男孩)、成婚和下

    葬。但是，尤其是在岛的腹地和南部，昔日辉煌的印度教——佛

    教的残余，以及不朽的萨满教、万物有灵论和神秘主义是非常强

    大的。人们总是给我讲“白色的”(虔诚的穆斯林)和“红色

    的”(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但基本上是传统的)爪哇人，他们彼

    此间经常怀有深仇大恨。虽然我结识了很多一本正经的穆斯林，喜欢去传统的清真寺，但“我的”爪哇肯定是“红色的”。后来，很

    多学者因为这一偏见公允地对我进行了批评。

    我参加了古爪哇语班，主讲人是第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杰出

    爪哇学者，普尔巴扎拉卡(Poerbatjaraka)教授，虽然这与我的

    博士论文选题一点都不相关。当我在他朴素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他

    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书房的白底墙壁之一面满是鲜红的斑点，好

    像那里刚刚发生过可怕的谋杀一样。数分钟后，我恍然大悟。在

    与他亲切地聊天时，我看到他所剩无几的牙齿是鲜红的。过了一

    会儿，他把一大口红色唾沫吐到了墙上。他在嚼由来已久的东南

    亚兴奋剂，混有石灰粉的槟榔汁。不久，我参加了普尔巴拉扎卡的弟弟帕克·科德拉克(Pak

    Kodrat)讲授的爪哇音乐私人课程，他是他同代人中最著名的两

    位音乐家之一。不知不觉地，帕克·科德拉克通过日常生活而不是

    课本让我认识到了爪哇文化和语言的复杂性。我过去常常用印度

    尼西亚语和他说话，使用对长者的敬称帕克。但显然，他一时不

    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因为他是爪哇语思维。年轻的爪哇人和成人

    说话并不直呼其名。他的年岁已高到足以当我祖父了，因此他可

    以而且应该叫我“anak”或者“nak”，意思是“孩子”。如果他那样

    做，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真的尊敬他。但在他眼中，我是“白

    色的”，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我在支付他课酬。他看到了我是

    多么喜欢他，而他也觉得喜欢我，因此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他开始叫我“putro”，字面上的意思是“儿子”，但在高级的(封建

    时代的)爪哇语中，它是被社会地位低下的老人用于称呼贵族之

    子的那个词。我讨厌这个词，但我年迈的老师不愿改变意见。

    除此之外，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看各种演出，包括爪哇音乐、皮影戏、面具舞、灵魂附体等，三番五次地在爪哇穿梭。我能够

    做所有这一切，也能够让我的研究进展顺利，这(对我而言)是

    一种幸运。为了去印度尼西亚，我获得了一笔数额相当小的资

    助，只够养活我一年半，而一年半对从事任何类型的重要田野工

    作都短得荒唐，更不用说要掌握当地的语言。但是在1962年，印

    度尼西亚受到了似乎在逐月加速的通货膨胀浪潮的冲击。因为美

    元依旧是一种稳定的、保值的货币，所以，我就像所有外国人当

    时那样，利用黑市汇率设法让那笔钱延续了两年半。这一延长使

    得卡欣可以缓解对我的研究进展的支持性关切。我通常设法告诉

    他当下的政治局势，同时继续我对爪哇语的痴迷。

    我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指向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

    关系。对我这一代人而言，这是有些蹊跷的。我的同学和好朋友

    主要对像民主、法律、共产主义、宪法、经济变迁之类的东西感

    兴趣。大多数人类学家步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后尘，对当地文化感

    兴趣，但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社会规范、传统等)，不太关注

    政治。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光不但以一种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与民众联系了起来，而且为后来显影于《想象的共同体》

    的“文化主义”特色奠定了基础。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本身，我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国家博物馆和

    各种访谈之间，国家博物馆藏有1940年代以来数量庞大、虫蚀破

    烂的报纸和杂志。在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我发现了殖民时代晚

    期、日据时期和革命时期的杂志。有一本杂志叫《新爪哇》

    (Djawa BaroeNew Java)，它是日本军政府政治宣传部门宣传部

    (Sendenbu)的主要喉舌。很自然，鉴于其本质，上面尽是荒谬

    的谎言。但它非常漂亮，或许是迄今在印度尼西亚出版的最漂亮

    的杂志。

    像这样的事情在荷兰治下从未发生过。这本杂志的不同寻常

    之处在于日本人对自己的再现。一方面有年轻英俊的日本飞行员

    与他们的飞机的浪漫照片，以及富士山和樱花的形象。另一方面

    有不苟言笑的日本将军的可怕照片，包括东条英机，他戴着眼

    镜，留着滑稽的小胡子，头顶丑陋的软帽，身穿宽松下垂的军

    服。

    然而，有些照片确实是艺术品，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人的美：漂亮的照片上有孩子们在嬉戏，妇女在稻田劳作，穆斯林在祷告，年轻的爪哇男子身着薄衫练习如何用竹矛做武

    器。它们让我想起了日本版画，使我意识到除了司空见惯的残暴

    行为之外，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真正有吸引力的元

    素。基于他们在日据时期的经历，我访谈的人经常告诉我日本人

    好过荷兰人，虽然二者都妄自尊大，但日本人也可以是非常礼貌

    的。这种双重性显然让他们感到为难，姑且不论他们忍受日据仅

    仅是为赢得他们自己的未来独立这一惯常说法，我觉得他们自己

    必定已然感受到对日本人的某种亲近。杂志的目录是印度尼西亚

    语和日语双语的，这也是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犬

    儒主义与泛亚至诚团结的怪异混杂。

    我的田野工作最愉快的部分是做访谈。当时雅加达还是一个相当小的前殖民地首府城市，街区泾渭分明，经常是按照种族划

    分的。小汽车或者公共汽车并不是很多，没有立交桥，没有收费

    公路。脚踏三轮车(Betjak)——乘客坐前面、从后面驾驶的三

    轮车——仍在广泛使用，甚至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至少为了短

    途出行)；即使是在最繁忙的街道，它们也可以行驶。直到苏哈

    托时代初期，可恶的雅加达市长阿里·沙迪金(Ali Sadikin)才开

    始在越来越多的街道上禁止它们通行，以便为官员和富有的、有

    车的中产阶级让道。我弄到一辆黄蜂牌小型摩托车(Vespa)，很快就差不多熟悉了首府各地。我把它看作“我的城镇”。

    附近的外国人寥寥无几。雅加达也是一个相当“民主的”首

    府。战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其标

    志是一种简单通用语的采用。该语言以马来语为基础，而且被用

    作跨种族的贸易语言，它将成为今后的民族语言。这一选择的巨

    大优势在于此语言不但在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而且不属于任何

    某个重要的种族——语言群体。

    在1945—1949年的革命过程中，平等主义的冲动已被大大加

    强，革命是一台社会校平仪，代表了对封建传统的攻

    击。“Bung”(兄弟)是革命期间流行的一个称呼，现在依然被广

    泛用于同龄男子之间。鲜少见到有钱的印度尼西亚人，占据铭登

    区(Menteng)最好的房子的那些人是高官，他们只不过是在

    1957年荷兰人被最终驱逐的时候接管了它们。

    这种平等主义的一个标志可以在离我所居住的地方不远的一

    条街道看到。天黑之后，人行道会突然挤满下棋的人。这些人

    (总是男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与职员对弈，高管与脚

    踏三轮车司机对垒，等等。我过去常常加入他们的队伍，与其说

    是因为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下棋的时候，有机会相当随便地访

    谈我正在“挑战”的人。苏哈托统治时期，这种平等主义消失了，但在它延续期间，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

    我的青少年岁月主要是在英国受阶级支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度过的。你只需听人的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识出他们属于哪个

    阶级。势利行为无处不在；贵族、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工人阶

    级的文化截然不同。爱尔兰没有这么糟糕，但那里的阶级结构依

    然对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亚对我而言是一

    个天堂式的社会。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

    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

    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

    我很快便发现，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访谈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

    渐渐出现的精英群体。

    从1957年到1963年5月，全国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没有

    选举，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被审查，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他们生活得相当舒服。但是，国内分化严重，气氛有时候很紧

    张。我可以访谈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

    者、左右两翼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

    装叛乱入狱刚出来的)、华人、警察和士兵、当地的皇族和年长

    的官僚。我告诉他们我在研究日据时代晚期和革命早期，这差不

    多是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话题。

    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尤以我对一对兄弟的访谈

    最为神奇，哥哥是共产党政治局(Politburo)的成员，而弟弟则

    是陆军情报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长。(在“西方”，类似的事

    情是难以想象的。)哥哥工程师萨柯曼(Sakirman)个子非常矮

    小，身体肥胖，革命期间领导过爪哇中部地区的一支大受欢迎的

    左翼武装民兵组织。刚开始他对我有一些怀疑，但很快他就意识

    到，我是千真万确对他的政治青春感兴趣。他热忱了起来，给我

    讲了很多。弟弟帕尔曼(Parman)将军看起来与他哥哥非常像，但观点截然不同。当我去他家请求约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

    在他的车库里兴高采烈地玩着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玩具火车系

    统，好像他才10岁一样。他告诉我他晚上来接我。

    他是坐一辆贴有隔热膜的旧款大众汽车来的，我后来意识到

    他载我去了情报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区的安全藏身处。它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库房。我们一开始交

    谈，我就意识到了他以为我来自中央情报局，因为他自夸说他在

    共产党内部安插有非常优秀的间谍，以致他数小时内便知悉了政

    治局的决定。很费了一番口舌才让他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不是间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谈起了他在“兵补”(Heiho)[7]

    中的

    早期军事经历，“兵补”附属于日本占领军，有时候被投入太平洋

    地区的战斗，但更多时候则是被用于防御工事建设的体力活。他

    似乎相当喜欢这一段经历。

    后来，我最具启发性的一些访谈就是对于印度尼西亚士兵的

    访谈，他们曾接受过日本军队的训练，要么是作为正规军、游击

    队员(以防盟军打过来)，要么是作为情报人员。虽然因为显而

    易见的民族主义原因而彻底反对占领本身，但是他们全都非常尊

    敬他们的日本教官。若干年后，我读到一位将军的非常有趣的回

    忆录，他宣称就他的训练而言，唯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公共厕

    所。它是被向下流动的山涧溪流冲刷的。日本人坚持在上游排

    便，因此他所谓的他们臭不可闻的“香肠”(sosis)，就从在下游

    排便的印度尼西亚人面前漂过。

    只有一件事从一开始就让我烦恼：人种的问题。我从来不曾

    把自己视为“白色的”，但在一个直到最近才摆脱殖民主义的社会

    里，我发现自己频频被称作“老爷”(tuan)——一个荷兰殖民者

    曾坚持要求的称呼。仅仅因为我的肤色，一些人便向一个无足轻

    重的外国学生表示令人尴尬的敬意。不久，这就让我为印度尼西

    亚语言做出了无关紧要但持久的贡献。看着自己的皮肤，它不是

    白色的，而是粉灰色的，我意识到它与白化动物(水牛、奶牛、大象等)的肤色接近，印度尼西亚人使用非正式的词汇“白化病

    的”(bulai或者bulé)来表示这种肤色。因此，我告诉我的年轻朋

    友们，我和看起来像我的人应当被称作“白化病的”(bulé)，而

    不是“白色的”(putih)。他们喜欢这个主意，并把它扩散到了他

    们认识的其他同学中间。渐渐地，它传到了报纸和杂志上，直到

    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十多年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白人”同事给我写了一封无

    意冒犯的信，抱怨印度尼西亚人是何等的种族主义，以及他是多

    么痛恨被称作“白化病的”，我乐不可支。因此我请他在镜子里看

    一眼自己的皮肤，再想想他是否真的希望被称作“老爷”。我也告

    诉了他是我在1962年或者1963年发明了这个词的新含义。当他拒

    绝相信的时候，我说道：“你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印度尼西亚历史

    学家。我和你赌100美元，你不可能在1963年之前的任何文献中

    找到‘白人’意义上的‘白化病的’。”他没有接受这个赌注。

    采访雅加达以外的人甚至更加有趣。虽然我去过巴厘岛几

    次，还有一次去北苏门答腊待了两周，但这些谈话大多数是用爪

    哇语进行的。旅行到爪哇(巴厘岛除外)以远在那个时候是非常

    困难的。轮船很少，非常陈旧且严重超载。只有一家航空公司，是国有的，座位很难弄到，因为大多数都被军方人员和忙碌的官

    员们占用了。1958年春爆发的地区叛乱尚未完全平息。事实上，即便在爪哇激进穆斯林的“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叛乱已经

    过去十余年了，他们的势力在西爪哇的丘陵地带依然是非常强。

    我总是被告知，去万隆(Bandung)这座城市是何等的危险，尤

    其是在晚上——我肯定会被“伊斯兰之家”谋杀。实际上，那里根

    本就不危险，我去了很多次。“伊斯兰之家”与军方之间有一个君

    子协定，后者在白天控制主干道，而前者则在晚上接管。

    在爪哇乡村旅行要求有一些韧性和创造力。除铁路之外，那

    里有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卡车、马和马车、矮种

    马、牛车和独木舟。在高海拔地带，只能骑矮种马。成长于为马

    疯狂的爱尔兰，骑马对我而言豪不费力。但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一直是卡车。在康奈尔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于搭便车长途旅行，去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司机很高兴让年轻人搭车，搭

    便车的人从不担心会被那些让他们搭车的人谋杀。在爪哇，在那

    些遥远的日子里，搭便车(ngompreng)是司空见惯的，我猜想

    卡车司机很高兴见到一个年轻的“白化病”人在路边伸出拇指。如

    果司机是独自一人，你就可以在他边上坐几个小时，享受妙不可

    言的谈话，关于鬼、恶灵、足球、政治、坏警察、姑娘、萨满教巫师、地下彩票、占星术等等。要不然，你就爬到后面敞开的地

    方，日落之后尤其棒，这时你可以站起来，感受凉风拂面。

    一天晚上，一位善良的卡车司机让我和一些朋友在一个离婆

    罗浮屠(Borobudur)大约两英里的地方下了车。婆罗浮屠是一座

    富丽堂皇的佛教佛塔，建于公元10世纪，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佛

    塔。我们借助满月的光亮走完了余下的路程，在主佛塔的最高平

    台上一觉睡到了天亮，就在释迦牟尼像旁边。没有卫兵，没有旅

    馆，没有喧嚣的音乐，没有小贩，没有门票。宁静得让人乐而忘

    忧，就像它在千年之前可能的样子。另一次，我和其他的一些学

    生朋友搭了一辆满载臭烘烘的肥料的卡车。司机拿出来一些垫

    子，以便我们可以或坐或卧而不把身上弄脏。我们多次在检查站

    受阻，但警察刚一闻到臭味，看到有“白化病”年轻人在一堆污物

    上面打盹，就让司机通过了。不过当我们在玛琅市郊区下车的时

    候，开心不已的司机对我们的帮忙感激不尽。因为在大约一英尺

    厚的肥料下面，有大量违禁的生橡胶。这使我开始对走私有所了

    解。

    在这里，更加具体地讲一些当时进行的访谈可能是一个好主

    意。首先是语言。印度尼西亚语是通用语言，差不多我的所有访

    谈都会用到。接受过荷兰式教育的受访人经常会突然说荷兰语，或者使用荷兰语单词来炫耀他们更为高级的地位。有时候难以决

    定是否要假装完全不懂荷兰语，或者是装作比我的实际水平懂得

    多。就我的众多爪哇语受访人而言，如果我顺带说出一些爪哇语

    单词或者表达方式，经常都是有帮助的。使用这些语言的最佳方

    式是用于玩笑。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都很有幽默感，跨语言的玩

    笑总能化解社交中的尴尬气氛。

    我曾料想会发现访谈女人难于访谈男人，直到我发现女人在

    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原因。就像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一样，爪哇人

    的血统是对等的，所以，母亲的家庭与父亲的家庭同等重要，母

    亲的家庭“买”女婿，他通常与他妻子的父母一起生活。(离婚也

    是非常容易的。)在某些地区，孩子们差不多总是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只有一个。除了在一些贵族圈子里，这些名字与他

    们父母的名字没有任何联系。父母从子女得名制(teknonymy)

    是一种常规做法，所以，如果给一个孩子起名“萨

    明”(Samin)，其父母在社交中就不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名字被称

    呼，而是被称作萨明的父亲或者母亲。女人通常有她们自己的收

    入，并且可以自己掌控。因此，采访女人很容易，尤其是关于政

    治联姻和家谱等主题。

    那个时候没有笔记本电脑，甚至没有电子打字机。磁带录音

    机虽然存在，但对任何真诚而自在的交流而言，都是大忌。(我

    从未使用过它们。)因此，人们不得不要么记住所有访谈，即刻

    冲回“家”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把它们打出来，要么用手写。我自

    己的记忆方法是根据话题进行思考，有时需要在访谈期间悄悄地

    把它们记下来：荷兰习惯、不错的日本人、金钱、武器、收音

    机、腐败等等。这是对听力和记忆力的极好训练。

    回过头看，我所进行过的最为重要的访谈或许是1962年4月

    与前海军少将前田精(Maeda Tadeshi)的两次长谈，在老式的、蚊蝇肆虐的、殖民时代的黛茵德斯酒店(Hotel des Indes)。战前

    他驻扎在英国，因此懂一些英语。战争期间，他在雅加达驻扎的

    时候，也学了一些印度尼西亚语。因此，我们混合了多种语言进

    行交谈。他差不多是我曾经交谈过的第一位日本人，我是再幸运

    不过了。他的威严令人印象深刻(即使仅仅身着衬衣，因为那是

    伏天最热的时候)，是一位真正的绅士，谦虚、真诚且迷人。

    (天晓得他怎么看待这个年轻的“白化病”人。)我从关于近代日

    本的书籍中了解到，19世纪末以来，关于这个国家在亚洲的急速

    军事扩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信奉征服是为了建立一个

    像那些欧洲帝国一样庞大的帝国。另一种观点被称作“泛亚主

    义”(Pan-Asianism)，信奉日本的任务是把亚洲从西方世界解放

    出来。

    1935年，英国决定让缅甸从英属印度脱离出来，还颁布了一

    部专门的基本法。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巴莫(Ba Maw)博士，成了这个国家在英国总督治下的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因为

    选举受到了英国的操控，他在1939年失去权力，之后接触了一些

    泛亚主义的军事游说分子。1941年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国

    会上宣布：“如果缅甸人民主动与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日本会很乐意准予缅甸独立。”一年之后，日本军队与主要

    招募生活在暹罗的缅甸人的缅甸独立军(Burma Independence

    Army)联手，把英国人赶出了缅甸。1943年7月，日本和缅甸之

    间的联盟条约在皇宫签署，巴莫博士成为了国家元首。

    与此同时，在菲律宾发生了类似的事情。1935年，美国允许

    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成为首位选举产生的总统，并

    许诺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但是，当日本占领发生，奎松与大多

    数美国人一道逃到美国的时候，参议员何塞·劳雷尔(José

    Laurel)成为了总统，获得了跟巴莫博士在缅甸一模一样的地

    位，以及不日独立的诺言。类似的东西从未在印度尼西亚发生

    过。1943年底，首相小矶国昭只是许诺了“过些时候”独立，也从

    未出现过印度尼西亚国家元首。随着希特勒在1945年4月垮台，东京意识到日本将面临全面溃败，在印度尼西亚的军官们认为他

    们将为了天皇的利益战斗到死。但还有包括前田精在内的其他

    人，他们认为无论代价有多大，他们应该尽快兑现独立的诺言。

    当美国的原子弹在8月6日毁灭了广岛、三天后毁灭了长崎的

    时候，大结局到来了。8月15日，天皇通过电台宣布立即投降。9

    月2日，他命令所有武装人员放下武器。

    有些人成功倡议大部分日本武器应该悄悄地留给“祖国捍卫

    者志愿军”(PETA)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前田就位列其

    中。“祖国捍卫者志愿军”从1943年开始接受训练，假如受到盟军

    攻击(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要与日本人并肩战斗。如果没有一

    支军队，这个国家将重新变为荷兰殖民地。他还认为这个国家必

    须有一个得力的国家元首，即苏加诺。但是，8月16日，一小股

    年轻的激进分子绑架了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后者是倍受尊敬的二号人物。这些年轻人认为这对搭档没有勇气，不会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是前田联系上了

    激进分子，劝说他们释放了受害人，继而设法在他家里安排了一

    次各派之间的和解会议。但他睡觉了，没有介入。8月17日快到

    中午的时候，苏加诺和哈达宣告了一个自由的印度尼西亚的诞

    生。前田则确保了军方不会制造任何麻烦。

    前田相当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战争是一场愚蠢的灾难(这

    与日本海军认为日本陆军荒唐这一观点是一致的)。在他眼里，自己作为雅加达“海军联络办公室”(Kaigun Bukanfu)主任的作

    用就是帮助印度尼西亚赢得独立，这是与之前的构想一致的，即

    日本应当促进亚洲的解放，而不是将其征服并纳入日本帝国。

    我从前田的访谈中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他详细说起了他

    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尽力去做、没能做成、设法做成之事。关

    于他在印度尼西亚能够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这一复杂过程

    中的作用，他是很谦虚的。他确乎为之骄傲的东西仅仅是他曾介

    入说服军方领导人，让印度尼西亚人自我决断。他故意没有参加

    印度尼西亚人关于独立宣言的最后讨论。后来，当我访谈与前田

    共过事、与海军联络办公室有过合作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时候，我

    得知他们都非常尊重他，包括宽厚的共产主义者和独立领袖维卡

    纳(Wikana)，即使他们痛恨日据政权。

    因为三个彼此不同的原因，我与前田的谈话是关键性的。第

    一，他让我开始以一种比之前更为复杂的方式思考日本。为了帮

    助西海岸不幸的日裔美国人，卡欣已然尽力而为，但他曾受训对

    日本作战，而我在“二战”期间还不过是个孩子。这种代际和文化

    差异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日本——亚洲之光》(“Japan, the

    Light of Asia”)中显露了出来，它不但描述了日据政权的残酷与

    剥削，而且证明了倘若不承认日本人的贡献，就无法理解印度尼

    西亚革命。第二，前田让我第一次思考了个人的作用。第三，也

    是最重要的一个，他让我渐渐调整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我原本打算仅仅把日据处理为晚期荷兰殖民主义、日据、革命、宪政民主、指导式民主这一序列中的一个短暂且独立的时

    期。但是，我越是看到证据，越是开始反抗简单划一的事件顺

    序，并最终决心打破这一模式。我必须考虑日据与革命之间的联

    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论文有意识地跨越二者，仔细考察1944—

    1946年的原因。在学术关注聚焦于高层精英的时候，为什么革命

    与日据被视为对立物是可以理解的？但精英之下呢？正是从这个

    困惑中，我的论文《年轻人的革命》(“Pemuda Revolution”)诞

    生了，它正确或者错误地主张，革命背后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

    义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代人，他们是由自

    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复杂经历所形塑的。

    这极好地证明了卡欣对他学生的厚爱、他的谦虚，以及他在

    智识上的宽宏大量。他不但大力支持一个在其博士论文中反对他

    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里提出的一些论点的学生，而且帮助落实了该论文的快速发表。事实上，我们两个在一定程

    度上都错了，因为我们不懂日语，无法利用很多日语文献。差不

    多半个世纪以后，大卫·詹金斯(David Jenkins)——我的一位好

    友，研究印度尼西亚军事史的顶级专家——借助无数文献和在日

    本的个人访谈证明，是在爪哇的日本高级军官让革命变为了事

    实。

    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初的波茨坦会议期间，麦克阿瑟

    (MacArthur)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Southwest Pacific

    Command)的负责区域突然被移交给了蒙巴顿的东南亚战区司令

    部(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然而，蒙巴

    顿并没有对这个地区实施控制所必需的兵力、运输工具、武器，以及有效了解当地的政治运动。因此，直到9月15日，他的一些

    军官才到达爪哇。在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和这次登陆之间的一个

    月里，日本高层指挥官获得了时间为印度尼西亚革命者秘密提供

    七万二千支轻武器、一百多万发子弹、若干迫击炮和野战火炮。

    詹金斯正确地观察到，倘若没有这一帮助，独立革命便是不可能

    的，蒙巴顿也不会放弃占领整个爪哇岛并将其归还荷兰人这一想

    法。1964年4月，我的田野工作宣告结束。同年夏天，我在荷兰

    研究关于印度尼西亚日据时期和终结殖民主义的独立革命的荷兰

    语资料。碰巧就在那个夏天，阿姆斯特丹爆发了左翼的普罗沃运

    动(Provo Movement)。它是1960年代见诸德国、法国、美国、日本、英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的激进运动的先驱。普罗沃党(the

    Provos)包括左派知识分子、学生、波希米亚人、无政府主义

    者、无家可归者和几个投掷炸弹的破坏分子，他们以嘲讽政府、君主制、警察和大资本家著称。比如，他们曾把一个巨大的印有

    侮辱当权者标语的氦气球放到了大中央火车站的顶部。警察只有

    两种选择：要么笨拙地爬上高高的消防员楼梯，要么射落气球。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来往工作的人都会笑掉大牙。不做研究的时

    候，我就饶有兴致地跟踪普罗沃党的活动和宣言。

    8月，我回到了康奈尔，当时正值约翰逊总统利用所谓的东

    京湾(Gulf of Tonkin)事件作为1965年2月大举进攻越南的借

    口。从那时起，反战运动遍布高校。在康奈尔，卡欣本人是约翰

    逊外交政策强有力的批评者，他的研究生大多是他的追随者。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急剧恶化。将军们

    控制了大公司和种植园，正在组织一切反共团体。共产党很强

    大，但1950年以来，它一直致力于选举政治，并没有武装力量。

    苏加诺继续保护共产党，但他的影响越来越弱。10月1日凌晨，由于坚信反对苏加诺的政变即将发生，由愤怒的军官所带领的士

    兵杀死了五名高级将军，谴责高级军官们腐败、性行为不道德、对普通士兵的生活不闻不问。

    苏哈托将军接管了军队，并于当天晚些时候平定了叛乱。第

    二天，除由军方控制的以外，所有报纸一律停刊，所有电视频道

    一律关闭。10月3日，苏哈托宣布，杀戮应由共产党人负责。随

    后出现了针对一切共产党党员或者疑似同情者的大屠杀。屠杀进

    行了三个月，执行者不但有军方，还有成千上万的武装穆斯林。

    至少有50万左翼分子死亡，若干其他的左翼分子饱受折磨，被送

    往了遍布全国的苏哈托劳改营。我们这里的三个康奈尔人决定联手分析所发生的一切。在致

    力于研究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历史

    之前，鲁思·麦克维是一位苏联专家。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工作期

    间，她结识了很多共产党人。和弗雷德·邦内尔(Fred Bunnell)

    还是研究生。我们非常走运，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里有截至9月30

    日的大量印度尼西亚报纸和杂志。我们放下了其他所有工作达三

    个月，秘密进行“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政变初

    探”(“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1，1965，Coup in

    Indonesia”)，并在1966年第一周完成了研究。

    我们的分析暂时主张，“未遂政变”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印度尼

    西亚军方的内部冲突，而不是如苏哈托及其支持者所坚持的那

    样，是共产党。因此我们设法让文件保密，仅限于我们信任的一

    些学者，以防印度尼西亚籍的康奈尔研究生或者我们认识的印度

    尼西亚朋友遭到逮捕、折磨甚至谋杀——尽管事实是这些人中谁

    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初探”泄露了出

    去，同时让苏哈托的人和美国国务院(他们正在积极扶持苏哈

    托，因共产党人的毁灭而兴高采烈)怒不可遏。

    非常碰巧，1965年夏天，我和鲁思、弗雷德萌生了创办一本

    印度尼西亚半年刊的想法。卡欣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我们在第一

    期(1966年4月)发表了源自各种团体的一长串文献。我们没有

    奢望刊物能长命，但它已然延续了五十年。

    1972年，我得知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将永不给我签

    证，因此，在一次访问伦敦期间，我请求采访了那里的大使阿杰

    将军(General Adjie)。在一次关于他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友好谈

    话之后，他礼貌地主动提出帮助。当我提及签证问题，他立即对

    此进行了安排。因此，我得以回到印度尼西亚，虽然事实证明非

    常短暂。在那期间，我偶然发现了一份情报局的报纸，谴责该国

    的四个敌人。让我觉得吃惊和可笑的是，它认为敌人是《华尔街

    日报》(它揭露了大量军界腐败)、莫斯科的塔斯社

    (TASS)、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康奈尔。官方花了两周多时间才发现我已到雅加达。当他们最终发现的时候，我被赶了出

    来，并且在随后的27年中一直被禁止入境，直到苏哈托独裁政权

    垮台。

    我知道一旦被驱逐，我要在很久之后才会获准回到这个国

    家，因此，我不得不思考接下来做什么。我认真地考虑过转移至

    斯里兰卡，从孩提时代起它就占据了我的想象。但是在随后的

    1973年，从暹罗传来了自1958年延续至今的沙立—他侬—巴博

    (Sarit-Thanom-Praphat)军事独裁政权[8]

    垮台的消息。一个由泰

    国国立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前校长讪那·探玛塞

    (Sanya Thammasak)教授领导的平民政府被建立了起来，它结

    束了新闻审查，赋予了民众组织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权利，并

    准备着手制定一部民主宪法。

    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但对泰国人如此，而且对

    一个正好被印度尼西亚军事独裁惩罚过的人同样如此。我有很多

    曾在康奈尔或者康奈尔附近求学的泰国朋友，尤其是查威特·卡塞

    提斯里(Charnvit Kasetsiri)，他最终曾短暂担任过泰国国立法政

    大学校长。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即将来临(1974—1975学年)，因此我决定去暹罗学习语言，并开始做些研究。

    相较于1962—1964年间身处印度尼西亚，这是一次截然不同

    的经历。我现在差不多40岁了，是一个忙得团团转的教授，而不

    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学生。泰语我一字不识，对暹罗历史和文化的

    了解也相当浅薄。但回归学习，而不是教学，感觉很好。每天早

    晨我都骑摩托车到曼谷市中心的美国大学校友会(American

    University Alumni, AUA)去和一小群其他外国学生一起上语言

    课，比如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等。女人一如既往地比男人学

    得快得多，因为据说她们对犯错误的尴尬要少得多。

    在此过程中，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某种我之前几乎没有注

    意过的东西：美国人如何组织东南亚语言的教学。课程全部集中

    于经常用得上的日常用语。“邮局在哪里？”“理发多少钱？”“你的小儿子非常可爱。”学习阅读泰语是后来的事情，而且是非强制

    性的。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除了一位中年日本商人，我的同

    班同学中谁都未曾学过使用非罗马书写系统，因此，泰语字母拼

    写似乎异乎寻常地困难。

    对于泰国文学，或是任何泰国语言之“美”，学校完全没有任

    何兴趣。与欧洲语言教学的反差再大不过了。古典拉丁语和希腊

    语是“不再通用的”语言，不再有人会说，因此，我们年轻时在伊

    顿公学集中全部精力阅读极具文学素养的作品。法国人、德国人

    和俄罗斯人也本着同样的教学精神。我可以很好地阅读法语和用

    法语写作，但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法语。

    我在美国大学校友会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总是感觉有所欠

    缺。最后，我不得不在朋友的帮助之下自学阅读。我很幸运能够

    与查威特(现在是教授)，他的妹妹、妹夫，以及他的外甥女住

    在一起，他们常常设法帮助我练习。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影

    响，当我着手写作我讨论泰国的第一本书《镜中：美国殖民时代

    暹罗的文学与政治》(In the Mirror：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时，主要考察了泰国当代小说，以及它如何

    应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革、当下政治冲突和美国的影响而变化。

    我不能说我在暹罗的第一年做过任何严肃的或者专心的研

    究。我的泰语依然太初级，语言课耗费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

    力。我确乎勉力而为的是精读几乎所有关于暹罗的英语著述(在

    那时依然不是很多)，以及为今后写作政治学论文追踪新闻并做

    剪报。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从1973年底到1975年初，这个国家

    的政治是令人激动的。由1947年以来几乎未曾中断的右翼军政府

    所施行的压制暂时消失了。很多被独裁者查禁的重要左翼书籍重

    新出版，并且广受欢迎。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有两三个

    在不同程度上属于中左翼。当近三十年来第一次举行自由选举的

    时候，一个非常年轻、骑自行车参加竞选的穷教师当选都是可能的。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很高兴看到我在康奈尔大学的一

    些同班同学开始以政治家的身份登场，加入了这个或者那个进步

    政党，包括社会学家汶沙侬·汶裕耶那(Boonsanong

    Punyodyana)博士。学生们在政治上极其活跃，再一次朝着左翼

    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大众音乐诞生的年代，即“为生命而歌”，我们很快便融入其中。

    但是，在原本明亮的政治天空中有两团乌云。隐在黑暗深处

    的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溃败的先兆。在曼谷，中央情报局情报站

    站长扬言，倘若印度支那各国倒向共产主义，下一个“多米诺”便

    将是泰国，因为自1960年代末以来，有一支地方性的共产主义游

    击力量已经在那里得势。所有这一切日益在右翼团体中制造出一

    种恐慌，王室也包括在内。到1975年年中的时候，他们开始以越

    来越暴力的手段发起攻势。

    第二团乌云是美国在这个国家的巨大存在：将近五万军事人

    员驻扎在数十个军事基地，其设立主要是为了轰炸老挝、越南和

    柬埔寨的共产党控制区域，支持这些国家的右翼团体。这一存在

    的社会后果很快就非常明显了：海洛因毒瘾的新式蔓延、被遗弃

    的混血儿童、规模史无前例的有组织卖淫、大众文化的美国化等

    等。日本与美国的密切(且有竞争)联系也导致了针对日本企业

    和日本投资的抵抗运动，后者充斥在因已成规模的按摩院“产

    业”而众所周知的“色情旅游业”。

    以上因素催生了一种新的让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它既不局限

    于左派也不局限于右派。巨大的压力使克立·巴莫(Kukrit

    Pramoj)总理这位温和的保守派，筹划了撤走所有美军，建立了

    与“红色”中国的外交关系。

    在我离泰返美之后，对进步的工人和农民组织领导、左派学

    生，甚至温和的左翼政治家的暗杀日渐稀松平常了。1976年春，温和的泰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Thailand)总书记，康奈尔

    的汶沙侬博士在他郊区的家门口遭到了枪杀。结局于同年10月6日上演：受王室保护的便衣边防警察在一帮右翼暴徒的配合之

    下，袭击了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数十名年

    轻人。军方推翻了现有的温和的平民政府，接手的是由一位与王

    室关系非常密切的高级法官所领导的极端主义政府。成百上千的

    人遭到逮捕，成千上万的人逃到乡下，在那里他们栖身于共产党

    游击队中间。

    当我设法联合美国的泰国专家与我一起，在一封将被寄给

    《纽约时报》的措辞强硬的抗议信上签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同

    意。除我自己以外，仅有的联名签署者是我可敬的老师卡欣、我

    的同道印尼专家丹·列夫、耶鲁大学的吉姆·斯科特(Jim Scott)

    ——他刚启动了了不起的东南亚农民抵抗比较研究系列——以及

    中国专家孔杰荣(Jerome A.Cohen)。我敢肯定大多数专家都对

    谋杀感到震惊，但他们担心倘若自己开口，就无法再获准回到他

    们所热爱的暹罗。不出数年，在苏哈托吞并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

    汶这一血腥尝试之后，我得到了同样的教训。发表过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