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药品采购与价格政策研读 社会药店层面的价格和费用管理(
澳大利亚PBS面向非住院患者提供药品保障，并制定药品在社会药店流通的价格和管理措施。
以基本价格为核心搭建药价体系
2014年之前，PBS计划中的定价委员会(PBPA)负责与药厂谈判，提出建议并由卫生部最终定价。定价方法上，大部分药品采用基本定价方法，即按成本加成确定某一化学名或治疗亚类药品中厂家可接受的最低价格，加上批发加成率，形成批发价或基本价格。同类其它药品若能证明其产品在临床和成本效益等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该药品的价格可以高于最低价格，称为品牌溢价，溢价幅度一般在15%~40%。
2012年前，PBS对药品的定价具体到剂型、规格和厂家，每个品牌、规格的产品均单独为其设定价格。2012年药品定价机制改革后，引入“药量单元”概念，并且不再区分厂家，只针对一个化学名药品的最小“药量单元”进行定价，其它规格药品按用量等比例自动形成价格。在价格测算上，2012年之后，PBS对基本价格的测算改为以出厂价为标准，不再考虑批发加成的部分。原价格中批发加成部分改由药店、批发商和厂家内部消化。在药品批发和零售环节，实行差价率(额)管制。
, 百拇医药
PBS对药品的支付和费用控制
PBS把药品的基本价格作为报销参考价，只按基本价格进行报销，价格高出基本价格的药品，超出部分患者自付。但药品费用并非药房收取的唯一费用。药房收费时，还要加上药品零售加成、药事服务费(调剂费)以及特殊药品费等费用，汇总形成处方总费用, 简称为处方价。处方价减去其中患者自付部分，就是PBS向药房的支付额度。处方价是药店销售药品时可以获得的总收入。
对于部分费用难以控制的药品，采取总额付费方法定价，即对该药在全国的使用，PBS只支付一个总额，超出部分企业自付或与政府分担。
发挥药师作用促进仿制药替代
2008年PBS开展控费改革。一是仿制药替代，允许社会药店的药剂师在不高于原处方药品价格的情况下，把品牌药更换为仿制药，每替代一次PBS支付药剂师1.5澳元。二是强制降价。2008年，对所有通用药一次性降价25%，此后每年强制降价2%。规定PBS目录同一化学名下，有新药纳入后，所有药品一次性降价12.5%。三是调整流通环节社会药店加成方法，提高低价药品加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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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纳入医院改革计划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PBS开始允许其为出院患者或非住院患者提供PBS药品，此时PBS只支付对药品核定的出厂价外加上浮11%的部分作为批发费用，不支付零售加成、药事服务费、药品损耗等额外费用。
新药谈判形成价格
为提高新药纳入PBS的速度，2014年4月1日起，该国卫生部停止了PBPA的工作环节，直接开展与药企的谈判定价工作，使得新药纳入时间缩短4周。具体方法为，获得药品福利计划委员会推荐后，药企要在5周内完成定价申请，并提供成本细节。卫生部与企业就药品价格和风险分摊协议进行谈判，双方致力于达成量价协议，规定药品销售量和价格水平，以及一旦销量达到规定限额企业继续降价的幅度，或销量超过一定限额后向联邦政府返款的比例。
谈判主要考虑如下因素：药品福利计划委员会的推荐、申请方提出的价格、竞争药品的价格及使用情况、生产该药品的成本及相关价格。卫生部长或其代表可做出如下选择：接受该价格、提出更低的价格并启动再次议价、在价格基础上制定风险分摊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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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间，澳大利亚公立医院药品支出约为19.2亿澳元，占医院经常性支出的4.6%。全国药品支出占经常性卫生支出的比例为14.2%。门诊用药方面，2007-2008年PBS运行总费用为94澳元,其中个人支付比例占13.8%。2013-2014年，PBS运行总费用为107亿澳元，6年累计增长13.8%，年均增长2%。可以认为是有效控制了药品费用，实现了既定的国家药物政策目标，也值得国内借鉴。
1.体制机制清晰顺畅 澳大利亚卫生部统管医疗、保险和药品，卫生部长直接向总理和议会负责，不同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医疗、药品、保险等机构之间没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纠葛，尤其是以预算为基础开展药品价格管制和费用控制，行政部门具有充分的资源组织工作，决策效率高，实施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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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参与灵活决策 围绕控制药品价格形成，澳大利亚吸纳企业、医生、患者等不同利益主体加入分析评价过程，在价格制定过程中引入谈判机制，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在价格制定方法上，针对不同药品分别采用基本定价(成本加成定价)、品牌额外定价、治疗组额外费用定价、总额付费等不同方法，体现了工作的深入性和细致性，最终把药价稳定在适宜水平。
3. 强力推进价格改革 为有效控制费用，维持PBS运行的经济可持续性，2008年、2012年和2014年，PBS分别开展了药品价格削减改革、药品定价方法改革、药品定价主体改革。改革中，政府对价格的直接削减和控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卫生部的责任日益加强，对于确保通过药物政策提高全民健康保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4.高度重视循证证据 PBS专家委员会在药品价格工作中主要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分析药品的试验资料、成本效果和经济性指标，向卫生部提供决策依据。卫生部主要负责行政审查、批准目录和新药的国家级价格谈判。两者的密切合作，体现了药品领域决策的专业性和政治性的混合特征，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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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广集中采购政策 澳大利亚州级政府组织公立医院药品和耗材等集中采购，与我国的省级集中采购政策类似。维多利亚州政府组织集中采购形成价格，医院负责进货和支付资金，两者通过政府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新南威尔士州则实施长效合同并加强合同管理。为保障药品供应，两个州在必要时均采取多家中标的做法。2014年起，卫生部直接承担全国PBS药品的价格谈判工作，签订全国性量价协议。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参考。
(傅鸿鹏供职于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朱明来自北师大实验中学) (■傅鸿鹏 朱明), 百拇医药
以基本价格为核心搭建药价体系
2014年之前，PBS计划中的定价委员会(PBPA)负责与药厂谈判，提出建议并由卫生部最终定价。定价方法上，大部分药品采用基本定价方法，即按成本加成确定某一化学名或治疗亚类药品中厂家可接受的最低价格，加上批发加成率，形成批发价或基本价格。同类其它药品若能证明其产品在临床和成本效益等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该药品的价格可以高于最低价格，称为品牌溢价，溢价幅度一般在15%~40%。
2012年前，PBS对药品的定价具体到剂型、规格和厂家，每个品牌、规格的产品均单独为其设定价格。2012年药品定价机制改革后，引入“药量单元”概念，并且不再区分厂家，只针对一个化学名药品的最小“药量单元”进行定价，其它规格药品按用量等比例自动形成价格。在价格测算上，2012年之后，PBS对基本价格的测算改为以出厂价为标准，不再考虑批发加成的部分。原价格中批发加成部分改由药店、批发商和厂家内部消化。在药品批发和零售环节，实行差价率(额)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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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对药品的支付和费用控制
PBS把药品的基本价格作为报销参考价，只按基本价格进行报销，价格高出基本价格的药品，超出部分患者自付。但药品费用并非药房收取的唯一费用。药房收费时，还要加上药品零售加成、药事服务费(调剂费)以及特殊药品费等费用，汇总形成处方总费用, 简称为处方价。处方价减去其中患者自付部分，就是PBS向药房的支付额度。处方价是药店销售药品时可以获得的总收入。
对于部分费用难以控制的药品，采取总额付费方法定价，即对该药在全国的使用，PBS只支付一个总额，超出部分企业自付或与政府分担。
发挥药师作用促进仿制药替代
2008年PBS开展控费改革。一是仿制药替代，允许社会药店的药剂师在不高于原处方药品价格的情况下，把品牌药更换为仿制药，每替代一次PBS支付药剂师1.5澳元。二是强制降价。2008年，对所有通用药一次性降价25%，此后每年强制降价2%。规定PBS目录同一化学名下，有新药纳入后，所有药品一次性降价12.5%。三是调整流通环节社会药店加成方法，提高低价药品加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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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针对纳入医院改革计划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PBS开始允许其为出院患者或非住院患者提供PBS药品，此时PBS只支付对药品核定的出厂价外加上浮11%的部分作为批发费用，不支付零售加成、药事服务费、药品损耗等额外费用。
新药谈判形成价格
为提高新药纳入PBS的速度，2014年4月1日起，该国卫生部停止了PBPA的工作环节，直接开展与药企的谈判定价工作，使得新药纳入时间缩短4周。具体方法为，获得药品福利计划委员会推荐后，药企要在5周内完成定价申请，并提供成本细节。卫生部与企业就药品价格和风险分摊协议进行谈判，双方致力于达成量价协议，规定药品销售量和价格水平，以及一旦销量达到规定限额企业继续降价的幅度，或销量超过一定限额后向联邦政府返款的比例。
谈判主要考虑如下因素：药品福利计划委员会的推荐、申请方提出的价格、竞争药品的价格及使用情况、生产该药品的成本及相关价格。卫生部长或其代表可做出如下选择：接受该价格、提出更低的价格并启动再次议价、在价格基础上制定风险分摊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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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间，澳大利亚公立医院药品支出约为19.2亿澳元，占医院经常性支出的4.6%。全国药品支出占经常性卫生支出的比例为14.2%。门诊用药方面，2007-2008年PBS运行总费用为94澳元,其中个人支付比例占13.8%。2013-2014年，PBS运行总费用为107亿澳元，6年累计增长13.8%，年均增长2%。可以认为是有效控制了药品费用，实现了既定的国家药物政策目标，也值得国内借鉴。
1.体制机制清晰顺畅 澳大利亚卫生部统管医疗、保险和药品，卫生部长直接向总理和议会负责，不同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医疗、药品、保险等机构之间没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纠葛，尤其是以预算为基础开展药品价格管制和费用控制，行政部门具有充分的资源组织工作，决策效率高，实施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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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参与灵活决策 围绕控制药品价格形成，澳大利亚吸纳企业、医生、患者等不同利益主体加入分析评价过程，在价格制定过程中引入谈判机制，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在价格制定方法上，针对不同药品分别采用基本定价(成本加成定价)、品牌额外定价、治疗组额外费用定价、总额付费等不同方法，体现了工作的深入性和细致性，最终把药价稳定在适宜水平。
3. 强力推进价格改革 为有效控制费用，维持PBS运行的经济可持续性，2008年、2012年和2014年，PBS分别开展了药品价格削减改革、药品定价方法改革、药品定价主体改革。改革中，政府对价格的直接削减和控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卫生部的责任日益加强，对于确保通过药物政策提高全民健康保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4.高度重视循证证据 PBS专家委员会在药品价格工作中主要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分析药品的试验资料、成本效果和经济性指标，向卫生部提供决策依据。卫生部主要负责行政审查、批准目录和新药的国家级价格谈判。两者的密切合作，体现了药品领域决策的专业性和政治性的混合特征，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 百拇医药
5.推广集中采购政策 澳大利亚州级政府组织公立医院药品和耗材等集中采购，与我国的省级集中采购政策类似。维多利亚州政府组织集中采购形成价格，医院负责进货和支付资金，两者通过政府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新南威尔士州则实施长效合同并加强合同管理。为保障药品供应，两个州在必要时均采取多家中标的做法。2014年起，卫生部直接承担全国PBS药品的价格谈判工作，签订全国性量价协议。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参考。
(傅鸿鹏供职于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朱明来自北师大实验中学) (■傅鸿鹏 朱明), 百拇医药